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4年前后，北京。杨尚昆在查阅干部待遇材料时，注意到一个名字：童陆生。此人参加革命时间很早，军事经历也不算浅，可当时享受的仍是军职待遇。杨尚昆看完后说：“这样的待遇，恐怕低了。”随后，他提出改按兵团职待遇办理，并建议配备汽车和司机。
这份意见，不能只看作一次待遇调整。它背后牵涉的，是一名老革命者漫长而复杂的经历，也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后评定职务、军衔时，资历与实际职务之间并不总能完全对应。
童陆生出生于军人家庭。其父童云程曾任北伐军第二军参谋长，早年的家庭环境，使他很早便接触到军事和时局。五四运动后，许多青年把投笔从戎视为救国路径，他也报考了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
那所军校并不普通。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等军事学校，在民国时期培养出一批后来活跃于中国政治和军事舞台的人物。童陆生在校期间与陈奇涵为同期同学，接受了较系统的军事训练。
从军之后，他先任连副。后来，在唐际盛等人的影响下接触革命思想，1923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北伐战争展开时，他所在部队参与东征和平叛，童陆生已经担任团附兼参谋长，并一度代理团长。
这个职务分量不轻。
也就是说，在国民革命军大革命时期，童陆生已经达到团职层级。若单看这一段经历，他后来被称为“老资格”，并不夸张。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局势骤然恶化。童陆生曾任鄂西革命工农红军第一军参谋长，协助李富春开展军事工作，并参与鄂西地区的革命活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地方组织不得不分散保存，部分人员转移到武汉等地寻找新的联系。
此后的道路更加曲折。童陆生从报纸上得知李明瑞反对军阀混战，便应邀前往广西，担任其身边的军事助手，同时设法寻找党组织。后来，李明瑞所部参加百色起义，童陆生也因此重新进入革命队伍的联系范围。
他奉派前往上海寻找组织，之后又被调往陕西从事兵运工作。在杨虎城部队中，他长期负责争取和团结进步力量。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童陆生任杨虎城部旅参谋长，并参与相关谈判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经历虽然重要，却与红军主力部队长期作战的履历不同。童陆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更多承担的是兵运、参谋和地方联络工作，未能像一些将领那样，在中央苏区或长征部队中建立连续的战功记录。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才真正回到党领导的正规军事体系之中。童陆生先赴山东工作，后调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职，又进入军委机关，先后担任军委第四局副处长兼科长、八路军总部参谋、军委第一局副局长等职务。
他的长处很鲜明：熟悉军事业务，参谋经验丰富，能够处理复杂的组织和作战事务。但与此同时，他长期处于机关和参谋岗位，缺少独立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历。这一点，后来直接影响了他的军级评定。
新中国成立后，童陆生继续在军委机关工作，担任军委第一局局长、第四局副局长以及代局长等职。1952年，他被评定为正军级。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有人觉得，这个军衔与他的革命资历不相称。可军衔评定并不是单纯按照入党早晚，也不是只看大革命时期担任过什么职务。干部当时的职务、战役战绩、部队主官经历以及长期军事实践，都属于重要衡量因素。
童陆生虽有早期团职经历，却没有长期担任野战部队主官；土地革命时期的兵运工作，也不能简单等同于红军部队中的作战履历。按照当时的评定原则，他被授予少将，确有制度上的依据。
军衔之外，他后来还在训练总监部军事出版部门任职，协助郭天民工作。军事科学院成立后，叶剑英曾考虑调他到军科院，童陆生随后担任院务部副部长，协助彭绍辉开展工作。
遗憾的是，1959年，他被划为“右倾分子”，下放黑龙江农场劳动。直到1963年回到北京，仍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对一位早年担任过团职、又在军委机关任过重要职务的老干部来说，这段岁月尤其沉重。
1984年前后，童陆生的问题得到解决。杨尚昆在了解其经历后，认为继续按军职待遇办理并不合适，提出提高到兵团职待遇，并配备汽车、司机。这个安排，既是对其早期革命资历的重新确认，也是在制度层面对历史经历的一次补充性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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