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宋末状元文天祥（号文山），死于元人手下；清初榜眼戴名世（号南山先生），死于当朝“文字狱”。
两个人都是顶级考生，也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文人。文山与南山，在中国古代士子精神中是同脉相连的，或者就是同一指归的思想之山、文化之山。
文天祥早在乡贡考试时，便在《中道，狂狷乡愿如何》的考题中主张“圣贤之道，中正而已。然当浊世，宁为狂狷，不为乡愿”。他后来真的奉行了这个“道”所要求的士子准则，于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慷慨赴仁，以表率姿态大声说出他该说的话，果敢做出他该做的事。
戴名世在《杨维岳传》中称赞明末士人杨维岳以文天祥为偶像：“慕文文山之为人也，画像祀之。”这明显带有英雄惜英雄的倾向，可他已然一名清朝的读书人——选择通过科举博取功名的晋升之道，却又说出不该说的话，也就造成命运的冲突而置身于危险之境了。
戴名世还有另一条更高的文章之道。他觉得文章之道，应该是“混茫”的、“雄浑”的、“渺然”的、“深秀”的、“妙远不测”的，也就是说好文章乃自然天成，而非刻意雕琢为之。他对朋友刘言洁说：“窃以为文章之为道，虽变化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即至篇终语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此自左、庄、马、班以来，诸家之旨，未之有异也。”他承认，践行文章之道特别难，所以，“夫是一心注其思，万虑屏其杂”，让视野比尘世更加开阔，让思想遨游于空旷天地之间，让文章的内在精神显现于语言文字之上，这样就能不说世俗之人的套话，不写世俗之人的大路货文章，虽无法获取世俗之人的喜爱，但“故文章者，莫贵于独知”（《与刘言洁书》）。
“一心”通往文章之道，在“混茫”中不迷失，建立起自我与世界的联系：他爱好文学之初，就立下了“欲上下古今，贯穿驰骋，以成一家之言”（《初集原序》）的愿望；在往后的创作上，他清醒地意识到，除了“一心”奔赴文道，还要有一颗平常心，沉静下来，认真揣摩古文的精髓、鉴赏文体的异彩，以及探究文章的发展流变。他说：“窃以为文章非苟然作也，要在于明其体，平其心，养其气，捐其近名之心，去其欲速之见，夫如是而其去古也不远矣。”（《再与王静斋先生书》）
戴名世不完全反对“门户”和“派别”，但他认为“文章之家多有，虽其门户阡陌各别，而其指归未有不一者也。”这个“一”就是“文道”：“至于文章之道，未有不纵横百家而能成一家之文者也”。可恶的是，门户之间互相诋毁、谩骂，以致“而所为自然者已汩没于分门户争坛坫之中”（《吴他山诗序》），尽管标榜其文章的“意义”，或故做博雅高深，实际上不值得一读。
文章之道凄清幽绝，坚守者是寂寞的。有人问戴名世，你所喜爱的东西，能用什么样的境界来比喻它呢？戴名世回答道：“远山缥缈，秋水一川，寒花古木之间，空濛寥廓，独往焉而无与徒也。”（《成周卜诗序》）他写发现，写感悟，写思考，不重复自己，“故余之文章，意度各殊，波澜不一，不可以一定之阡陌畦径求也。”（《意园制义自序》）
戴名世品析、评论他人的作品是否遵循文章之道（或诗之道），有几个硬指标，皆包含于心：真实地表达思想情感，“自写其性情”；文中有物，“即事以征情，取之于心而谐之于韵”；形式上的“比、兴、赋”，“出于心之自然者也”。他在《初集原序》中强调：真的不能模仿、抄袭，否则“我之为我者尽亡矣”！也不能勉强自己，“夫文章之事固天之所以与我者，非可以人力与也”。
戴名世是个有思想个性的人。他在《己卯科乡试墨卷序》中亮明观点：“君子非一切故与世乖异，独其见理不可以不明，而择言不可以不精者，文章之道莫外乎此也。”应试作文多雷同、少新意，为什么这样呢？问题出在作者没有确立、遵循文章之道，故“日月出而不见其明，雷霆动而不闻其声，率天下之人而聋瞆之者，举业之文其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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