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小时候吃过的“糖丸”是谁发明的吗？

共和国之脊：

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中国科学家

郑浩峻 编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致敬时代楷模、弘扬家国精神的精品力作，讲述了于敏、孙家栋、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等16位杰出科学家的故事，全面展现了他们无私奉献的人生，以及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卓越贡献：于敏隐姓埋名数十载，铸就国之盾牌；孙家栋投身航天，托举中华飞天梦；袁隆平毕生钻研，让天下人端稳饭碗；黄旭华呕心沥血，铸就核潜艇利剑；屠呦呦攻坚克难，为世界带来“青蒿素奇迹”……他们以卓越的才华、坚定的信念、无私的奉献，构筑起共和国坚实的脊梁。

全书语言简洁凝练，配以富有感染力的插图，使复杂的科学原理与科学家的艰难奋斗历程变得直观、易懂，尤其适合青少年阅读。本书不仅是对功勋人物的致敬，更是一座精神灯塔，引领年轻一代感受科学魅力、体悟责任与使命，在轻松阅读中汲取力量、树立远大志向。

本书是该系列丛书的开篇之作，之后将陆续推出其他分册。

【编辑推荐】

1.讲述科学家的真实故事，传承科学精神

科学技术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而科学精神的传承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共和国之脊》通过讲述16位共和国历史上杰出科学家的真实故事，让广大读者近距离感受科学家们的奋斗历程和崇高精神。他们并非生而伟大，而是在一次次挑战和探索中，凭借坚定的信念、不懈的努力，最终站上科技巅峰。他们的事迹不仅展现了科学的魅力，更能激励青少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敢追梦。

2. 通过深入描述和刻画专家的故事，让科学普及变得生动有趣

《共和国之脊》通过精美的插图、生动的叙述，将科学知识与科学家的奋斗历程形象化、故事化，让阅读变得更加轻松有趣。

本书通过故事化的叙述方式，从科学家们的生活点滴、成长经历入手，将他们的科研历程和人生故事娓娓道来，使读者能够感受到科学家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有血有肉。这种形式不仅降低了阅读门槛，也增强了青少年的代入感和沉浸感，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感受科学的魅力，理解科学精神的真正内涵。

3. 满足市场对优质科普读物的需求

随着科普图书市场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认识到科学启蒙的重要性，希望为孩子提供优质的科普读物。《共和国之脊》凭借权威的内容、精美的绘制、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填补了市场对科学家故事绘本的空白。家长可以借此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让他们在轻松的阅读体验中收获科学知识和人生启迪；教育工作者则可以将其作为科学启蒙教材，帮助学生树立科学梦想，增强探索精神。

4. 紧扣国家政策导向，培养科技后备力量

《共和国之脊》契合国家重视科学教育的政策导向，旨在为社会培养更多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未来人才。通过讲述科学家的故事，不仅能让孩子们了解科学研究的过程、方法以及科学家们坚持不懈、勇于探索的精神，更能让他们从榜样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激发对于科学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树立远大理想，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为国家未来的科技发展培养后备力量。

【名人名言】

我是炎黄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所学到的知识，全部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李四光

正确的结果，是从大量错误中得出来的；没有大量错误作台阶，也就登不上最后正确结果的高座。

——钱学森

我自己即使不能达到世界最高的顶峰，可是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我给他们做人梯，我给他们铺路，让他们踩着我过去。

——夏培肃

誓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我和我的同事们，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

——黄旭华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于敏

我说书本知识非常重要，电脑技术也很重要，但是书本、电脑里面种不出水稻来，只有在田里，才能种出水稻来。

——袁隆平

科学研究不是为了争名争利，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屠呦呦

你知道小时候吃过的“糖丸”是谁发明的吗？

20世纪50年代，脊髓灰质炎（也称小儿麻痹症）肆虐，许多孩子因此终身残疾。

为了让中国的孩子都能接种疫苗，顾方舟带领团队在云南的深山里白手起家，住茅草屋，用煤油灯，和猴子做室友。

疫苗研制成功后，需要一个志愿者来验证安全性，“我是负责人，要试，先在我身上试！”他平静而坚定地喝下了第一瓶疫苗溶液。

他就是“糖丸爷爷”顾方舟。

他用一颗甜甜的糖丸，守护了几代中国孩子的健康。

现在，让我们走近这位“把糖丸送给中国的人民科学家”，听一听那颗小小糖丸里，藏着怎样一个关于勇气、牺牲与父爱的故事。

01 风雨童年，志向初生

1926年6月16日，顾方舟出生在上海。父亲顾国光曾在海关任职，母亲周瑶琴温和能干，兄弟四人绕膝，这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生活。

然而世事无常。1930年春夏之交，父亲登上一艘来自非洲的货轮检查，不幸被白蛉叮咬，不久后高烧不退，被诊断为感染黑热病（一种凶险的地方性传染病），最终在北京协和医院不治。4岁的顾方舟，还未来得及把父亲的模样牢牢记住，就与他天人永隔。

父亲去世后，孤儿寡母只得投奔鄞县的外婆家。顶梁柱倒了，日子却不能倒。母亲周瑶琴唯一可靠的出路，只有工作。她决定去学“助产士”。这门专业三年学制，门槛不低，还对年龄有所限制。

幸好丈夫顾国光生前在海关投了保险，去世后发下约400块银圆的抚恤金。周瑶琴用这笔钱做了两件事：一是把顾方舟送进宁波最好的翰香小学；二是瞒着年龄，报考杭州广济产科专门学校。她还咬牙拨出一部分，为娘家置了二三十亩地，让全家不至于挨饿。这是一个母亲能想到的全部托底。

1934年，周瑶琴学成归来，取得助产士证书，只身北上天津申办了开业执照。白天备器械、消毒器具，夜里被人一叫便披衣出门，常常忙到天亮。

初中毕业后，顾方舟考入燕京大学附属中学。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强行关闭学校、驱逐师生。持枪的士兵、被迫鞠躬的屈辱，以及所谓的“良民证”，让年轻的顾方舟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亡国奴”的含义。

回到天津后，他考入天津工商学院附属中学。真正让他受益终身的是学校那套严谨到苛刻的学业制度：学校有“三宗宝”——记过、得零、星期考。星期考不预告科目，每周来一场，逼着学生日日温习；理科常用英文原版教材。这样的训练让他在“认真”两字上吃尽了苦，也积攒了日后做学问的“笨功夫”。

于是，在那个山河动荡、人心浮沉的年代，一个少年的心却如古井无波，映照出澄明的天光。

02 走进北医，看见更大的世界

1944年的秋天，18岁的顾方舟带着母亲的期望，踏进了北京大学医学院（简称“北医”）的大门。对顾方舟而言，考上北医不仅事关个人前途，更承载着对民族未来的憧憬。

医学生面临的第一关是解剖学。第一次走进解剖室，福尔马林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桌上静静躺着的尸体，提醒他们未来的职业将与生死相伴。顾方舟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拿起手术刀，一点点分离肌肉、寻找血管、辨认神经，每一次操作都是对勇气与耐性的磨炼。为了记牢颅骨上数不清的小孔，他常把头骨带回宿舍，夜深人静时在被窝里一遍遍抚摸默念，直至倒背如流，同学笑他“抱着头骨睡觉”。

在众多课程中，真正让顾方舟眼前一亮的是公共卫生学。讲授这门课的严镜清教授常常提起兰安生，那位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启中国预防医学教育的公共卫生学家。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1磅等于16盎司，用十六分之一的力气去预防，远比花全部力气去治疗更有效、更智慧。

当时的中国，医疗资源稀缺，乡村贫困，传染病肆虐。多少孩子在麻疹、天花、霍乱等疾病面前无力挣扎。顾方舟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医学还有另一条道路：不仅依靠手术刀救人，更通过预防与公共卫生让千千万万的人免于疾病的痛苦。这便是顾方舟后来所行的路：不求人知，但求孩子无恙；不待疾至，早已筑起长城。

1950年7月，顾方舟从北医毕业，选择投身公共卫生事业，前往大连卫生研究所从事痢疾的防治研究，为日后承担更重大的科研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03 在莫斯科留学的点滴

1951年8月13日，中国政府派出一批青年学者前往苏联学习，顾方舟是其中之一。临行前，周恩来总理语重心长地叮嘱：“你们每一个人出去学习花的钱，等于60位农民一年的收入，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这句话，顾方舟铭记一生。

走进苏联的课堂，困难比想象中严重得多。教授讲课几乎没有板书，完全口述。顾方舟买了一本厚厚的俄汉词典，随时随地背单词。他把课堂上听不懂的内容全部记下来，下课后再逐字逐句查词典、对照讲义，往往一小时的课，要花上半天才能弄懂。一年后，他甚至能担任国庆节晚会的主持人。

真正的考验来自学业。顾方舟进入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师从著名的脑炎病毒专家列夫科维奇教授。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献给了实验室，白天听课、做实验，晚上查阅文献、整理数据。3年里，他亲手解剖过几千只小白鼠，实验室的灯光总是亮到很晚。他凭借学位论文《日本脑炎的发病机理和免疫机理》获得苏联医学科学院副博士学位，这段在病毒学前沿领域的严格科研训练，为他日后归国领导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发打下了坚实的理论与技术基础。

1955年夏天，顾方舟带着副博士学位的荣誉，以及满满几箱子的专业书籍和研究资料，登上了归国的列车。

04 疫情来袭，他站了出来

归国后，顾方舟被分配到中央卫生研究院病毒学系工作。

1955年，江苏南通暴发了我国有记载以来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脊髓灰质炎疫情。脊髓灰质炎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特别容易感染5岁以下儿童。病毒会攻击控制肌肉运动的神经，一旦被破坏，孩子可能出现肢体瘫痪，严重时连呼吸或吞咽都会受影响，甚至有生命危险。

疫情在南通迅速蔓延，报告病例1680例，其中466人死亡，许多幸存儿童留下了终身残疾。脊髓灰质炎病毒非常狡猾：一个人感染后，还没发烧、尚未瘫痪，甚至看起来完全健康的时候，就已经能排出病毒传染别人了。等发现病例再隔离，病毒早就悄悄传开了。唯一的办法，是让绝大多数孩子提前获得免疫力，给整个社区筑起一道看不见的防护墙。

1957年，顾方舟临危受命，正式开始了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科研条件十分艰苦：开展体外细胞培养所需的牛血清，在国外已是商品化试剂，在国内却难以获取。顾方舟带领团队创新方法，联系屠宰场，在母牛临产时赶赴现场采集小牛血样，以最低成本解决了血清来源问题。

1959年3月，顾方舟等人被派往苏联了解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制情况。当时美国科学家已发明灭活疫苗，但西方对中国实行疫苗禁运。

一个艰难的抉择摆在面前：一条路线是美国已推广的灭活疫苗，安全但成本极高，每人需接种至少3针，总费用达数百元，而中国每年有1000万~2000万名新生儿，财政根本无法承担。更严峻的是，灭活疫苗需要全程冷链运输和专业医护人员注射，对于当时缺乏冷链基础设施的中国而言，几乎无法实现大规模免疫覆盖。

另一条路线是苏联采用的减毒活疫苗，成本低廉，可口服接种，无须冷链即可保存。然而，减毒活疫苗的风险在于毒株可能出现“毒力返祖”，存在安全隐患。

最终，一个结合中国国情的思路在顾方舟脑中成形：中国必须走减毒活疫苗路线，但需要建立严格的生产工艺与质量控制标准，确保安全。他提出“活疫苗战略”的核心是自主生产，不仅要将疫苗成本控制在可承受范围，更要摆脱对进口的依赖，实现全民免疫屏障的构建。

这个决定，不仅关乎科学判断，更关乎亿万儿童的健康。

05 艰难拓荒：云南花红洞的日日夜夜

确定了技术路线，寻找一个适合的基地成为当务之急。脊髓灰质炎病毒有个特点：它只感染人类和猴子、猩猩这样的灵长类动物。这意味着，要测试新疫苗是否安全有效，必须先在猴子身上做实验。

1958年，云南昆明西山脚下花红洞的猿猴生物站进入了顾方舟的视野。这里远离城市，林木葱郁，环境相对封闭，且有现成的猴舍基础。“就是这里了！”顾方舟站在花红洞荒凉的山坡上，目光坚定。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最初名为猿猴实验生物站）在花红洞正式筹建，顾方舟担任首任所长。没有路，科研人员和工人一起肩挑手扛，在荆棘丛中开辟出一条简易公路。没有电，就点煤油灯、蜡烛。没有自来水，就挖井取水、到山涧挑水。住宿更是简陋：油毛毡棚屋，夏天闷热如蒸笼，冬天寒冷如冰窖，漏风漏雨是常事。

顾方舟亲自带队深入深山老林，风餐露宿，与山民一起捉猕猴。猴子生病了，兽医稀缺，他们就自己摸索着治疗。实验室更是从零开始：一台旧离心机、一个简易恒温箱、几个显微镜就是最珍贵的家当。玻璃器皿没有自动清洗设备，大家就排班手工刷洗。顾方舟常常身先士卒，和年轻人一起刷瓶子、配试剂、养细胞。

他常说：“条件差不要紧，人的精神不能垮。没有条件，我们就创造条件！”

顾方舟和同事先给猴子接种研制出的疫苗，然后日夜观察猴子会不会出现腿脚无力、瘫痪等异常，同时抽血检测它们体内是否产生了抗体。只有当所有结果都证明疫苗不会让猴子生病，而且能让它们获得免疫力时，团队才敢迈出下一步。这个过程看似缓慢，却体现了科学家最宝贵的品质：对生命负责，一步都不能省，一步都不能错。

就这样，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顾方舟带领这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科研团队，开始向脊髓灰质炎病毒发起冲锋。

06 自己试，儿子也试

有了基地，有了猴子，最核心的任务开始了：减毒活疫苗毒株的引进、检定、传代和驯化。

1959年，丘马可夫教授赠送给顾方舟一批苏联生产的活疫苗和少量萨宾（Sabin）原始减毒毒种，这些宝贵的毒种被小心翼翼地护送到花红洞。然而，拿到毒种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萨宾的毒株是否适合中国的生产条件，其减毒特性是否足够稳定，如何确定大规模的生产工艺，每一个环节都充满未知和风险。

谁来做第一批人体试验的志愿者？虽然动物实验过关，但疫苗作用于人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才是最终标准。顾方舟没有犹豫。“我是负责人，要试，先在我身上试！”他平静而坚定地说。他瞒着家人，毫不犹豫地喝下了第一瓶疫苗溶液。在他的感召下，研究所的几位主要研究人员纷纷站了出来，加入首批人体试验志愿者的行列。

在紧张而忐忑的观察期过后，顾方舟和同事安然无恙！

初步的人体安全性得到了验证。然而，对成年人安全并不能完全代表对儿童安全，而目标接种人群正是儿童。如何验证疫苗对儿童的安全性？

顾方舟的目光落到了自己不满周岁的儿子顾烈东身上。一边是至亲骨肉，一边是千千万万亟待保护的儿童。顾方舟内心经历了痛苦的挣扎，但他深知科学需要数据，孩子是最敏感的“试金石”。

面对未知的风险，顾方舟瞒着妻子李以莞，将疫苗喂给自己的儿子。他说：“豁出去了，总要有人来试验。谁家的孩子不是孩子？拿别人的孩子做试验，我做不到。”李以莞知道后，没有埋怨他。

万幸！孩子安然无恙，并且产生了预期的抗体反应！这关键的一步，终于迈过去了。顾方舟和同事相拥而泣，这泪水饱含着成功的喜悦。

07 把疫苗做成糖丸

1960年底，经过无数次失败与改进，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自主研制的首批500万人份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终于成功生产下线！这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自主研发与生产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国家之一。

疫苗研制成功只是第一步。运输与储存困难、服用不便等问题严重制约疫苗的推广覆盖。顾方舟意识到，如果不能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再好的疫苗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次偶然的机会，顾方舟看到研究所的孩子们在吃糖果，吃得津津有味，毫不抗拒。这个场景瞬间点亮了他的思路：能不能把疫苗做成糖丸？

这方法看似简单，实则涉及复杂的工艺创新，要将活疫苗稳定地包裹在糖衣内，同时保证在口服后糖衣能在肠道正确位置溶解释放毒株，并维持其免疫原性。顾方舟立即组织团队与上海信宜制药厂合作，反复试验各种配方和工艺参数——温度高了，毒株会失活；湿度大了，糖丸会粘在一起；包衣太厚，在肠道不溶解；包衣太薄，储存中易吸潮失效……科研人员和制药工程师熬了无数个通宵。

终于，1962年，团队成功研制出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糖丸。他们给毒株穿上了一层甜甜的防护衣：蔗糖是外层的盔甲，挡住空气和湿气；山梨糖醇像小海绵，吸走多余水分；明胶则像一位细心的分发员，把毒株均匀地固定在糖里，确保每一口都能吃到足够的有效成分。

糖丸呈圆形或扁圆形，口感香甜，孩子们非常乐于接受。这颗小小的、甜甜的糖丸成了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战役中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08 将糖丸送到每个孩子口中

让老百姓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家长了解脊髓灰质炎的危害和接种疫苗的重要性，是提升接种覆盖率的前提。各级政府、卫生部门、妇联、教育系统等齐动员，广播喇叭响起了宣传口号——要想小儿安，糖丸服在先，墙上刷满了醒目的标语，卫生人员挨家挨户讲解。

顾方舟常常亲自带队，深入偏远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区、边疆地区进行督导检查。在炎热的夏天，赤脚医生背着保温箱，步行几十里山路，汗流浃背地赶到只有几户人家的山寨；在寒冷的冬天，防疫人员踏着积雪，推着自行车，把糖丸送到牧民的蒙古包。孩子拿到糖丸时露出甜甜的笑容……这些场景都让他无比感动，也更坚定了他的信念。

推广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农村地区，不少家长对疫苗抱有本能的谨慎。顾方舟要求团队必须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感受与担忧。他强调，绝不能将民众的疑虑简单归为落后或迷信，而要依托科学数据耐心沟通，化解疑虑。他多次提醒同事，群众的信任是工作的基础，一旦含糊，就会失去一切。

疫苗大规模投入使用后，顾方舟领导研究所建立了当时国内最完备、最严格的疫苗质量控制体系。从猴子的检疫到成品疫苗的出厂检验，每一个环节都有详尽的标准操作规程和记录要求。“一支不合格的疫苗流入市场，就可能毁掉一个孩子，毁掉一个家庭，毁掉我们多年努力的成果！”这句话成为研究所质量文化的核心。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免疫，全国脊髓灰质炎病例数呈波浪形下降；1983年，全国报告病例3296例；1988年，全国仅报告667例；1994年，中国报告了最后一例由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病例；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中国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当时中国已通过糖丸实现了95%以上的儿童接种率。

就这样，小小的糖丸伴随着保温箱里的冰块、骑着自行车的赤脚医生，翻过雪山，穿过戈壁，走进蒙古包，落入小小的手心。这场甜蜜的“长征”，终让脊髓灰质炎成为历史书页里一个遥远的名字。

如今，糖丸已渐渐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但顾方舟那份精神如清泉，长流不息。他走过的路，是荒山，是陋室，是深夜不熄的灯；他捧出的心，是科学，是仁爱，是护佑同胞的誓言。孩子们无恙的笑脸，就是对他最好的铭记。

文章摘编自《共和国之脊》

第十三章顾方舟：糖丸里的生命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