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探访“探花”张岳崧墓，父子同登进士科，第清代海南任职官位最高人物深度解读

冬天的海口，很少有北方那种刺骨的冷，可那天走进琼山甲子镇文头村时，我还是打了个寒战——不是因为风，而是因为心里突然升起的一种说不出的敬意。

眼前，是一座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乡村墓园。若不是那块“海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立在前头，大多数路人，大概会以为这只是某个普通宗族的祖坟。可埋在这里的，是清代海南任职最高的官员，是海南科举史上唯一的“探花”——张岳崧。

一个生于偏远海岛的农家少年，从乡村书院走进京师殿堂，在万众注视的殿试上被点为“一甲第三名”，被朝廷封为“探花郎”，再一路做到从二品要员，最终又回到故乡的泥土里安眠。他的墓，如今和农家晒谷的广场挨在一起——这画面，我至今记得很清楚。

这篇文章，就从这一幕开始，说说这位“探花”的前世今生，说说他脚下这片土地，怎么悄悄地把一段被淡忘的历史，藏进冬日的阳光与稻谷的香味里。

那天去文头村，原本只是顺路。朋友随口提起：这里有座“探花墓”，是海南唯一的探花。这个信息一下子勾起了兴趣——在一个长期被视作“天涯海角”的地方，一个农村少年居然能拿下科举最高等次之一的荣誉，这本身就够传奇。

车沿着村道行进，出乎意料的是，路修得很宽，水泥面平整，路边时不时还能看到宣传牌，写着“文豪村”。这名字，听起来有点“网红村”的意思，但溯源其实很简单——因为张岳崧葬在这里，原来的文头村，干脆给自己起了个更有文化味道的新名字。

抵达的时候，正是午时。冬日的阳光斜斜地洒在文化广场上，几位村民正忙着翻晒稻谷。木耙拨过，谷粒沙沙作响，那是一种很踏实的声音，像每一粒粮食都在给人心里打底：不管故事多曲折，日子得一天天过。

广场一侧，是探花墓的入口。没有想象中的肃穆台阶，只有一块石牌，简单写着“张岳崧墓”。再往里走，墓区占地约六百平方米，坐北朝南，前方有一泓小水塘，水面映着旁边的槟榔树、椰子树——树很挺拔，叶子被阳光染成亮绿，一派南方乡村惯有的灵气。

风水先生们一定会对这样的格局点头：背有靠，前有水，绿意环绕，是典型的“藏风聚气”之地。站在那儿，你甚至会觉得，这地方有点“配得上”一个探花。

但抬眼再一看，又有点难免失望——墓区里的杂草已经长到了膝盖，灌木随意疯长，几条原本通向墓碑的小路被完全淹没。你必须拨开一层层草枝，才能看清墓前那块立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的墓碑。

墓碑不小，高约两米多，石材已经被岁月磨得发暗，上面刻着一行八字长标题：“皇清诰授通奉大夫湖北承宣布政使张府君墓”。这串官衔，是他一生仕途的最高概括：通奉大夫，正三品荣衔；湖北布政使，是地方省级行政最高长官之一。对一个出身海南小村的读书人来说，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天花板级别。

碑前还有一块较小的石牌，上刻“方伯神道”。“方伯”是布政使的别称，古时用来称呼省一级地方长官，神道碑则是为有声望者立于墓前，记功颂德之用。史料记载，这里原本还立有石翁仲、石狮、石羊、石马、华表等一整套墓前石雕仪仗，可惜如今早已不存，可能毁于战乱、风雨，或是年久被人拆用。

站在墓前，会看到三座墓一字排开，中间是主墓，也就是张岳崧本人的墓；左侧，是长子张钟鸾之墓；右侧，是夫人梁氏之墓。三座墓的碑，时间跨越了近一个半世纪：梁氏墓有道光辛丑年的原碑（1841年），又有1986年定安县政府重修时立的新碑；主墓和长子墓同样在1986年由政府统一进行了修葺和立碑。

这也算是他们一家身后命运的一个缩影：大清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在民国、共和国的更迭之中，当地人仍然记得，这里躺着一位曾经从海岛走向京城、回望乡里又带出一位进士的“老先生”。

主墓后方，是一块更“现代化”的空间——2016年，海口市政府在这里修建了一处小型墓园文化区。水泥台基、花岗岩栏杆，中间立着一尊石雕坐像：身着朝服，戴官帽，左手持书卷，右手握笔，神情严肃而不刻板，眼睛微微望向前方，好像正准备落笔，或者，正在沉思一篇奏折的措辞。

雕像后面的石墙上，镌刻着他的生平简介与几幅手书对联。那一刻，我有点明显的穿越感：从一块风化严重的旧墓碑，再到这块新刻的花岗岩墙，时间像被折叠在几步距离之内——两个时代的人，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在谈论同一个名字。

不过，要真正理解这个名字背后的分量，就得从头说起了。

张岳崧，字子骏，又号翰山。根据《清史稿》《广东通志》《定安县志》等资料记载，他生于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籍贯为琼州府定安县龙湖乡高木林村——也就是今天的定安县龙湖镇高林村。

十八世纪的海南，是个什么状态？如果翻开当时的舆地图册，很容易发现一个共同点：对这个岛的描述总是很简略，时不时还夹杂着“瘴疠”“艰险”这样的字眼。长期以来，海南在帝国版图上更像是一个边缘——气候炎热潮湿，交通不便，物产虽有特色，却远离内地经济文化中心。

在这样的环境下，要出一位进士，绝不是容易的事。更何况，是一甲第三名。

清代的科举制度，先有县试、府试、院试，之后是三年一次的乡试，考中者称“举人”；再上去是会试，考取者称“贡士”；最后是殿试，由皇帝亲自钦定名次，一甲三人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若干，人名进入“金榜”。一甲三名，都是皇帝眼中“拔尖中的拔尖”。

据目前可查资料，整个明清时期，海南籍进士数量就不算多，而一甲中榜者只有张岳崧一人。也就是说，他不仅是海南地区第一个“探花”，还是唯一一个。用今天的话说，简直是“天花板中的天花板”。

他的成长轨迹，其实可以算得上典型的“耕读家庭”出身。《高林张氏族谱》记载，张家虽不豪富，但一向重视读书，祖辈便有举人、秀才。幼年的张岳崧，跟很多乡村读书人一样，从私塾启蒙，白天上山下田，晚上点油灯念书，慢慢积累起自己的学问。

嘉庆九年（1804年），他考中举人，这是他正式踏入科举“主战场”的第一步。五年后，也就是嘉庆十四年（1809年），他赴京参加会试，顺利中榜，又在殿试中被定为一甲第三名——探花。

这种名次，对一个海岛少年意味着什么？你可以想象一下，今天一个偏远山区的孩子，从县城中学，一路考到清华状元，然后再进中办或国务院工作，那种“全村的光荣”，大概就是当时定安高林村的真实场景。

殿试放榜当天，礼部照例会在贡院外张贴金榜，考生和围观百姓挤成一片。名单上写着：“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某某（状元）、某某（榜眼）、定安县张岳崧（探花）……”那一刻，也许连他自己都有点恍惚——一个从海口以北小村出发的少年，突然站到了整个帝国读书人仰望的位置。

按照清制，中一甲者，一般授翰林院编修或修撰，属内阁中枢文职的“后备军”。张岳崧也是如此，殿试之后，他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留京任职，参与撰写诏书、整理国史、起草奏疏，这就等于正式跨进了中央政务系统。

一个海南人，在北京这座政治中心的经验，可能一开始也有不少“不适应”。前有大雪封门、黄河结冰，后有江南士族口音绕梁——但这种多区域的碰撞，反而让他的视野慢慢拉开。在后来的书信中，他曾提到过对各省风土的观察，对盐政、税赋的看法，字里行间都能看到一个文人向政治实践者转变的过程。

翰林院的日子，通常不会是终点。乾嘉之后，朝廷越来越倾向于让翰林出外“历练”，由馆阁走向地方实务岗位。从史料看，张岳崧先是在京中任职，之后外放担任“两浙盐运使”。

“两浙”指的是浙江、江苏一带沿海地区，“盐运使”则管理盐务——当时的盐，是国家税收大头之一，盐政相当于财政命脉，盐运使自然也算是肥缺与重任并存的岗位。这里油水不少，风险也不小；一旦管不好盐务，既容易被地方豪强“围猎”，也随时可能被朝廷秋后算账。

后来，他又调任湖北布政使。这是一个从三品的高官，管的是一省财政、民政、户籍等综合事务，地位仅次于总督、巡抚。《湖北通志》记有：“张公治政严整，精于案牍，兼好书法。”意思是说，人严谨，办事认真，字写得又漂亮。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曾“扩理湖北巡抚之职”。“扩理”一词，在清代官制中，有时用来表示暂代、更理某职的意思。换句话说，他在某段时期里，代行巡抚之职——巡抚是从二品高官，主管一省军政大权。也正因为有这层经历，后人说他是“清代海南籍官员任职品级最高者”，并非溢美，而是有确切的官制依据。

他这一生，虽然没做到“封疆大吏”的终极高度，但在当时海南籍官员中，已经是绝对翘楚。加之他为人重视廉洁、自律，对盐政、赋税多有规整之举，在地方留下了一些口碑，所以后来的史料和地方志，对他评价算得上中上。

不过，在晚清百年那场“鸦片阴影”下，他还有一个值得单独拎出来的身份：禁烟派官员之一。

十九世纪上半叶，鸦片输入日重，朝野之间围绕“禁”“弛”之争不断。道光帝继位后，内阁多次讨论鸦片问题。《清实录》里，曾收录张岳崧等人上奏，力陈鸦片为国害民，主张严禁。虽然他不像林则徐那样成为家喻户晓的“禁烟英雄”，但在湖北任职期间，对鸦片流通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联合地方官绅，整顿烟馆、严惩烟贩。

这类举措，在史书里可能只是一两句“从严采办”的简略描述，可放在当时的语境里，意味着要顶着不小的阻力。因为鸦片背后，不仅是洋商与走私贩，还有不少地方士绅、衙役都从中获利——禁烟，说到底，是挡了一些人现成的财路。

这些纷繁复杂的博弈，最终都定格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那一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以《南京条约》告终，清廷从天朝上国的自信跌入被迫割地赔款的现实。而就在这同一年，已经年逾古稀的张岳崧，回到故乡，病逝于定安高林村，终年七十。

他的遗体，葬在今天的文头村——也就是现在的“文豪村”——这一块相对高阜、前有池塘的风水宝地。墓前原本设有石翁仲、石狮等一整套仪仗，后人来祭，香火曾一度鼎盛。只不过，随着王朝更替、社会变迁，这些象征权势的石雕，一件件消失在时间里。

如果仅仅是他一生的仕途，恐怕不会让今天的村庄特意改名“文豪村”。真正让这个家族口口相传、地方志书特意记录的，是他对子女教育的另一番用心。

他出身“耕读之家”，自己又靠读书跻身士林，所以对子女特别强调“耕读传家”。据高林张氏后裔口述，张岳崧在家时，行事极有规矩：饭前必“讲书”，饭后必“复习”；农忙时，允许孩子下地帮工，但即便干完农活，也得背书、抄帖。他不赞成只会死记硬背的读书方式，常常出一些“活题”——比如让孩子根据一段史事写短评，或者对时事提出看法。

这样的教育理念，在当时不算普遍。很多家庭对科举的理解是“考中就好，不问其他”，但他更看重的是“学以致用”，甚至有点“预备官僚训练营”的味道。其结果，是他的次子张钟彥，在他去世三年之后，也就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考中进士。

父子同为进士，还是在清代科举系统中，这样的家庭本就不多，更何况是在海南。史料上干脆写了一句点评：“海南科举史上有名的父子进士。”这短短的评价背后，是整个家族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读书的传统，是一个身居高位的父亲在教育上没有走捷径、也没有完全顺着仕途资源为儿子铺路的选择。

而这样的故事，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其实并不遥远。走在高林村、文豪村之间，你会发现，村里还保留着张氏宗祠，祠堂门口摆放着当年破碎的旧墓碑和若干石刻残件。那块已经裂成几截的旧碑，石面上的字许多都被磨掉了，只隐约看得出“张府君墓”几个字。

这块被弃在树底下的旧碑，很容易被人忽略。村里的小孩拿它当座椅，老人偶尔在旁边纳凉，晒着太阳闲聊。可正是这样的画面，也许比任何官方立的简介更能说明问题：历史并没有被供奉在玻璃罩里，而是慢慢融进了村民日常生活的缝隙里。

从清朝到今天，两百多年过去，这个家族、这个村庄，其实一直在和“现代化”做某种微妙的对话。1986年，定安县政府重修张氏墓群，重新立碑；2016年，海口市政府又在墓后建成墓园文化区，竖起雕像与简介，这背后，是本地对传统人物资源的一种再发现。

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化工程”；也可以说，这是一座城市在不断扩张中，试图找回自己历史根脉的一种努力。海口要往外被书写为“滨海旅游城”“国际化枢纽城市”，但它同时也需要告诉别人——这里曾经出过探花，这里不是一个文化的荒地。

不过，这种“重新记起”的过程中，也难免有些尴尬。墓区一侧新刷的白墙上，宣传语写得极为振奋人心，雕像下铺着刚铺不久的石板路；而不远处，杂草仍然爬上碑座，塑料袋被风挂在荆棘上。村民晒谷的推车偶尔搭在墓前石阶，孩子们把墓园当成一个顺带可以绕着跑一圈的“小公园”。

从某个角度看，这些“破绽”也是生活本来的样子——死人得有人记，活人更要过日子。墓葬再有级别，也终究只是后人寄托情感、纪念历史的一处场所，它不可能也不应该与村庄的生活完全隔绝。

站在碑前那会儿，我试着把时间轴在脑子里拉长一点：1773年，一个海南村娃出生；1809年，他在北京殿试被点为探花；随后几十年，他在内外各地辗转任职，处理盐政、税赋、地方民生；1842年，他在故乡病逝，下葬于今日的文头村；1845年，他的儿子在京考中进士；此后百多年，他的墓碑历经风雨，石雕散乱，碑体残破；再后来，政府加以重修，赋予“文物保护单位”的法律身份，让一座乡村墓园有了新的标签。

而在这个过程里，真正没变的是两件事：其一，是高林村、文头村这一带“耕读传家”的传统仍在延续，哪怕今天考的不再是科举，而是中考、高考；其二，是这片土地上的人，对“出一个读书人”的那份朴素骄傲。

文豪村不算大，但在村口你总能看到这样的场景：老人坐在椅子上，跟从城里回来的孙子说，“咱村以前出过探花的，你好好读书，将来也要有出息。”孩子可能半懂不懂地点点头，转头又抱起手机刷视频。可即便如此，那句“以前出过探花”，已经像是一颗种子，悄悄埋进了心里。

说到底，张岳崧这一生，既不是只属于书本，也不只属于这块墓地。他是清代官僚系统中的一个节点，是晚清禁烟派队伍中的一个名字，是定安高林村和文豪村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也是今天我们重新理解“出身边缘却走向中心”这个命题时，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

你很难用一句话给他下定论，说他是“忠臣”“名臣”“大儒”都显得有点刻板。他并没有彻底改变历史的进程，也没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丰碑。但他把一条封闭的乡村道路，硬生生走成了一条通往帝国权力中枢的路，又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把自己的家族、自己的子孙推上了一条“读书改变命运”的轨道。

在今天，站在他的墓前，再去回看那块花岗岩上刻的几行字：“嘉庆十四年一甲第三名进士”“历任两浙盐运使、湖北布政使”“清代海南籍任职最高之官员”……这些称呼看似陈旧，却还在继续提醒我们一个简单的事实——一个偏远地方的人，并非注定只能在边缘徘徊，只要环境稍有缝隙，他依然可能走出一段极不平凡的路径。

冬日的阳光渐渐往西偏，晒谷的村民开始收拾谷物，广场上渐渐安静下来。临走前，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尊身着官服的石像，心里蹦出一句有点俗，但又挺实在的话：

“一个地方的高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愿不愿意记住自己的读书人。”

而张岳崧，这位海南唯一的探花，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通过一座略显荒芜却依然被铭记的墓园，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里。对他来说，这大概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名留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