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一场"记忆的战役"，需要一张立体的评价网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以记忆障碍、执行功能障碍等核心认知域损害为主要表现，其核心病理机制是 Aβ 沉积形成淀粉样斑块、Tau 蛋白过度磷酸化形成神经元纤维缠结（NFTs）。尽管围绕 AD 的发病机制研究了几十年，从"淀粉样蛋白假说"到"Tau 假说"再到"神经炎症假说"，学界至今仍在争论，也意味着 AD 药物研发依然是一条高失败率的赛道。
AD 药物研发的难点，很大程度上在于"模型"与"人"之间的距离。一款在细胞里有效的候选物，能不能在动物身上改善认知？一款在动物身上改善认知的药物，能不能在复杂的、多因素驱动的人类疾病里同样起效？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一套覆盖"体外机制—体内行为—分子病理"的立体评价体系。爱思益普的阿尔茨海默病模型服务平台，正是沿着这条逻辑搭建的。
四种模型，覆盖不同的机制假设
在体内动物模型层面，平台覆盖了化学诱导与转基因两大类、四种主流模型。STZ 诱导的大鼠模型，通过侧脑室注射模拟脑内胰岛素信号受损、葡萄糖代谢减退，更贴近"散发性"AD 的特征；Aβ1-42 诱导的小鼠模型，通过海马注射 Aβ 寡聚体模拟其直接神经毒性；东莨菪碱诱导的模型，则通过阻断胆碱能投射，模拟胆碱能损伤这一经典假说；而 APP/PS1 转基因小鼠，通过转入人源突变基因加速 Aβ 沉积，更接近家族性 AD 的渐进病理。
这种"多机制并行"的设计，是 AD 评价里很关键的一环。因为 AD 的发病机制尚未有定论，一款药物的作用机制究竟是抗 Aβ、抗 Tau、抗炎还是保护胆碱能，决定了它应该在哪个模型里验证。平台把不同机制假设下的模型都准备好，让研发者可以"对号入座"，而不是"削足适履"。
行为学 + 病理，缺一不可的双重证据
模型只是"舞台"，真正检验药效的，是行为学与病理学这两条证据线。在行为学层面，平台提供旷场测试（OFT）评估自主活动与焦虑样行为，新物体识别（NOR）评估识别记忆，Y 迷宫评估工作记忆，水迷宫（MWM）评估空间学习与记忆能力——这四种经典范式从不同维度刻画了认知功能。在病理与分子层面，平台通过免疫荧光染色检测 Aβ 沉积（6E10）与 Tau/p-Tau，通过 ELISA 检测 TNF-α、IL-6、IL-1β 等炎症因子，再配合细胞活力检测与神经元形态分析，把行为学改善背后的分子机制讲清楚。
对研发者来说，AD 候选物的价值，恰恰在于"行为学改善"与"病理改善"能否同时成立。一个只改善行为、却不改变病理的分子，和一个只改变病理、却不动行为学指标的分子，都算不上理想的 AD 药物。爱思益普的平台通过把两条证据线整合在一起，帮助研发者更早地看清一个候选物的真实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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