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黑帮大佬张安乐抵达台湾松山机场，刚下飞机便被警方逮捕

2013年6月29日下午，台北松山机场，来自上海的航班刚刚停稳，舱门还未完全打开，几名检察官便进入机舱。张安乐没有争执，也没有躲闪，只是把一本书牢牢举在胸前，任由警方给自己戴上手铐。

机场外，约有数百名警员提前布置，媒体和支持者也在等待。被带走时，他只说了一句：“悉听尊便。”

那本书的书名十分醒目——《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台湾人民幸福的最佳保证》。一个曾经与竹联帮有深厚关系的人，竟然把统一主张印在书上，带着它主动走进警察的包围圈。这一幕，正是张安乐一生复杂经历的缩影。

张安乐1948年出生于南京，后来随家人来到台湾。父母都是教师，他小时候成绩不错，还曾获得县长奖。命运的转折发生在少年时期。因患肺结核，他一度休学，复学后进入补习班，却在那里接触到以地缘和校友情谊结成的帮会圈子。

1964年，张安乐加入竹联帮，因属于“狼”字辈，得了“白狼”这个绰号。这个名字后来伴随他数十年，但他并非传统意义上只靠拳头闯荡的人。读书、组织、经营和表达，都是他的长处。

1966年，他考入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读书期间，他也在帮会内部发展组织。到了1968年，张安乐参与推动竹联帮的改组，要求各分支向核心组织缴纳固定份额的收益，即所谓“母金”。这套办法强化了总部对分支的控制，也让竹联帮从松散结社逐渐变得更加制度化。

1970年，竹联帮内部发生命案，时任总堂主陈启礼被捕入狱。张安乐临时承担起管理帮务的责任，并被称为“总护法”。他提拔年轻成员，整顿分支关系，使帮会在核心人物缺席时没有立即瓦解。

但资历问题始终存在。帮内元老对他的做法并不完全服气，内部摩擦越来越多。张安乐后来赴美国生活，在经营餐饮的同时学习运筹学。有人认为，这是他与早年江湖身份拉开距离的开始；也有人认为，他只是换了一个环境继续经营自己的资源。

真正让他卷入国际视线的，是“江南案”。

1984年10月15日，旅美作家刘宜良，也就是笔名“江南”的作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戴利城家中遭枪杀。案件调查很快指向台湾情报系统与竹联帮成员。陈启礼等人后来受到司法追究，台湾当局也展开大规模扫黑行动。

张安乐当时人在美国。据相关叙述，陈启礼曾向他透露案件背景，并留下涉及指令的录音。张安乐随后试图以此为筹码，要求当局停止“一清”行动，改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涉案人员。

他曾提醒陈启礼：“军统做事，往往不会留下后患。”

这句话是真是假，外界始终有不同判断。但可以确定的是，“江南案”使台湾情报系统、帮会组织和美国司法发生正面碰撞，也让张安乐从帮会人物变成了政治风波中的关键当事人。蒋经国执政时期，汪希苓被判刑，案件造成的政治冲击持续多年。

此后，张安乐在美国因毒品相关指控被捕，并被判处十年监禁。身陷牢狱，他没有停止读书，先后修习会计、信息管理、心理学和社会学等课程。关于这段经历，他对外说过：“这十年最大的收获，就是读了几个学位。”

1995年刑满后，他被遣返回台湾。次年，张安乐赴大陆投资经商，后来长期居住在深圳。恰在这一时期，台湾通过《组织犯罪防制条例》，岛内开始大规模清查帮会势力。由于早年经历和竹联帮背景，他被台湾方面列为追诉对象，此后多年无法以普通身份返回。

有意思的是，离开台湾并没有让他远离台湾政治。相反，随着两岸经贸往来增多，他开始公开谈论统一问题。2004年母亲节，他曾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表达成立统一政党的想法。2005年10月25日，中华统一促进党正式成立，张安乐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这个政党没有把重点放在争夺公职上，而是将“一国两制”和反对“台独”作为公开主张。张安乐的过去，使这些政治表达始终伴随着争议。支持者认为，他完成了从帮会人物到统一倡议者的转变；批评者则认为，政治口号也可能成为个人重新进入公众视野的工具。

2010年前后，两岸交流活动在台湾引发激烈对立。张安乐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组织支持统一的人员，声援来访的大陆人士，也曾安排人员保护相关活动。那时的他，已经不再满足于幕后经营，而是频繁出现在政治现场。

2013年返台前，朋友曾劝他不要冒险：“在大陆有事业，何必回去？”

张安乐的回答很直接：“我认为自己没有罪，回去就面对。”

6月28日晚，他在上海参加返台前的送行活动，并召开记者会说明决定。第二天上午，他乘飞机前往台北。抵达松山机场后，警方立即将其带走，检方以涉嫌违反《组织犯罪防制条例》等问题展开处理。

面对镜头，他始终没有放下那本宣传册。记者问他为何要这样做，他回答：“既然知道他们会拍，那就让大家看清楚。”

几个小时后，张安乐缴纳保证金，接受限制出境等措施，暂时获得自由。昔日的帮会身份、美国牢狱经历、两岸经商生涯和统一政治立场，最终在松山机场的那副手铐与那本书之间，集中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