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四川巴西地区,中央红军即将北上之际,李德与李特隔着人群用俄语激烈争吵。毛主席赶到现场后,李特情绪失控,手已经伸向武器。就在这一瞬间,李德从后面将他死死抱住,避免了一场可能改变红军命运的枪击。
这件事听起来出人意料。李德曾是毛主席军事路线上的主要反对者,长征初期,他的指挥失误使红军付出惨重代价。可在关键关头,恰恰是这个与毛主席“不对付”的外国顾问,挡住了李特。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3年9月,他受共产国际派遣进入中央苏区,抵达瑞金后,很快参与红军军事指挥。
当时,中央苏区面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李德带来的思路,与毛主席此前依靠运动战、游击战和灵活转移的做法差别很大。他主张修筑堡垒,集中兵力,进行正规的阵地防御,强调“以堡垒对堡垒”。
这套办法并非毫无军事依据,却没有充分考虑中央苏区的实际条件。红军装备不足,兵员有限,机动能力才是长处。一旦被迫与国民党军拼消耗,战场主动权便会逐步丧失。
毛主席当时已不再处于红军指挥核心。李德的到来,又使博古等人更加倾向于采用共产国际式的正规战方案。双方在军事判断上的分歧,慢慢变成了政治关系上的隔阂。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初期,部队携带大量物资,行动迟缓,连续突破封锁线时伤亡严重。李德承担了重要指挥责任,毛主席则在行军途中不断观察局势变化。
有一件事尤其能说明当时的紧张气氛。作战失利后,李德曾提出严惩肖劲光。毛主席得知后明确反对,认为指挥上的问题不能简单推给前线将领,更不能轻易杀掉一名高级干部。肖劲光最终保住性命,但受到处分。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改变了红军的指挥格局。李德失去军事指挥权,博古也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主席逐步回到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此后,李德虽然心有不服,却已经无法左右全局。
有意思的是,失去权力后的李德,并没有立刻离开红军。他一度前往林彪率领的部队,但双方相处并不融洽,后来又回到中央机关。此时的他,更多承担军事教育和参谋性质的工作。
在长征和陕北斗争中,李德亲眼看到毛主席如何利用运动战摆脱强敌,逐渐改变了原先的看法。他未必完全认同毛主席的理论,但至少承认,红军能够走出困境,与毛主席对中国战场实际情况的判断密不可分。
巴西事件发生时,李德已在红军大学担任教员。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奉命前来游说,声称中央北上是逃跑,甚至散布毛主席、周恩来要去苏联、向帝国主义投降等说法。
李特与李德早年都在苏联学习,彼此熟悉。面对李特的煽动,李德没有袖手旁观,而是用俄语与他争吵。有人回忆,李特骂李德是“赤色帝国主义”,李德则斥责他是“流氓”。两人的争执,很快引起周围人员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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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赶到后,李特的情绪进一步激动,甚至出现拔枪动作。由于现场情况复杂,关于细节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多种回忆材料都提到,李德从背后控制住了李特,阻止他继续接近毛主席。
毛主席随后采取了较为克制的办法,表示愿意北上的可以北上,不愿北上的也不强迫,避免局势因冲突彻底失控。李德的动作只是一瞬间,却切断了枪口可能指向毛主席的直接危险。
1939年8月27日,李德奉共产国际电令离开延安,返回苏联。临行前,他与毛主席的关系谈不上融洽。毛主席曾用“韭菜洋葱,不对味”形容两人的性格和主张差异,但这句评价,并没有抹去巴西那场冲突中发生的事实:在最危险的几秒钟里,李德确实拦住了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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