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33军：唯一以四川子弟为主体的红军军级部队，主要将领及其结局

很多人熟悉红军各大主力部队，却少有人知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有一支几乎全是四川子弟的红军军级部队。它从300人的起义火中拼出来，历经三次重创才修成正果，建制却只存在了不到三年，核心将领的人生结局更是天差地别。

1929年的四川被各路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大城市的革命斗争接连受挫，党组织把工作重心转到了川东的山区农村。王维舟、李家俊等革命者在宣汉、万源、城口三县交界的固军坝发动武装起义，拉起了川东游击军第一路，最初只有300人，这就是红33军最早的火种。

起义之后近一年，军阀刘存厚三次发兵围剿，全都被游击军击退。队伍从300人发展到一千多人，还在三县交界开辟出一块能立足的根据地。另一边共产党员李鸣珂策动军阀部队起义，拉出两个连建成川东游击军第二路，两路互为呼应，川东的革命形势一度一片大好。

残酷的转折说来就来，1930年受当时冒险主义方针影响，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奉命离开川东，前往鄂西北和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长途转战到湖北房县后，队伍陷入敌军重兵包围，外无援兵，大量指战员牺牲在异乡。留守川东的第二路，也在持续围剿下力量损耗殆尽。

王维舟没放弃革命，同年7月底他再次发动起义，汇合当地农军整编为川东游击军第三路，重新集结起一千多人。刚组建好，就接到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进攻命令，部队走到西罗坪就遭遇敌军伏击，整整打了三天三夜。

司令员李光华重伤被俘，英勇就义，队伍直接折损过半。三次组建三次遭重挫，川东红色武装像是掉进了走不出的困局。剩下的骨干跟着王维舟退回深山，转入几县交界的山区坚持斗争，没有正式番号，缺弹少粮，就靠着就地筹粮分散隐蔽熬过最难的日子。

这段时间是王维舟革命生涯最艰难的阶段之一，他没消沉，一边打仗一边复盘之前失败的教训，发现之前吃亏大多是因为机械执行脱离实际的命令，硬拼消耗，没发挥游击战灵活机动的优势。重建后的川东游击军改了作战原则，不打没把握的仗，不做无谓消耗，踏踏实实把游击战落到实处。

靠着这套打法，川东游击军重新打出旗号，发展到数千人，长期牵制了大量川军，还为后来红四方面军开辟川陕苏区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地理条件。1933年秋天，红四方面军发起宣达战役，不仅重创了地方军阀，还让两支遥相呼应多年的革命力量成功会师。

消息传开，当地青壮年挤着报名参军，短短几天就有几千人投身革命，没人强制动员，全是多年游击斗争攒下的民心。宣达战役打完，川陕根据地和川东游击区连成一片，红33军也迎来了正式诞生的时刻。

1933年11月2日，宣汉县城西门操场，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副军长罗南辉，下辖三个师，全军一万余人，战士基本都是川东本地子弟。徐向前后来评价，这支部队有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和当地人民群众是血肉联系。

红33军成立不到一个月，大规模战事就来了。国民党调集重兵对川陕苏区发动六路围攻，这是川陕根据地创建以来规模最大的围剿。红33军布防左翼，防线绵延两百余里，一万来人铺开后处处兵力吃紧，还缺弹药补给，不少战士还拿着大刀长矛上阵。

王维舟和杨克明靠前指挥，官兵靠着一股子劲打退敌人几十次冲锋，牢牢守住了防线，完成了任务，可自己也伤亡惨重，红97师减员尤其严重。仗打完本应休整补充，谁知道肃反扩大化的风暴刮到了红33军，大批骨干无辜受害。

政委杨克明被错误批判，撤销职务调往地方，后来哪怕重返部队，也再也没回到红33军政委的岗位上。红98师师长冉南轩、政委龚堪彦，从起义就干革命的老骨干，全都被错杀。红97师师长蒋琼林1933年11月才上任，1934年初就遇害，任职才两个多月。

战斗损耗加上错杀伤害，红33军一万多人锐减到不足四千，两个师的指挥体系彻底被破坏，只能缩编成三个团由军部直接管辖。后来这些错案在延安整风时得到甄别，蒙难指战员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红99师师长王波运气不错，靠着罗南辉保护保住性命，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云南省冶金工业局办公室主任，1999年逝世，享年91岁。

军长王维舟也被调离红33军，再也没回到指挥岗位，哪怕遭受不公对待，他依旧顾全大局，跟着部队走完长征，三过雪山草地都没动摇过信念。1935年红33军跟随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懋功会师后编入红5军，1936年1月正式完成合编，红33军番号撤销，从组建到撤销，存在时间还不到三年。

合编之后，原红33军官兵继续征战，不少人血染河西走廊，主要将领的结局各有不同。原军政委杨克明后来担任红5军政治部主任，1937年1月高台之战，面对数倍敌军围攻，他和董振堂指挥部队战至最后一刻，城破后壮烈牺牲，年仅31岁。

副军长罗南辉长征时改任红5军副军长，会宁会师时承担后卫阻击任务，1936年10月在大墩梁阻击追兵时，遭遇敌机轰炸牺牲，年仅28岁。两个从川东山里走出来的核心将领，一个埋骨高台孤城，一个倒在会宁的黄土高地，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西北大地。

王维舟是红33军主要将领里唯一见证新中国成立的人，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护法运动，1925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红33军从头到尾的核心创建者。离开红33军后，他抗战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军区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还担任过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1970年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

这支从300人火种发展起来的万人部队，不到三年的建制史里，承受了战场伤亡和错误路线的双重打击，最终汇入长征洪流，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很多牺牲的川东子弟没留下完整姓名，可他们的鲜血，早就刻进了中国革命厚重的历史里。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川陕苏区红三十三军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