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8年，北京八宝山。程潜病逝后，何香凝、熊克武等民革人士前来送别。追悼会之外，真正令人难以释怀的，是这位老将一生留下的复杂身份：他曾是清末留日军人、辛亥革命将领、国民党元老，也曾在1949年率部起义，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
吊唁时，程潜遗孀郭翼青握住周恩来的手，问出了压在心头许久的话：“程潜究竟算什么人？”
据有关回忆，周恩来回答得很明确：“颂公是中国革命的功臣，也是中国人民的英雄。”这句话并非简单的安慰，而是对程潜一生道路的判断。
程潜出生于1882年3月31日，湖南醴陵人。少年时代，他走的是传统读书人的道路，16岁考中秀才。可甲午战争后的国势衰败、戊戌变法失败以及义和团运动后的屈辱局面，使他逐渐明白，仅凭科举文章，无法挽救风雨飘摇的国家。
1903年，程潜报考湖南武备学堂，却因本县名额已满，差点被拒之门外。他没有离开，而是给湖南巡抚赵尔巽写信，说明自己投身军旅并非为了升官发财。赵尔巽认可其志向，破格增设名额。程潜参加考试，文武两科名列前茅，由此走上军事道路。
次年，他赴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在那里，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影响，使他从“练兵救国”转向反清革命。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他接受了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对程潜而言，军人不再只是操练队列，更要回答国家由谁掌握、人民如何摆脱专制这些根本问题。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程潜赶赴武汉，参加汉阳保卫战，负责龟山炮兵阵地。战事紧张时，他根据地形不断调整炮位，支援革命军作战。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却没有立即带来理想中的共和。袁世凯窃取政权后，程潜参加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他又投身护国运动。
这些经历决定了他的政治性格：反对专制，也反对把国家当作个人和集团的私产。北洋军阀混战期间，他追随孙中山，参与护法、整军和北伐准备。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程潜协助孙中山脱险。后来，他继续拥护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
1927年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程潜因坚持孙中山的革命路线而被排挤，军权和政治地位相继被削弱。有人评价他“性格刚直，不善逢迎”，这既是他的长处，也让他在复杂的党争中屡受牵制。
抗日战争爆发后，程潜没有因失势而置身事外。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他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负责华北、华中部分地区的抗战事务。战场上的问题，往往比政治立场更直接：部队能不能增援，友军之间的旧怨能不能放下，都会影响战局。
1938年鲁南战事紧张，庞炳勋部告急。张自忠与庞炳勋过去有矛盾，接到支援命令后一度犹豫。程潜劝他说：“国难当前，个人恩怨应当放在一边。”张自忠最终率部驰援。这样的处理未必轰轰烈烈，却体现了程潜在关键时刻顾全大局的作风。
抗战后期，程潜在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他与周恩来、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士保持接触，反对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做法。皖南事变后，他对国民党顽固派十分不满，并通过自身影响力保护进步人士。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他并未把政治分歧置于民族存亡之上。
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湖南局势迅速变化。担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程潜，看到了继续内战的后果。他通过程星龄等人与中共方面联系，着手推动湖南和平解决，停止部分征兵征粮，释放政治犯，并削弱南京方面在湖南的控制。
1949年8月4日，程潜与陈明仁在长沙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当局，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湖南得以避免更大规模的城市战火。此后，程潜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登上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
新中国成立后，程潜没有把自己看成“起义将领”那么简单。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参与国家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荆江分洪等水利事务中，他曾深入湖南调查，提出意见。年近古稀仍过问民生，说明他晚年政治选择并非权宜之计。
所以，郭翼青的疑问，实质上是在问：一个走过清末、民国、抗战和解放战争的旧军人，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周恩来的答复给出了界线：看一个人的归宿，更要看他在重大关头站在谁的一边。
程潜的一生有曲折，也有局限；有过军事生涯的复杂经历，也经历过政治上的进退。但从反清革命、护国护法，到抗日救亡、湖南起义，他始终没有放弃救国这一根本目标。1968年追悼会上的那句评价，正是对他这条道路的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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