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陷阱”夹击之下，美国的“衰落”未必利好中国

导读

美国战略界长期以“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解读中美竞争。最近提出的“格拉古陷阱”理论则聚焦大国衰落的内部根源：政治僵局、两极分化与制度衰败。美国正身陷这两重“陷阱”，同时面临外部对华竞争压力与国内治理危机，二者相互强化。中美关系已扩展至多领域，全球相互依存使动荡影响深远，因此美国走弱未必利好中国。历史不是宿命，未来全球秩序取决于美国能否同时管控外部竞争与弥合内部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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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领军学者、教授

丹麦奥尔堡大学国际关系兼职教授

十多年来，美国战略界一直反复提及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命题——“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由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其灵感来源于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它警告说，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会与守成大国之间产生危险的结构性紧张关系。尽管这一理论在学界引发了争议，甚至在世界各地都有反对的声音，但在美国，它仍经常被人援引，作为阐释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格局的框架。

最近，欧亚集团创始人伊恩·布雷默借鉴古罗马共和国衰亡的历史，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陷阱”——“格拉古陷阱”。与主要将冲突风险归咎于外部权力竞争之结构性动态的“修昔底德陷阱”不同，“格拉古陷阱”将关注点转向大国衰落的内在根源。它认为，大国之所以最终会丧失主导地位，是因为在日益严重的国内失序面前未能成功进行自我改革。政治僵局、制度衰败、两极分化加剧以及不平等日益加深，会逐步削弱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凝聚力，使大国愈发容易受到外部竞争与战略压力的冲击。

单独来看，这两个“陷阱”为理解危机内部性与外部性分别提供了的独特视角。综合而言，它们呈现出一幅更为严峻的战略困境图景：美国正同时面临来自外部的全球领导权之争，和国内治理与合法性方面的两极分化。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最近几届美国政府，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都倾向于从“修昔底德陷阱”的视角审视中美关系，从而使对华战略竞争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轴。随着中国经济、科技与军事实力的不断壮大，美国愈发将其视为不仅是一个竞争对手，更是唯一能够从根本上重塑全球力量格局的国家。然而许多亚太问题研究者已指出，该理论存在内在逻辑缺陷，忽视了中国哲学传统，与当前实际形势也存在结构性错位。

中美竞争如今已远远超出传统军事与安全领域的范畴，涉及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前沿技术，以及全球供应链、投资审查、出口管制、关键矿产、海上安全，还有未来全球治理的不同愿景。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其双边关系对世界其他地区以及全球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竞争无疑会带来巨大风险。历史经验表明，权力中心的转移往往伴随着误判和军备竞赛，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引发严重冲突。许多美国人士据此认为，中美紧张升级乃至冲突爆发的可能性不容忽视。然而，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双方就构建战略稳定的建设性中美关系达成新愿景，这为各方重燃希望。

“格拉古陷阱”将关注重点从中国转移回美国自身。这一概念源自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格拉古兄弟改革，他们试图改变日益不平等的政治体制，但结果却不是各方妥协，而是政治暴力。他们的改革失败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动荡，最终导致了罗马共和国的衰落，直至崩溃。“格拉古陷阱”的核心启示十分明确：大国在被外部对手击败之前，往往早已因内部机能失调而日渐衰弱。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在美国，种种警示信号已愈发明显。政治极化程度达到了数代人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国会通过重大立法的难度与日俱增，选举结果屡遭质疑，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持续下滑，围绕种族、移民、不平等、身份政治与经济机遇的社会分歧已然根深蒂固。与此同时，财政压力不断加剧，公共债务持续攀升，基础设施日渐恶化，这些因素进一步增加了实现有效长期治理的难度。

这些国内矛盾不可避免地塑造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当政府面临严峻的国内挑战时，往往会寻求向外部转移矛盾以凝聚政治共识、明确战略目标。对华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有助于在国内层面促进政治团结，强化“美国优先”的身份认同。美国的国内经济困境日益被归咎于“来自中国的竞争”，就连传统盟友也被描绘成是在“薅美国羊毛”。与此同时，相较于推动必要国内改革，外部“安全威胁”往往更容易获得政治上的关注。

国内政治与对外战略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表明，不应孤立地理解“修昔底德陷阱”与“格拉古陷阱”。相反，二者是相互强化的：外部竞争加剧了国内的政治压力，而国内政治的失灵又反过来促使决策者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外交政策。其结果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外部竞争与内部不稳定相互加剧，不仅可能导致海外过度战略扩张，还会加速国内制度的衰败。

长期以来，欧洲大部分国家在对华战略判断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与此同时，美国在亚洲和拉美的盟友也纷纷调整其安全政策，以应对日益激烈的中美竞争。因此，美国的国内政治走向已不再仅仅是本国事务；它日益影响着更广泛国际体系的整体稳定、发展趋势以及战略格局。

图片来源：新华社

尽管一些观察人士可能将美国政治的运转失灵视为其必然走向衰落的证据，但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动态过程。中美两国之间已经形成广泛的经济相互依存、文化互动以及民间联系，因此对中国而言，美国相对实力的削弱，不应被简单视为绝对的战略利好。换言之，美国走弱未必对中国是件好事。相反，这个世界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一旦出现动荡，将给全球体系带来深远的不确定性，对中国自身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历史不会机械地重演，历史类比也应审慎运用。无论是“修昔底德陷阱”还是“格拉古陷阱”，都不应被当作必然发生的历史宿命。相关历史概念的提出，旨在揭示背后的结构性矛盾，政策制定者应当设法化解，而非坐视不管，任由其发展。

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需要中美加强战略互信，建立危机管控机制，并保持对话；而避免“格拉古陷阱”，难度可能更大，它需要美国重塑公众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强化国内体制，化解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并重建国家共识。

纵观历史，大国鲜有因在某一次外部对抗中失利便走向崩溃；更多时候，它们是由于内部的种种痼疾使其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从而逐步衰落。因此，未来的全球秩序不仅取决于美国如何管控对华竞争，还取决于其能否弥合自身的内部撕裂。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本文英文原文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原标题为 "Out of double trap"，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

出品：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责编：杜娟 付晓雅

编辑：张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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