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垃圾焚烧发电夺全球第一，曾每吨亏三十多，如今年入百亿？

二十多年前，垃圾焚烧在中国还是个“烫手山芋”——谁接谁亏钱。设备靠进口，垃圾烧不着，一吨算下来倒贴几十块。

如今，全国焚烧设施达到1137座，日处理能力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一些环保龙头企业年营收已经跨过百亿元门槛。

反差够大，但问题也恰恰在这里：垃圾还是那些垃圾，为什么当年越烧越亏，后来却能撑起一个全球最大的产业？所谓“年入百亿”，真的是靠烧垃圾烧出来的吗？

垃圾焚烧在中国真正加速，首先不是因为它有多赚钱，而是很多城市没有多少别的选择。

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生活垃圾跟着往上涨。那时候最常见的办法还是填埋——简单，前期成本也相对低。

麻烦同样明显：它太占地。一座城市每天几千吨垃圾往坑里送，填埋场再大也有填满的一天。

尤其对深圳、上海、广州这样的高密度城市来说，拿越来越贵的土地继续埋垃圾，越来越不现实。

所以焚烧不是突然被发现的一座“金矿”，而是填埋这条路越走越窄之后，城市治理被推到了炉子面前。可真正开始干，才发现问题比想象中多。

当时大型炉排炉等核心设备很大程度依赖进口。按照早期项目的投资水平，一套日处理1000吨左右的进口设备，采购成本就可能达到两三亿元，一整座厂投入更高。

钱贵还是更麻烦的是，设备来了，垃圾却和外国厂商熟悉的“燃料”不一样。欧美很多地区生活垃圾经过前期分类，纸张、塑料等可燃物比例高，热值也高。

中国当时大量垃圾没有充分分类，厨余比例高，水分重。说白了，别人往炉子里送的是相对干的垃圾，中国往里面倒的却常常像一团湿乎乎的混合物。

水本身不会发电，炉膛得先耗费热量把水蒸发掉，剩下的热量才能维持燃烧、烧锅炉、产生蒸汽。

于是早期项目会遇到一种非常难受的局面：炉子买得贵，垃圾还不好烧。为了稳定燃烧，有时还得增加辅助燃料。

另一头，收入却很薄。早期一些地方垃圾处理费只有几十元一吨，发电收入同样有限，而人工、设备折旧、环保处理、维护等成本一项都少不了。

这就是“每吨亏三十多元”这类说法出现的背景——不同项目差异很大，但早期的经济账确实不好看。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谁最有筹码？进口设备供应商有，因为核心装备自己做不了，买什么、多少钱买，选择并不多。

地方政府则相当被动，垃圾天天都在产生，不处理不行，填埋空间又越来越紧张，即便焚烧项目账不好算，也得硬着头皮推进。

企业夹在中间更难受：投资巨大，技术受制于人，收入模式还没完全理顺。

中国垃圾焚烧后来发生的第一场变化，是技术依赖开始松动。中国企业开始自己做炉排、做锅炉、做烟气处理系统，同时针对国内垃圾的特点重新设计工艺。垃圾水分高怎么办？

先别急着往炉子里塞，把垃圾放进储坑停放几天，让它发酵、沥水，再通过抓斗进行混合均质，把热值尽量调得稳定一些。

这听起来不像什么惊天动地的发明，但工业竞争很多时候就藏在这种细节里。当设备逐步国产化，项目投资往下降；当中国企业越来越懂中国垃圾，燃烧稳定性又往上走。

但做到这一步，充其量只是解决了“不至于一直亏”。一个需要几十亿元甚至更多资本滚动投入的行业，真正想大规模复制，还缺最重要的一块：谁来保证这门生意长期有钱赚？

很多人聊垃圾焚烧，喜欢盯着一个数字：一吨垃圾能发多少度电。这个数字当然重要，但如果只看到发电，就很容易把这门生意理解错。

垃圾焚烧厂实际上干了两份活：第一份是替城市处理垃圾，第二份才是利用焚烧产生的热量发电。既然提供了两项服务，收入自然也不只来自电网。

201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明确每吨生活垃圾折算上网电量暂定为280千瓦时，执行全国统一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0.65元（含税）。这条政策的作用，远不只是“多给几毛钱电价”。

真正改变行业的是，它把原来模糊的未来收益变得更容易计算。

垃圾量大致能测算，处理费写在合同里，发电收益也有政策框架。一座厂未来二三十年的现金流，突然从“看不清”变成了“基本可以建模”。

银行最怕什么？不是项目投资大，而是不知道钱怎么回来。一旦现金流相对稳定，重资产项目反而很适合长期融资。

于是整个利益结构开始变化：地方政府得到一个能够长期处理垃圾的基础设施，企业得到稳定项目和运营收入，银行得到期限足够长、现金流相对可预测的融资资产。

而随着国产设备越来越成熟，建设成本又在继续下降。三股力量一叠加，行业才真正从“不得不建”走向“有人愿意抢着建”。这也是后来垃圾焚烧项目迅速扩张的关键。

不过，今天再把0.65元电价理解成垃圾焚烧可以永远躺着拿补贴，就过时了。

2020年以后，新增生物质发电项目的政策逻辑已经明显改变，新项目进入竞争配置，中央补贴也明确朝着逐步退坡、有序退出的方向走。

换句话说，政策当年帮助行业跨过了最危险的起步期，但行业做到足够大以后，政策也开始要求企业自己走路。

这时候再看“年入百亿”就有意思了。2025年，瀚蓝环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39.37亿元。乍一看，似乎真的可以说“烧垃圾烧出了百亿收入”。

但账不能这么算——瀚蓝环境不仅有固废业务，还包含能源、水务等业务；而固废业务内部，也包含垃圾焚烧发电、污泥处理、飞灰处理、垃圾填埋、环保工程和环卫等多种业务。

所以，“环保龙头一年营收超过百亿”是真的，“单靠烧生活垃圾一年就收入百亿”就不是一回事。

但这并不削弱行业的含金量，反而说明它已经进入另一个阶段：企业不再满足于卖电和收处理费两条腿走路，而是在想办法把一吨垃圾多榨出几层价值。

能供热的项目向工业园区卖蒸汽；焚烧后的炉渣经过分选，金属可以回收，剩余材料还能用于建材等领域。

过去最怕的是一吨垃圾成本太高，现在企业研究的是，一吨垃圾还能不能再多创造几十元价值。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中国垃圾焚烧就是一个标准的产业升级故事。问题在于，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反转——部分地方的焚烧厂开始“吃不饱”了。

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到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厂平均负荷率为88.7%。

住房城乡建设部已明确，生活垃圾焚烧设施的合理负荷率区间为设计能力的70%至110%，因此全国产能总体平衡。

但“总体平衡”不等于“处处平衡”，从区域分布看，垃圾焚烧厂呈现“东密西疏”的特征。2024年，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厂数量前五名的省份为山东、广东、河北、浙江、河南，其中山东多达102座；而排名靠后的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各只有1座。

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秘书长郭云高指出：“受超前建设等因素影响，我国垃圾焚烧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中部、东部的部分地区。”

以天津市为例，全市13座焚烧设施设计总处理能力为每日1.8万吨，但全年实际处理生活垃圾404.2万吨，平均运行负荷不到70%。

即便在同一省份内部，差异也相当显著。广东省整体垃圾焚烧产能利用率仅为54.41%，位列全国倒数第四；但深圳市5座垃圾焚烧厂产能利用率约103%，存在超负荷运行的情况。

不过专家强调，这是“局部性”而非“全局性”的问题。与部分城市焚烧厂产能富余形成对比的是，个别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仍然存在沿路沿河倾倒垃圾、露天焚烧、简易掩埋等现象。

一些西部、边远县域的处理能力仍显不足。

全球第一当然是一份成绩单。但站到第一以后，行业的麻烦也变了。

以前是垃圾太多、厂不够，现在一些地区是厂建得快、垃圾增长却没那么快，于是开始出现企业跨区域寻找垃圾来源的情况。

住房城乡建设部已经提出，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力争达到76%以上。注意，这个目标强调的是“资源化利用率”，而不是“焚烧量继续增长多少”。

这里面的信号其实很清楚：垃圾焚烧解决的是垃圾无害化和减量化的重要环节，但一个成熟的城市垃圾体系，不可能靠“产生更多垃圾、再建更多炉子”维持增长。

分类回收做得越好，可以重新利用的东西就越应该先拿出去。真正进入炉膛的，应当是更适合焚烧、又无法继续材料化利用的部分。

中国垃圾发电产业链还有一条重要的出路——出海。

截至2025年底，中资企业参与投资、建设及运营的海外垃圾焚烧项目突破100座，日处理总规模超5万吨，覆盖东南亚、中亚、中东、欧洲等多个区域。

2026年1至7月，中国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拿下15个海外BOT项目，总处理规模达21378吨/日，前七个月数据就已超越2025年全年。

77个海外建设及装备业务覆盖23个国家，泰国、印度、越南成为订单最密集的市场。

在出海主体上，已经形成两条清晰的赛道。BOT投资运营赛道以民营企业为主，康恒环境、中国天楹等占据规模优势，总处理规模达40878吨/日。

EPC总包与装备供货赛道则由国资企业占据主导，参与该领域的20家企业中半数以上为国资背景，累计斩获61个业务订单，市场占比高达79.2%。

两类企业并非简单竞争，更多是协同分工——工程央企牵头拿下整体总包订单，专业固废企业配套输出核心装备。

中国企业的优势在于两点：一是拥有全球最丰富的焚烧发电场景实践——从零下30℃的哈尔滨到海拔3600米的拉萨，不同气候、不同垃圾热值条件都经过了实战检验；二是通过国产化大幅降低了综合造价与运营成本。

更关键的是，中国企业输出的并非单一设备，而是涵盖规划设计、工程建设、设备供应、运营管理的一整套城市固废治理体系。

这个行业接下来的矛盾，可能比二十年前更难处理。二十年前的问题很简单：垃圾太多，赶紧想办法烧掉。

今天的问题变成了：厂已经建了这么多，补贴又在退，垃圾还要继续减量和资源化，企业怎么维持收益？

答案大概不会再是疯狂建新厂。近五年，国内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中标数量、新增产能、投资额已经呈现减少趋势。

行业正在从“规模竞争”走向“效率竞争”——可能是供热，是炉渣利用，是协同处理其他适宜固废，是挖掘存量填埋场，也是把中国二十多年积累下来的设备、工程和运营能力卖到海外。

中国垃圾焚烧做到全球第一，反而不是故事的高潮，更像是旧增长模式结束的标志。曾经，谁拥有炉子，谁就有项目。后来，谁能把设备做便宜、把商业模式算清楚，谁就能做大。

下一阶段要比的，则是谁能在垃圾没有无限增长、政策不再无限托底的情况下，仍然把一座厂稳定运营二三十年。

这才是“每吨亏三十多”走到“百亿企业”背后真正值得看的变化。垃圾没有变成黄金。

变的是中国企业已经从“花钱买别人炉子的人”，走到了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的位置：当全球最大的焚烧体系已经建成，接下来还能不能靠效率再赢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