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7年，湖南湘乡，一封从军营寄回的家书，改变了一个教书先生的命运。写信的人是陈赓，收信的人叫谭政。此时的陈赓已经投身革命，而谭政还在乡间小学任教，人生方向并未完全确定。
陈赓在信中谈到外面的局势，也劝这位亲戚不要只守着一方讲台。谭政本来就读过《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心里早有波澜。家书送到后，他很快走上革命道路，后来参加了秋收起义。
这段关系，既有亲情，也有时代推力。谭政是陈赓的妹夫，两家在湘乡本就是世交。谭政18岁时与陈赓的妹妹陈秋葵成婚，陈赓对他的影响，因此不只是几句劝说，而是把一个熟悉的年轻人引向了革命队伍。
谭政没有在前线以骁勇善战闻名，却在政治工作上显示出极强的能力。土地革命时期，他担任过师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又成为东北野战军重要的政治工作负责人。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东北部队面临整编、扩军和建立根据地等多重任务。罗荣桓赴苏联治病期间，谭政承担了大量政治工作。部队初到东北，人员复杂、环境陌生，能否迅速形成战斗力，政治工作起着关键作用。
后来，谭政又参与东北土改、剿匪和二线兵团建设。许多新兵就是在这一时期补充进部队的。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大将军衔，成为人民军队高级政工干部的代表。所谓“沾上陈赓就是将军”，谭政是最典型的一例，但真正托住他军衔的，仍是长期积累的能力与功绩。
陈赓身边另一位将军，是陈锡联。两人早年相识，抗战时期又有共同学习和工作的经历。陈锡联性格直爽，打仗敢下狠手，部队里曾有人称他为“小钢炮”。
1937年10月，夜袭阳明堡一战，陈锡联率部歼灭日军机场守备力量，缴获并击毁多架飞机，此后声名大振。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兵团级指挥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49年9月，陈锡联率部进军西南，途中在武汉休整。陈赓曾把王璇梅介绍给他。王璇梅是陈赓已故妻子王根英的妹妹，这次介绍让两位将领成为连襟。陈赓办事有时很直接，据说见面时便问：“看看，合不合适？”两人后来结为夫妻，亲戚关系也由此确定。
若说谭政和陈锡联是陈赓的亲属与战友，那么卢冬生则是从陈家走出去的旧相识。卢冬生幼年家贫，7岁时到陈家放牛，比陈赓小5岁。陈赓没有把他只当作牧童，还带他玩耍，读书时让他在旁边听，帮助他识字。
这种细节很容易被忽略，却可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陈赓后来因反对包办婚姻离家从军，卢冬生把这一切看在眼里。1925年，卢冬生也进入湘军。次年北伐军进抵武汉，两位旧友重新相遇，卢冬生被调到陈赓身边担任副官。
南昌起义后，陈赓负伤，需要长期治疗。卢冬生没有一直留下照料，而是接受任务，护送贺龙、周逸群返回湘鄂西。临别时，陈赓对他说：“出去闯，别把本事埋了。”这不是客套话，卢冬生后来确实在湘鄂西闯出了名堂。
他先后担任红二军团警卫营营长、团长和独立师政治委员，参加长征并抵达陕北。抗战开始后，他曾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旅长，只是因学习和治病等原因没有到任。1945年9月回国后，他出任哈尔滨卫戍司令员、松江军区司令员。
遗憾的是，卢冬生很快在哈尔滨意外牺牲，没能走到1955年授衔。关于他若健在能否授大将，只能作为历史推测。红二方面军需要高级将领代表，许光达最终成为大将，本身就有这一方面的考量。卢冬生若能保留红二军团和湘鄂西的重要资历，确实可能成为有力人选，但授衔还要综合职务、战绩、资历和当时的组织安排，不能简单断定。
陈家还有一个“将军”，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阵营。许克祥早年在陈家做长工，陈赓的父亲认为他有胆识，曾帮助他进入湖南讲武堂。许克祥后来成为国民党军将领，并在1927年5月发动马日事变，参与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后升至国民党军中将副军长。
陈赓谈到这段旧事时，常拿许克祥作反面例子：“出身不能决定一个人的道路，关键是自己选择站在哪里。”这句话背后，是他对革命立场的判断，也解释了为何那些与他有关系的人，命运会如此不同。
亲属、故交、旧日伙伴，确实有多人后来成为将军。但陈赓的“运气”，并不是凭空降临的光环。他愿意提携人，也善于识别人，更重要的是，他身边的人经得住战争和组织考验。谭政成为大将，陈锡联成为上将，卢冬生则停在了授衔前夜，几条人生轨迹，恰好构成了这句评价最复杂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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