江西
1959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王家烈，走进了中南海。谈话开始时，毛主席没有立即谈往事，而是先问他的生活、工作和身体情况。王家烈一一回答，气氛平和。这个曾经掌握贵州军政大权的人，此时已经是贵州省政协副主席。
王家烈谈到过去，主动说：“主席，我以前犯过不少错误。”
毛主席回答：“你能想通，站到人民这边，就是好的。”
话题临近结束，毛主席忽然问道：“你在贵州，有没有见过钟赤兵？”
王家烈点了点头。三年前那场茶话会的情景，立刻浮现在眼前。那次见面，他面对的不是一纸公文，也不是战场上的对手，而是一位失去右腿的将军。
王家烈1893年出生于贵州桐梓县，早年家境贫寒，曾靠背盐谋生，后来进入黔军。20世纪30年代，贵州地方势力复杂，军政关系盘根错节，他凭借军队和地方势力逐渐成为贵州的重要人物。
那时的西南军阀，名义上受南京政府节制，实际上各有算盘。蒋介石希望借中央军进入西南，削弱刘湘、龙云、李宗仁以及王家烈等地方实力派。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这种矛盾被进一步放大。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蒋介石把这看成插手西南的机会，要求王家烈配合“追剿”。王家烈清楚，红军战斗力强，黔军若正面硬拼，很可能损失惨重，于是打算保存实力，尽量让红军通过。
问题在于，他判断错了红军的方向。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王家烈震动不小。遵义驻有黔军部队，却很快失守，这不仅暴露出黔军战斗力有限，也让王家烈在蒋介石面前更加被动。此后，红军主动撤出遵义，准备在运动中调动敌人。
王家烈没有想到，红军很快又杀了个回马枪。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二渡赤水，红三军团奉命攻打娄山关。钟赤兵时任红三军团第十二团政治委员，率部赶到桐梓后，得知第十三团已经在关口附近交战，随即投入战斗。
娄山关地势险要，点金山又是重要制高点。钟赤兵指挥部队连续突击，夺取了阵地。王家烈部组织反扑，战斗很快进入白刃相接的阶段。
钟赤兵在冲锋中负伤，警卫员要背他下去，他却说：“擦破点皮，不碍事，快去打敌人！”
伤口越包越厚，鲜血仍然渗出。团部命令他撤下阵地，可他没有等伤口处理完，仍然拖着伤腿继续指挥。直到再也支撑不住，他才倒在血泊中。
战斗结束后，医生检查发现，钟赤兵的右腿伤势严重，必须截肢。红军医疗条件十分简陋，手术没有现代设备，麻醉药也极为缺乏。这样一场手术，靠的是医护人员的经验，更靠伤员本人的意志。
彭德怀得知情况后决定把他带上。有人担心部队长途行军会受到拖累，彭德怀却明确表示，即使由整个三军团轮流抬，也不能把这位团政委留下。
毛主席后来探望钟赤兵，见他情绪低落，便用轻松的口吻说，应该在娄山关立块石碑，写上“钟赤兵在此右腿一只”。这句话并非戏谑伤残，而是想让年轻的将领从沉重的打击中振作起来。
钟赤兵的伤，后来成了王家烈心中始终绕不过去的一件事。不过，战场上的失败并不是王家烈失去贵州权力的唯一原因。蒋介石早已准备借整顿贵州之名，削弱黔军，解除王家烈的地方根基。
李仲公奉命入黔后，先调查贵州财政和行政问题，再以行政整顿为由逼迫王家烈交出省政。随后，蒋介石又逐步剥夺他的军权，调动黔军，分化部属。王家烈内外交困，只能提出辞职，并表示愿意“解除兵柄”。
离开贵州后，他没有重新获得蒋介石的信任。1948年底，蒋介石曾想让他回贵州任职，王家烈没有接受，而是留在桐梓。1949年贵州解放后，人民政府将他接到贵阳，并安排他参与地方事务。
1956年贵州新春茶话会上，王家烈与钟赤兵相遇。起初，他没有认出对方，问起将军的姓名和右腿。钟赤兵回答：“我是钟赤兵，娄山关一战，右腿被您的部下借走了，什么时候归还？”
王家烈脸色顿时变了，连连道歉。钟赤兵没有追逼，只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现在站在人民这边。”
所以，1959年毛主席在北京提到钟赤兵时，王家烈才会再次流露出歉疚。他说，自己曾在贵州见过钟将军，对那条腿一直感到自责；而钟赤兵始终宽厚，并没有把旧日战场上的恩怨带到新生活中。
1960年，周恩来总理在贵阳与王家烈同席，对他的处境和选择作了肯定评价。王家烈此后继续担任贵州方面的政协和人大职务。1966年8月11日，他在贵州病逝，终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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