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雨从半夜就没有停过。
我坐在驾驶座上，等郑部长下来。
这是最后一趟了，送完她，我这十年的开车生涯就算到头了。
手机震了一下，是她的短信，只有两个字：下来了。
我发动车子，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左右摆着。
她拉开车门坐进来，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水汽，我把暖风调大了一点。
车出了市委家属院，路灯一盏一盏往后倒。
她今天话特别少，我也不敢先开口。
车过了第三个红绿灯，她突然说了一句话，我的右脚不自觉地松了油门，车速一下子慢了下来。
01
“小丁，不去车站了。”
我愣了一下，从后视镜里飞快地看了她一眼。她的脸藏在阴影里，看不太清表情。我喉咙发干，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又咽了回去。
“去市委。”她又补了一句，语气跟平时说“走那个路口左转”没什么两样。
这十年来，我送她去过无数地方。
市委、县委、乡镇、省城，去过最偏远的村，也去过半夜空无一人的医院。
但没有哪一次，她像今天这样，临时改道。
我应了一声，打了一把方向，拐进左边那条道。
心里头乱糟糟的。
市委大院我也常去，她在组织部当部长，光是干部考察谈话，一星期少说跑三趟。
我熟悉那个院子里的每一棵树，每一块路砖。
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是她调走的日子，行李在后备箱里，高铁票在包里，上午十点，省委组织部的车在出站口接人。
这个节骨眼上，去市委做什么？
我不敢问。十年的司机生涯告诉我，领导没说的话，别瞎打听。但我忍不住想。
雨刮器有节奏地摆着，车里安静得只能听见发动机低低的声音。
我伸手把收音机关了，其实收音机根本没开。
手放回去的时候，她看见了，什么也没说，目光从我脸上移开，落在窗外。
雨珠挂在玻璃上，路灯的光被拉成一条条细长的丝线，滑向车尾。她忽然开口了：“小丁，你转业那会儿，是什么级别来着？”
我有些意外，想了想说：“副营。”
“副营。”她重复了一遍，像在确认什么，没再说下去。
我更糊涂了。
怎么忽然问起这个？
十年前的事，她都提过好多次了，第一次出车那天她就问过，我当时就答了。
她这人记性好得出奇，干部档案翻一遍，哪个人的履历哪年哪月干了什么，她都能记住。
不可能忘。
那她问这个做什么？
心口像被什么东西堵着，想问，又不敢问。
车拐进市委大院门口时，卫兵敬了个礼。
我放慢车速，刷了通行证，铁门在车后缓缓合拢。
雨小了一点，院子里安安静静的，几辆车规规矩矩地停在车位上。
我找了块空地停下来，熄了火。
刚要问她是不是在车里等，她已经解开了安全带，伸手推开车门。
“下车，跟我上去。”她的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一件极其寻常的事。
我坐在座位上没动，过了两秒才反应过来，赶紧解开安全带，推开车门下去。雨点落在脸上，凉丝丝的，我抹了一把脸，快步跟上去。
她走得不快，但步子很稳，高跟鞋踩在湿润的地砖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跟在她身后，一米左右的距离。
跟了十年，我没数过到底有多少步，但觉得那就是世界上最合适的距离。
进了大楼，门厅里值班的保安朝她敬了个礼，她微微点头，径直走向电梯。
我跟进去，她按了五楼。
电梯门合上，镜面里映出两个人的影子。
她站在前面，我站在后面，跟十年来的每一次一样。
我盯着楼层数字，忽然察觉到这梯子不是去组织部的那层。
“部长，组织部在六楼。”我说。
“今天不去组织部，去五楼。”她没回头。
五楼。整个市委大院里，五楼只有三个单位，会议室、常委办，还有市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的办公室。我心里一沉，手心不由自主地出汗了。
电梯叮地一声到了五楼。门打开了，走廊里的光白晃晃的，她迈步走了出去。我站在电梯里，一时没迈动脚。
她走了两步，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愣什么？跟上。”
我硬着头皮出了电梯。
走廊里很安静，地毯吸掉了脚步声，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是保洁阿姨早上刚拖过地。
她走到会议室门口，敲了三下门，里头有人应了一声：“进。”
她推开门。我没来得及看里头坐着谁，她已经侧身让开了一步，看着我：“进去吧，领导等你。”
我心里头咯噔一下，整个人僵在门口。
她见我站着不动，脸上没什么表情，声音却低了几分：“小丁，进去坐吧。我跟了十年的人，不会错。”
这句话像一双手，把我从僵住的状态里推了一把。我深吸一口气，跨过了那道门。
02
会议室里坐着两个人。
一个我认识，是市委组织部干部一科的周文惠科长，另一个头发有些花白，穿着深色夹克，正低头看一份文件。
我看清了那张脸，腿差点一软：那是市委分管干部工作的副书记，刘建邦。
没错，就是那个刘建邦。
他当年想把我调去领导车队，我没去，之后见了面还常笑我傻。
他抬起头来，看到我，咧嘴笑了笑：“丁兴啊丁兴，我等你好半天了。坐吧，有件事要找你聊聊。”
我转头找郑部长，她已经退了出去，门轻轻带上了。
我站在会议桌边，进退不是。刘建邦把文件合上，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不坐，我可就要站起来跟你说话了。”
我赶紧拉开椅子坐下来，后背挺得笔直，像刚入伍那会儿坐在连部里听指导员训话一样。
周文惠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表格，推到我面前：“丁兴同志，根据市委组织部的工作安排，拟将你列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副主任人选。今天请刘书记跟你做个任前谈话。你这边有什么想法？”
我脑子嗡的一声。眼前只看见那行字，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一个字一个字往眼睛里蹦，蹦得我眼眶发酸。
“丁兴同志？”周文惠叫我第二遍的时候，我才回过神来。
刘建邦笑呵呵地靠在椅背上，说：“这小子，我还以为他天不怕地不怕呢，一张纸就把他镇住了。”
我喉咙发干，端起桌上的水杯，喝了口水，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刘书记，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是个开车的，后勤服务中心的副主任……这，这差了十万八千里。”
“开车怎么了？”刘建邦一挑眉，“你转业的时候是副营级，正经的国家干部。这些年安排在驾驶岗位，是因为工作需要。你就是自己不提，组织上都记着呢。”
我攥着那个水杯，指节发白。
后勤服务中心副主任，一个管着整个机关大院车队、食堂、水电物业的岗位，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我做梦都没想过这种事。
“这个……我没什么管理经验，怕干不好，辜负了组织。”我笨嘴拙舌地说了这么一句。
刘建邦看着我，收了笑，指头敲了敲桌面：“丁兴啊，你这个副营级转业干部，在驾驶岗上干了十年，没跟组织提过任何要求，这本身就是最好的答卷。经验可以慢慢积累，但人品这东西，装不出来。”
说得我脸上一阵发烫，慌忙低下头。
周文惠递过来一支笔：“丁兴同志，如果你没有异议，先在这份拟任建议表上签个字。后续按程序走，任前公示三天左右。”
我握着笔，笔尖悬在纸面上，迟迟没有落下。
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十年前的事，五年前的事，前几天的事，全搅在一起。
我想起妻子孙华昨天晚上还在念叨：“人家都调省城了，你送了十年，临走她给你安排点啥没有？”我当时还回了一句：“能安安全全把她送走，就是最大的安排。”现在想起来，这话跟打自己脸似的。
我签了字，手有些发抖，字迹比平时歪了不少。刘建邦看了一眼，说：“行了，剩下的事交给组织。你先去吧，玉瑶同志还在楼下等着你。”
我站起来，朝他们俩鞠了个躬。鞠完躬才觉得有点不合适，又不知道怎么找补，干脆闷着头快步走出了会议室。
走廊里没有郑部长的人影。我走了两步，看到楼梯口那边，她正从拐角走出来，手里抱着那个保温杯，低着头，像在想什么。
听到脚步声，她抬起头：“谈完了？”
“完了。”我说。脑子里有千言万语，堵在胸口说不出来，半天只挤出一句：“部长，你……什么时候安排的？”
她没回答，从我身边走过去，按了电梯：“走吧，再不走，高铁要来不及了。”
我只好跟上去，进了电梯。
下到一楼，走出门厅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大半。
天边露出一道浅薄的光，湿漉漉的地面上倒映着天空的影子。
我快步走到车前，拉开车门，发动车子，空调开到最大，暖风呼呼吹着。
她坐进后座，关上车门。我稳稳地踩下油门，车滑出市委大院。心里头乱麻一般的思绪，被暖风一吹，反而清醒了几分。
我忍不住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她的侧脸还是那么平静，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可我太了解她了，她越平静，就说明心里的事越多。
“部长。”我开口说了一个词，又不知道往下说什么了。
“叫郑姐吧。往后别叫部长了。”她淡淡地说了一句，端起保温杯喝了口水。
我的鼻子突然就酸了，赶紧扭头看路，把那股劲儿咽回去。
03
郑部长丈夫去世那年，是我开车这些年里最难熬的一段时间。
那阵子她每天白天正常上班，下班以后去医院，有时候待上半夜，有时候待一整夜。
我夜里出车出了不知道多少趟，每次都把她送到医院门口。
她下车的时候总跟我说“你回去吧”，但我从来没走过。
我把车停在医院门口的路边，熄了火，在车里等她。
有一次等到凌晨两点多，她从医院出来，看到我还在，愣了一下：“你没回去？”
我说：“您这还没回家，我哪能回去。”
她上车，关上门，好半天没说话。车开出去几百米，她忽然说：“小丁，绕一下，去江边走一趟。”
我打着转向灯，往江边上拐了。
车停在江堤路的路肩上，她坐在后座，透过车窗望着黑沉沉的江水。
江面上的灯一闪一闪的，像瞌睡人的眼。
我在前头坐着，把暖风调小，让她能听见窗外的水声。
那二十分钟里，一切都很安静，似乎连江水都屏住了呼吸。
她没有哭，也没有说话。
我也没有从后视镜里看她，就那么看着前方，看着江面上那几盏灯。
过了很久，她说：“走吧。”
我发动车，把她送回家。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她走进去，回头朝我摆了一下手。我按了一下喇叭，算是回应。
三个月后，她丈夫走了。
丧事办完的第三天，她就回来上班了，跟平时一样，上车，说目的地，下车，办事。
只是每次出车，她都要在后座坐一会儿，才开车门走。
那段时间，我每天把车擦得比平时更干净。
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就觉得，这车是她除了家和办公室以外，待得最多的地方，让车里干净些，她心里多少能舒服一点。
后来有一天，她从后座看到副驾驶的门槛那儿有一道灰印子，说：“小丁，你一天擦几遍车？”
我说：“早上一遍，下午一遍。下雨的话，随时擦。”
她没再说话。过了两天，司机班那边多了一台新的洗车机，是机关服务中心统一配发的。
往事像车窗外的树，一棵接一棵往后倒。
我回过神来的时候，车已经过了第四个红绿灯，她坐在后座，安静地看着窗外。
我清了清嗓子，想说话，手机响了，是市委副秘书长刘建邦打来的。
我接起来：“刘书记。”
“小丁，郑部长在你车上吧？你们到哪儿了？”刘建邦的声音是惯常的乐呵呵。
“刚过四环路口。”
“行，你俩慢慢过来，不着急。我这边已经安排好了。你跟玉瑶同志说一声，中午我请你们吃个饭，就在机关食堂。”
“好，我跟部长说。”
挂断电话，我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刘书记说，中午在机关食堂请咱们吃饭。”
她哼了一声：“他倒是会抢戏。人都是他审批过的，饭也该他请。”
她说这话时没有半点笑意，但我听着，莫名觉得轻松。她肯说这种话，就说明今天这场变故不算坏。
“我刚才跟刘书记说了，就是开车的，后勤服务中心副主任……”我话还没说完，她就打断了。
“小丁，这个事是我和刘书记提名，组织集体研究过的。你没什么不合适。你要是觉得干不了，那才是辜负了组织。”
我闭了嘴。
她说得对。
可我心里还是有点发虚。
我从来没站过办公室，从来没管过人，连电脑都是当年转业培训的时候学的，会开关机，会打字，仅此而已。
后勤服务中心，光是车队就有十几辆车，司机二十多号人，一人一个脾性，我能管得住谁？
她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没回头，声音不快不慢地说：“后勤服务中心这些年账目有些零散，管理上不够严谨。你先去，把车辆调度和维修这一块理顺了，再慢慢管别的。去了，你站得住。”
我握方向盘的手紧了紧。
站得住。
她说得轻巧，可我清楚得很，这哪里是我站得住，分明是她替我垫了底。
我在这个院里干了十年，多少双眼珠子盯着，多少人心里头盘算着这个位置。
她一个要调走的人，为了我，把人家等了多年的位置动了一下，能没阻力吗？
“你要觉得为难，我可以——”我话说到一半，被她接了过去。
“不为难。”她声音很平，“程序走了，组织考察过了，公示也过了。你只管把新岗位的活儿干好，别的不用想。”
一句话把我堵得死死的，没法再往下说。我安安静静开着车，耳朵里只剩下雨刷器的声音，和空调出风口细微的风声。
她忽然问：“卷帘门那家修车铺，还在不在？”
我愣了一下：“哪家？”
“前年冬天，有个司机说车胎扎了，你找了家修车铺换了备用胎。那天我也在车上。”她说，语气淡淡的，“路边卷帘门，黄底红字的招牌。”
我这才想起来。
那年腊月二十九，去县里开完会往回赶，半路车胎扎了，我找了一家还在营业的小修车铺，换了胎。
她在车里等了半小时。
那家铺子的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儿，手脚麻利，收了我八十块钱。
我回来跟她说了句“让您久等了”，她什么都没说。
我以为这事早就过去了。没想到她还记着。
“那儿啊，还在呢。”我说。
“店主人还好？”
“好着呢。他那手艺，比他年纪都值钱。”
她笑了一下，那恐怕是我第一次在后视镜里看到她露出那种松弛的神情，眉头舒展开来，像绷了很久的弦，终于松了半寸。
我心里头忽然涌上来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说酸不酸，说甜不甜，堵在嗓子眼儿里，怎么也咽不下去。
04
到了高铁站，还有四十分钟检票。
我把车停在地下车库，熄了火。她坐在后座，没急着下车，我也没急着下。两个人就那么安静地坐着，车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氛。
过了一会儿，她开口了：“彭鑫接我的车，你知道那台车怎么保养吧？三个月前刚做的首保，里程没过一万，备胎的气压你让人调过没有？”
“调过了。后备箱里的矿泉水也换了两箱，保质期到明年年底。”我答得干脆。
她点了点头，没再问了。
十年了，我的习惯她都清楚，她的习惯我也都清楚。
她上车不坐副驾，喜欢坐后排右后位；雨天不喜欢空调风口直吹，说头疼；出远门要带一个保温杯，里头装温水，不能是开水，也不能是凉的；车子要稳，刹车不能点头，起步不能抬头。
她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小丁，你开的不是车，是命。”
那是我听过的，她对我最高的评价。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她，她在看我。四目相对，谁都没有躲。她笑了一下，眼角的细纹比去年深了些。我也笑了一下，笑得有点丑。
“行了，送我到进站口吧。”她说着，推开车门。
我下车从后备箱取出行李箱。
箱子不重，她一贯不喜欢多带东西。
我拉着箱子，她走在我身侧，两个人并肩向进站口走去。
走出地下车库，雨已经停了，空气清冽，台阶上湿漉漉的，倒映着大楼的玻璃幕墙。
我拉着箱子，走到进站口外面的栏杆边，停住了脚步。她接过箱子，看了我一眼。
“小丁，以后不用跟我说‘部长好’了。也不要说‘您’。你又不欠我的。”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我很少见的神情，像是叹了一口长长的气，了了最后一桩心事。
我放下箱子，站直了身子。想说点仗义的话，张了张嘴，嘴边只剩了一句：“路上小心。”
她点了点头，转身拉着箱子走了。
走了几步，又停住了。
我看着她。
她背对着我，没有回头，声音飘过来：“新岗位，该硬的时候要硬。别再学以前开车的脾气。”
说完，她迈步走进去，汇入人流。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那个穿着深灰色外套的背影，一点一点被玻璃门后面的光线吞没。
她拉着箱子，走得不快不慢，跟平时上车、下车、走进办公大楼的样子一模一样，不拖泥带水，也不回头。
外面的保安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身后那辆黑色轿车，大概觉得这个站在门口发呆的司机有点奇怪。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直到那个背影彻底看不见了，才转身往回走。
高跟鞋的声音已经听不见了，但我耳朵里好像还有余音，一下一下，敲在安静的车库里。
我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发了半天呆。
车还挂着D挡，发动机嗡嗡地响着。
我挂到P挡，熄火，盯着仪表盘看了很久。
十年了。
这一趟，是真的把车开到头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掏出手机，给孙华打了个电话。响了两声，她接了：“怎么啦？送走啦？”
“送走了。”我说。
“正好，中午回来吃饭不？我买了排骨，炖山药。”
“不回去了。请你出来吃。”我说，“就在咱们小区门口那家饺子馆。”
“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孙华在那头笑了一声，“行啊，几点？”
“十一点半。”
“好。你没事儿吧？”她多问了一句。
“没事。”我说，“就是……有件事想跟你说。”
“好事坏事？”
“算好事吧。”我顿了顿，“见面再说。”
挂断电话，我靠在驾驶座上，透过挡风玻璃看着地下车库里昏暗的灯光。
脑子里一片空白，又像塞满了东西。
十分钟后，我发动车子，驶出车库，雨后的阳光照进车里，晃得我眯起了眼睛。
05
中午在饺子馆，孙华听我把上午的事讲完，筷子夹着一只饺子，停在半空，半天没动。
“你说啥？”
“后勤服务中心副主任。”我又重复了一遍，声音尽量放平。
她的眼睛瞪大了，筷子上的饺子差点掉下来：“你？领导？”
“副主任。副科级。”
“那……那郑部长这啥意思？她走了，把你提拔了？”
“组织安排的。”
“组织？”她撇了一下嘴，“组织是谁？组织不就是郑部长吗？”
我没接话，低头蘸醋吃饺子。
孙华放下筷子，看了我好一会儿，忽然说：“那我就寻思了，那以后你是不是就不用整天围着车转了？是不是能按时下班了？”
“应该能吧。”
“那可太好了。”她拍了一下桌子，“你都不知道，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这十年，人跟车绑一块儿了，大年三十晚上一个电话就出车，我从来没见你有一天松快过。你自己不觉得，我看着都替你累。”
我没说话。
她说的都是实话。
大年初一凌晨给郑部长去机场，元宵节晚上送她去县里看项目，中秋节下暴雨，她在镇里开完会，我淌着水把车开到门口，她的皮鞋没沾一点泥。
这些事我没怎么抱怨过，我也不觉得委屈。
可孙华抱怨过，她只是嘴上不饶人，心里头比谁都心疼我。
“那你什么时候上任？”她夹了只饺子，蘸了点醋，放进嘴里。
“公示三天，下周一正式去。”
“行。”她说，嚼着饺子，“这事儿啊，得谢谢郑部长。你说人家自己调省城，临走还能想着你，这情分确实不小。”
我端着碗喝了一口饺子汤。她一辈子就这么个人，嘴上苦，心里不糊涂。
下午我没回家，把车开回机关，停在车位上。
彭鑫从窗户里探出头来，看见我，咧着嘴笑了：“哟，丁主任回来啦！恭喜恭喜！”声音大得整个院子都能听见。
我没理他，锁了车，往办公楼走。他从窗户里追着喊：“晚上喝一顿呗？我请客，给丁主任庆祝庆祝！”我还是没回头，摆了摆手。
心里头其实有点没底。
我知道这院子里多少双眼睛在看我，有人祝福，有人看热闹，还有人等着看我笑话。
我丁兴什么本事，我自己清楚。
文化程度不高，不会来事，更不会搞关系，唯一的本事就是开车开得稳。
后勤服务中心那个摊子，我不敢说有把握，但既然接了，就不能干砸了，那是郑部长拿自己的信誉为我去做担保的。
晚上回到家，孙华做了四个菜，开了瓶红酒。丁钰彤也回来了，她今天提前下班，说是听说我有好消息，从单位赶回来。
“爸，你真的是后勤服务中心副主任了？”她坐到我身边，一脸好奇。
“公示期还没过，别到处说。”我夹了一块排骨，嚼了两下。
“爸，你太厉害了。”她拍了一下我的胳膊，“你知道吗，这个岗位是副科级，好多人抢都抢不到。你真行。”
我笑着摇了摇头：“是你郑阿姨安排得好。”
丁钰彤眨着眼：“郑阿姨对你真好。你说，她为什么不提拔别人，偏偏提拔你？”
我放下筷子，想了一会儿：“大概……信任吧。”
“那她怎么这么信任你？”
“十年了。”我说，“你给别人开十年车，风雨无阻，随叫随到，你也能得到信任。”
丁钰彤没接话，低头吃饭。
孙华坐在对面，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啥也没说。
晚上，我坐在阳台上抽烟，手机响了。
一个陌生号码，我接了，里面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他自称是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小陈，说后勤服务中心的交接材料已经准备好了，周一把资料转给我。
挂了电话，我望着阳台上那盆养了五年的君子兰，叶子油绿油绿的，在路灯底下泛着光。
这一盆花也是郑部长给的。
那年机关搞绿植评比，她说你家阳台空着，搬一盆回去养吧。
我养了五年，养得很好。也许这就算我跟她之间的默契，她把花交给我，花就好好活着。她把新岗位交给我，我也得让它好好立住。
06
公示期第三天，机关大院里传出来一个消息，说彭鑫要接我的车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车队调度室里跟老周交接台账。
老周是车队的老司机，干了一辈子，比我大好几岁，他压低声音问我：“老丁，你知道彭鑫这个人吧？他在车队七八年了，没干过啥实事，人倒是活络得很。”
“知道。”我简短地应了一句。
彭鑫比我晚两年转业，分到司机班。
他脑子活络，嘴巴又会来事，跟领导混得溜。
早几年还想着调去小车班给领导开车，刘建邦没松口，说他“定力不够”。
这话传到他耳朵里，他不高兴了一阵子，后来也就那样了。
“他那个人，你可得多留神。”老周合上台账，拍了拍我的肩膀，“他早就想往上爬，一直没找到梯子。现在你上去了，他不一定服气。”
“我知道。”我在心里头咂摸了一遍老周的话，没再多说。
周一早上，我到后勤服务中心报到。
办公室在二楼走廊尽头，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摞待签收的文件，窗台上放着两盆绿萝，叶子蔫蔫的。
我看了一眼，拎起喷壶给绿萝浇了水，又把椅子转过来试了试，不晃，可以坐。
坐下的那一刻，我才真正觉得这事落定了。
办公桌右手边有一台电脑，还是老式的，开了半天才蹦出桌面。
我花了十五分钟找到了文件夹，又找到了一份近三年的车辆维修及油耗台账，是纸质版的，厚厚一沓，用蓝色的文件夹别着。
我翻开第一页，逐行看了起来。
车队一共十二辆车，每辆车每个月油费、过路费、停车费、维修保养费，每一项都有登记。
我开那辆黑色轿车，一个月油费稳定在一千二到一千五之间，保养按公里数算，一年两次，每次六百到八百。
看了几页，整体还算正常。
翻到第三年三月份那一页，我停住了，目光落在一张报销单上。
这张报销单夹在台账里，不显眼，但金额很大：两万八。
维修项目一栏写的是“发动机大修”。
报销单的经办人签名是彭鑫，审批人签名是一位已经调走的领导。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那台车我开过，车况我心里有数。
那台车全是一万公里定期保养，机油用的都是好牌子，平时也没怠过工。
这台车的发动机，怎么可能会大修？
我把这张报销单抽出来，又往后翻了几页。
越翻眉头越紧。
两万出头的单子，又找到了一张。
项目是“变速箱总成更换”，经办人还是彭鑫。
再往后翻，还有一张，金额一万九，“空调系统全面维修”。
那台车的空调制冷一直很好，哪怕夏天最热的时候，开二档就够用了，我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全面维修”过。
我看了一上午，心里头翻来覆去的，像揣了只兔子。下班的时候，我把那几张报销单夹在文件夹里，放进抽屉，锁上。
走到停车场，彭鑫正靠在车门上抽着烟。
那台黑色轿车，我刚刚擦完了车，干净得连引擎盖都能照见人影。
他看见我，掐了烟，笑呵呵地走过来：“丁主任，这车交接给我了，你可不能舍不得啊。”
我停下脚步，看了他一眼：“车保养好，油加满，后备箱里有两箱矿泉水，保质期到明年年底。你开着吧。”彭鑫笑着愣了一下：“哟，这么细啊？丁主任就是丁主任，干一行钻一行。”话里话外透着一股子阴阳怪气的劲儿。
我没接话，径直走了。
回到家，孙华已经做好了晚饭。我坐在饭桌前，扒了几口饭，心里头一直压着那几张报销单的事，吃啥都没味道。
“怎么了？”孙华看出我不对劲，“今天是第一天上任，不顺利？”
“没。”我说，“就是不习惯坐办公室，坐了一天，腰疼。”
“那你还不如开车呢。”她笑着说，又把一块鸡肉夹到我碗里。
我没反驳，低头吃饭。
晚上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那几张报销单像几根刺，扎在我脑子里。
彭鑫那人，我虽然看不惯，但毕竟认识十年了，他妈前年生病住院，他还跟我借过车。
现在他家老太太瘫在床上，手头不宽裕，这是全车队都知道的事。
按理说，我才上任第一天，不该翻这些旧账。
可领导把我放到这个位置上来，就是对这摊子事有数。
那几张单子，要是我不翻出来，就没人翻。
别人不翻，彭鑫就永远没事。
但他真没事吗？
我心里头明镜似的。
我又翻了个身，脑子里忽然想起郑部长那天在车上说的话：“该硬的时候要硬。”我闭上眼睛，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