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9月下旬，广州迎宾馆，代总统李宗仁设宴款待蒋介石。宾客尚未落座，街面已经换了模样：便衣分布在道路两侧，岗哨守住出入口，蒋介石抵达时，随行卫士又将馆舍严密控制。
这不是普通的政界聚餐。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主力遭受重创，蒋介石虽在1949年1月宣布下野，却并未真正退出政治核心。李宗仁接任代总统后，二人的关系始终隔着一道无形的墙。
7月，国民党在广州设立非常委员会，蒋介石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名义上两人仍在共同处理党国事务，实际上会议气氛异常僵硬。面对面坐着，却很少交谈，旁人也不敢随意插话。
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看出了其中的尴尬，便劝李宗仁主动设宴，希望借吃饭的机会缓和两人的矛盾。李宗仁起初并没有把握，毕竟桂系与蒋介石斗了多年，彼此之间的猜疑，不是一桌酒席就能消除的。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答应得很快。李宗仁于是按照正式宴请的规格准备饭菜，自己只带了两名随从，其他出席者也多是广州方面的军政人员，场面并未刻意铺张。
蒋介石却完全是另一副做派。大队便衣提前封锁街道，卫士进入迎宾馆各处，连厨房也没有放过。李宗仁看在眼里，心里自然不痛快，但碍于双方身份，没有当场揭破，只吩咐厨师照常上菜。
席间，李宗仁发现蒋经国没有出现，便问道：“要不要派人叫经国过来？”蒋介石摆摆手说：“不用了，我们吃我们的。”这句回答看似平淡，却让李宗仁颇为疑惑。
宴会结束后，李宗仁才从副官那里得知，蒋经国当时并不在席上，而是带人在后厨检查菜肴。每一道菜端出之前，都要经过他们的查看和试尝。蒋介石担心有人借宴席下毒，竟把一次私人会面布置得如同临战戒备。
多年以后，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仍对此事愤愤不平，认为自己出于善意设宴，却被当成了可能设下圈套的人。他甚至把这场饭局比作“鸿门宴”，觉得蒋介石是以自己的处世方式去揣测别人。
但蒋介石的疑心，也有长期政治经历作为背景。1924年廖仲恺遇刺后，蒋介石借调查案件扩大影响，随后又压制胡汉民、排挤许崇智，逐渐掌握粤军和黄埔系力量。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1927年的反革命政变，更使他在党内斗争中占据主动。
此后，他通过北伐、军事编遣和中原大战，把一个个地方实力派压到服从的位置。权力越集中，身边的防范也越严密；而被他排挤过的军政人物越多，越难对他产生真正信任。广州这场宴席，不过是几十年政治积怨的一次集中显影。
当时甚至有人主张扣留蒋介石。粤系将领张发奎曾两度向李宗仁提出类似建议，尤其在解放军向两广推进、蒋介石暗中调走部分部队之后，张发奎还提出仿效“西安事变”的办法。
李宗仁没有同意。他对张发奎说，眼下缺的是军队和经费，扣住蒋介石，既不能把调走的部队追回，也不能把转移的资金运回。若只是为了泄愤，反而会使局势更加混乱。这个判断，说明李宗仁并非没有私怨，而是不愿把个人冲突置于大局之上。
宴席之后，两人的关系并未真正缓和。解放军逼近广州，蒋介石准备把重心转向台湾和西南，李宗仁也明白，自己与蒋介石能够坐下来谈话的机会已经不多。
9月中旬的一次面谈中，李宗仁罕见地把话说得很重。他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今天是以国家元首身份讲话，因为蒋介石执政多年，身边听到的多是奉承之言，很少有人敢当面指出错误。
随后，他谈到东北战场和徐蚌会战的失败，谈到金圆券发行造成的经济混乱，也谈到特务横行、学生和爱国人士遭到逮捕。在李宗仁的记忆里，蒋介石一直沉默，神色紧张，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即反驳。
直到李宗仁提到福建省主席朱绍良被撤换一事，蒋介石才开口道：“德邻弟，这件事是我的错误，请你原谅。”这句道歉没有改变局面，却打破了长时间的僵持。
广州于1949年10月14日解放。此后，李宗仁经香港前往美国，蒋介石则退往台湾。那场戒备森严的宴席，成为两人最后一次正式同桌，也把国民党内部多年形成的猜疑、争斗和离心，留在了广州城的档案与回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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