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牺牲后，《中国青年》写信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看信后陷入沉思

1963年2月，中南海，毛泽东读到《中国青年》杂志社送来的信。信中请求他为雷锋题词，供即将编发的学习雷锋专号使用。这个请求并不寻常，因为雷锋只是沈阳军区的一名普通战士，牺牲时年仅22岁。毛泽东没有立即落笔，而是把有关材料重新看了一遍。

雷锋的名字，早已不只是部队内部熟悉的名字。

1962年8月15日，雷锋在辽宁抚顺执行任务时，因意外受到重伤，经抢救无效牺牲。此前一天深夜，他和助手乔安山冒雨出车，为施工部队运送粮食。任务完成后，两人连夜返回，第二天上午清洗车辆时发生事故，一根被汽车碰断的木杆弹起，击中雷锋头部。

事故来得突然。乔安山发现雷锋倒地后，立即呼喊战友求救。附近人员赶来，将他送往医院。遗憾的是，抢救最终没有挽回这名年轻战士的生命。消息传开后，运输连的战友悲痛万分，许多群众也自发前往悼念。

雷锋牺牲前，已经留下了不少材料。他写日记，记下工作、学习和思想变化；部队干部也整理过他的事迹。材料里的雷锋，不是一个只会讲漂亮话的人，而是把小事做在平常，把责任落到岗位上。

他曾在望城县机关工作，后来参加治水和农场建设，又到鞍钢当工人，1959年入伍。岗位不断变化，态度却没有变。开拖拉机，他钻研技术；进工厂，他服从分配；参军以后，他苦练驾驶本领。所谓“干一行爱一行”，在他身上不是口号，而是每天按时完成任务、主动承担脏活累活。

雷锋早年的经历，也解释了这种性格从何而来。1940年12月18日，他出生在湖南长沙望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雷正兴。旧社会里，他的父亲、哥哥和弟弟先后因贫病离世，母亲也在1947年离开人世。七岁的雷锋成了孤儿，靠亲属和乡邻接济长大。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使他获得了生活保障，地方还安排他入学。生活的转折，让这个孩子切身感受到社会制度变化带来的不同。后来他在日记中写下许多自我要求，反复谈到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句话，正是他对个人与集体关系的理解。

有意思的是，雷锋对“螺丝钉”的认识，并非凭空产生。1957年，他在随望城县委书记张兴玉下乡时，曾把路边一颗螺丝钉踢到一边。张兴玉捡起螺丝钉，告诉他机器少了一个小部件也可能无法运转。雷锋记住了这番话，并在后来不断用日记追问自己：“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雷锋留下的许多好事，往往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帮战友补袜子，替群众买车票，主动承担劳动任务，节省每一分物资。这些事情单独看都很小，却集中体现出一种稳定的行为习惯：想到集体，想到别人，少计较个人得失。

1963年1月，国防部批准将雷锋生前所在运输连四班命名为“雷锋班”。随后，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陆续报道他的事迹，社会上的学习活动逐渐增多。共青团中央也开始研究如何通过《中国青年》进一步宣传这一典型。

《中国青年》编辑人员提出，请毛泽东题词。有人认为这个想法大胆，毕竟毛泽东过去为刘胡兰、张思德、白求恩等人题词，多与革命战争和重大历史事件有关。雷锋却是和平时期牺牲的普通战士，能否得到最高领导人的亲笔题词，当时并无把握。

信送到中南海后，毛泽东看到了雷锋的日记、事迹材料以及团中央关于开展学习活动的报告。秘书林克后来回忆，秘书处曾拟过一些题词内容，但毛泽东没有采用。1963年2月22日，他亲自写下七个字：“向雷锋同志学习”，并询问林克：“感觉如何？”林克回答：“写得很好，而且很有概括性。”

这七个字没有罗列雷锋的具体优点，也没有限定学习某一件事。它留下了足够大的解释空间：学习他的工作态度，学习他的生活作风，也学习他把个人放进集体之中的思想方法。毛泽东显然不只是为一名战士题名，更是在回应当时如何教育青年、树立什么样的社会榜样这一问题。

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刊出了毛泽东的题词手迹。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随后各地宣传和学习活动迅速展开。3月6日，《解放军报》刊登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的题词。周恩来写道：“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些文字与毛泽东的七字题词相互补充，雷锋的形象也由部队典型进入更广阔的社会记忆。

题词发表后，雷锋不再只是运输连里那个认真开车、爱护公物的年轻班长。他的日记、事迹和“螺丝钉”比喻，被编入宣传材料，成为全国青年学习的对象。毛泽东当时所面对的，正是如何让革命理想落在普通人的日常行动中，而雷锋提供了一个具体、可见、能够被普通人理解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