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聊建国初期的医疗卫生建设,目光大多放在防疫、建设西医医院上面,很容易忽略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医曾经遭遇的危机。当时政策层面已经定下团结中西医的大方向,可在实际落地的时候,各地执行走了样,传统中医一步步被边缘化,如果不是高层及时发现问题、出手纠偏,流传几千年的中医体系很可能会出现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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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当时出台中医师管理的相关规定,从业资质考试加入大量西医知识。大量民间老中医一辈子靠坐诊行医,没有系统学过西医理论,笔试很难通过,拿不到行医执照就不能合法看病。不少地区大量基层中医在资质审核里达不到标准。各地开办的中医进修班,课程重点也是让中医去学西医解剖、病理,不少老中医学完之后心态动摇,干脆放弃本行转做西医。还有地方提出不再系统性培养新的中医,老中医师徒传承的模式不被官方教育体系认可,很多行医经验眼看着就要后继无人。中药行业同样混乱,种植、收购、流通缺少统一管理,药材品质参差不齐,老药工的经验得不到重视。
当时卫生部门部分领导思想上存在偏差,认为中医整体落后,工作中持续偏向改造、限制中医。经过调研,中央指出这是工作方向出现严重偏差,相关负责人在报纸公开发表检讨,岗位进行调整。从1955年开始,一系列补救措施陆续落地,不再强制中医进修必须以西医课程为主,承认师徒传承这种传统培养方式,在北京筹建中医研究院,也就是现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各地陆续开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不再只要求中医向西医靠拢,反过来鼓励西医研究中医经验,从临床实践里面总结有效的治疗方法。
1956年,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第一批四所中医学院获批建立,中医正式进入高等教育体系,结束了没有公办高等院校系统培养中医的历史。之前零散的民间经验,开始有组织地整理,各地搜集散落在民间的古医书、老药方,走访年纪大的中医师,记录口述的诊疗经验。但整个调整过程并不顺利,思想层面的分歧没有一下子消失。一部分人依旧坚持只有现代医学才算科学,觉得扶持中医是倒退;还有一部分老中医对政策反复心存顾虑,不敢把自己的独家经验拿出来公开;基层财政紧张,新建中医院、培训医生都缺经费,政策往下推行的时候阻力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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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延安时期,毛主席就很看重中西医合作。当年李鼎铭作为边区政府副主席,本身是有名的中医,边区政府专门成立中西医研究会,鼓励两种医术互相配合给群众治病。那时候物资匮乏,西药稀缺,很多伤员、老百姓全靠中医草药救治,这段经历也让他清楚,不能脱离国内实际照搬国外的医疗模式。建国之后面对全新局面,很多干部只看到大城市西医的优势,忘记了国内最基本的国情。
1954年这次批示,不是简单几句话的表态,是及时踩下刹车。如果当时放任各地的做法持续几年,大量年纪大的中医陆续离世,传承断档,古籍药方没人整理,民间行医的人越来越少,再想恢复就要付出极高的代价。之后十几年里,中医教育、科研、医疗机构一点点搭建起基础框架,才有了后来中医药继续发展的底子。
直到现在,关于中医的讨论从来没有停下来。有人全盘否定,觉得所有传统经验都要拿现代实验室数据检验,通不过就该淘汰;也有人完全排斥现代医学,认为中医不需要任何科学化改良。当年那场纠偏留下的问题到今天依旧值得思考:怎么在保护传统经验的同时客观区分糟粕和精华,怎样平衡两种医学体系,没有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标准答案。历史不能假设,很难想象如果当年没有及时调整,今天的中医药会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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