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要系统培育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管理能力

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为知识产权战略带来新的需求，前沿技术对知识产权制度变革提出的挑战亟待研究回应。

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以“国际接轨”为主线逐步建立健全，对吸引外资、引进技术、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战略重心转向“支撑创新驱动发展”，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专业服务。

当前，面对未来产业多技术路线并行演进、产业生态跨领域融合、国际规则高频迭代的新局面，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及运行体系不断显露出与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情况，具体表现为：一是制度灵活性不足，未来产业技术路径高度动态化，而现有知识产权审查、确权及保护机制难以适应快速迭代的技术需求，导致创新主体在技术主导权争夺中易陷被动。二是生态协同能力薄弱，跨领域技术融合要求知识产权与技术、数据、资金、市场、标准等产业要素深度协同，但当前体系缺乏有效的保障机制，难以支撑产业生态的整体构建。三是国际规则响应滞后，面对美西方国家通过标准垄断、技术封锁等手段实施的竞争打压，我国产业主体在制定国际规则、协调争端方面的能力明显不足，全球博弈能力亟待提升。破解难题的关键在于知识产权战略实现根本转型——从宏观制度构建向产业竞争力赋能跃迁，聚焦服务本国产业抢占科技制高点、 率先打造产业高地。

为此，必须树立化被动为主动的战略思维，聚焦培育产业及企业抢占新兴技术与规则战略高地的核心能力。

图1 面向未来产业的知识产权战略意蕴

一、面向未来产业优化知识产权战略的重点任务

面向未来产业进行知识产权战略优化，必须将相关战略思维深度嵌入未来产业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脉络中，谋划并实施若干重点任务，构建具备战略引领性的支撑体系，有效破解知识产权制度结构性短板，为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提供坚实保障。

（一）聚焦前沿技术创新主导权获取， 构建知识产权联动适应战略

为获取创新链主导权，联动适应战略聚焦于提升知识产权制度对前沿技术高度动态性的敏捷响应能力，其重点在于构建前瞻监测预警、快速确权育成、权利归属共享三位一体的机制，确保我国在关键技术路线发散与收敛期占据主动。

第一，建立技术路线动态捕获与知识产权预布局机制。其必要性根植于技术路线发散期创新资源高度分散这一现实，传统静态布局模式极易导致覆盖盲区与资源错配。因此，需要构建融合多源数据的实时监测预警机制与技术成熟度评估体系，实现对并行 技术路线演进的动态跟踪与关键收敛节点的早期识别。其核心价值在于为精准、前瞻的知识产权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引导创新资源向潜在主导路线聚集，从源头抢占技术可能性空间，扭转我国在技术路线竞争中因科研响应滞后而陷入的被动局面。

第二，构建适配前沿技术的敏捷审查与知识产权育成体系。破解传统审查周期长、标准固化与未来技术快速迭代需求之间的矛盾，同时弥补创新主体布局意识和能力的不足，是构建该体系的关键动因。首先，在衔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提质增效” 工作思路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专利优先审查、预审等机制，将未来产业涉及的新兴技术动态纳入快速审查通道。其次，亟须优化审查标准及相关工作机制、探索多模式协同审查模式，以降低技术确权时滞，提升授权质量。最后，还应设计服务与激励机制，引导创新主体掌握新领域审查确权制度，主动构建高价值权利组合，确保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知识产权。

第三，完善开放创新导向的知识产权归属与共享机制。未来产业创新高度依赖跨主体、高效能的研发协作，而现行知识产权归属与共享规则制约了产学研协同效率与基础 理论成果转化。《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从落实角度，需要结合未来产业特点，改革前沿新兴领域国家科技项目知识产权管理、优化基础研究科技成果开放许可制度、设计灵活的共同所有权与收益分享机制。借此破除未来产业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释放高校、科研机构在前沿新兴领域的原始创新活力，促进知识要素在创新链内高效流动，构建支撑前沿技术突破的开放式创新生态。

（二）聚焦产业链话语权构建，发展知识产权协同保障战略

为构建产业链话语权，协同保障战略旨在运用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制度工具主动塑造开放可控的产业生态，其重点在于通过构建生态级规则框架、打造典型场景的制度壁垒、强化金融工具生态赋能，在开放与可控之间实现有效平衡。

第一，设计开放可控的生态级知识产权治理框架。在技术日益开源化、生态协作普遍化的趋势下，如何既充分开放以吸引产业伙伴共建生态，又能有效保障我国核心利益并维护产业链安全，是制度构建的核心挑战。由此需构建一套分层可控、规则明晰的产业知识产权治理框架。借鉴芯原微电子等我国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参与构建开放指令集RISC-V生态及其专利池的经验，首先应研究未来产业领域层级明晰的技术许可治理框架，对基础架构采用开放许可模式，保障生态的可及性；对衍生层采用包括商业许可在内的灵活许可规则，实现核心利益可控。其次要强化互操作性保障，通过明确界定关键接口标准并建立透明、规范的兼容性认证体系，为生态参与者提供清晰的技术协同框架。

第二，构筑深度融合场景的知识产权壁垒与运营体系。未来产业的产业链价值创造高度依赖具体应用场景。例如在未来能源领域，虚拟电厂的核心价值并非仅源于其控制技术本身，还依赖于特定的电网运行场景和用户响应场景，同一套技术平台在“电网 调峰”与“消纳绿电”两个不同场景中创造的价值类型截然不同。在此背景下，依赖单一类型知识产权已难以有效保护创新成果并保障技术价值实现。由此需要开发场景驱动的知识产权组合策略，深入研究产业典型场景的特性，设计知识产权保护类型与特定场景数据的组合运用方案，实现对核心创新点及衍生价值环节的覆盖与协同保护。此外，在技术可行且法律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将关键知识产权的许可规则和使用条款，集成到核心工业软件、开发平台等关键数字基础设施的底层架构或用户协议中，通过技术与规则的耦合，实现对生态参与者的有效锁定。

第三，强化知识产权金融工具对产业链构建的支撑保障。未来产业链的构建者通常面临巨额前期投入和高度不确定性风险，这一“高投入、高风险”特征客观上制约了企业整合生态资源、快速构建并主导产业生态，亟须通过金融创新，激活知识产权资产的内在价值，为产业链构建提供关键的资金保障。 具体而言：一是开发契合未来产业特征的知识产权金融工具组合。精准推进知识产权保险、证券化等金融产品的应用落地，同步完善风险识别、评估与分担机制，以系统性提升相关工具的市场认可度及企业可及性。二是将金融工具优先应用于未来产业的产业链构建关键环节。重点支持核心专利池的快速构建、行业或国际标准的制定推广等领域，例如，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可将成立初期技术联盟的专利许可收益提前转化为可用资金，拓宽产业生态构建的融资渠道。

（三）聚焦抢占未来产业全球价值链分配权，建立知识产权收益主导战略

为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全球价值链高端回报，收益主导战略聚焦于同步提升企业的规则输出与国际争议解决能力，其重点在于通过推进特色规则国际输出、构建本国主导争议解决机制、形成一体化产业价值治理模式，系统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分配中的议价及主导地位。

第一，推动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规则向国际输出与嵌入。现行西方主导的全球知识产权规则体系存在结构性弊端，主要表现为价值观歧视与技术与市场锁定风险。这些弊端对我国企业公平参与全球价值分配构成了实质掣肘，导致我国技术优势难以充分转化 为定价权与收益权。由此亟须聚焦未来产业特性，提出体现中国特色且具普适性的规则方案。在此基础上制定系统性策略，借力多边平台、区域协定、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将上述中国方案积极嵌入国际规则体系，改变由美西方国家单方面设定议程的局面，主动提出符合我国及广大新兴经济体利益的规则选项。例如，欧盟已将航运纳入其碳排放交易体系，在船舶等未来能源装备制造领域，我国企业只有率先制定氨燃料动力、船载碳捕捉、零碳航线运营等国际绿色船舶标准，才能实现对全球航运碳定价机制的主导。

第二，构建我国主导的未来产业知识产权国际争议解决机制。当前国际知识产权争议解决体系存在显著失衡，我国企业因在裁判规则制定与裁判地选择方面影响力不足， 常被迫陷入高成本、长周期、程序复杂的海外纠纷，或因不利管辖地选择而面临裁决不公的风险。这导致国际争议可能削弱企业技术优势。为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在未来产业领域亟须前瞻性地优化、升级现有国际争议解决机制，可依托我国已建立的国际商事一站式争议解决平台，探索建立未来产业争议解决通道，制定契合技术前沿发展并兼容中国产业实践的侵权认定标准、责任分担原则及赔偿计算指引，建立专门针对前沿技术特点的事实查明机制，设计高效、透明的知识产权仲裁程序。

第三，形成融合知识产权、技术标准与数据规则的一体化价值治理模式。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高端芯片、物联网、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等关键数字技术领域催生了大量未 来产业。对此类产业而言，在全球价值链高端收益分配博弈中，割裂地运用知识产权、技术标准或数据规则等单一工具往往收效甚微。因此，应将其视为有机整体进行协同设计与打包输出，以形成治理合力。首先是加强标准制定与知识产权布局的时序协同，在参与或主导未来产业国际标准制定时，同步规划核心专利布局策略，构建覆盖当前技术路线、预留替代方案及底层原理的多层级权利要求体系。其次是探索融合知识产权许可、标准接入及数据使用权的一揽子许可协议模板，优先应用于技术路线相对收敛、数据权属清晰的特定场景，初期依托我国主导的国际产业联盟或跨境合作项目开展试点验证，后期通过国际多边平台推动规则互认。

图2 面向未来产业优化知识产权战略的重点任务

二、面向未来产业优化知识产权战略的着力点

产业知识产权战略的最终落地与效能释放，其核心载体在于企业。企业不仅是前沿技术突破的探路者、产业生态构建的主导者和全球价值分配的参与者，更是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与管理的核心主体。因此，未来产业知识产权战略任务的核心着力点在于系统培育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管理能力。本文进一步将其分解为三类企业的培育及相应能力的强化，为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提供可行的实践路径。

（一）培育未来产业创业型与大型科技企业，强化技术创新适配能力

未来产业创业型企业常面临资源高度受限的困境，其核心精力聚焦于关键技术攻关，对技术路线潜在主导路径的预判能力及知识产权战略布局意识普遍不足，这极易导致其错失关键技术研发先机，或深陷专利丛林，使研发投资获得回报的概率进一步降低。大型科技企业虽具备资源优势，但其基于成熟技术范式形成的静态化、路径依赖型知识产权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未来技术快速迭代、多路径并行的特点。这常表现为知识产权布局滞后于技术跃迁，或过度集中于单一分支而忽视并行路线。究其深层原因在于，算法、数据模型等前沿成果形态与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客体适配性不足，使得一般侵权风险分析、静态组合评估等知识产权管理工具，难以有效识别技术临界点蕴含的机会与风险。

因此，创业型与大型科技企业需要在知识产权管理中强化动态适配能力。针对资源有限的创业型企业，核心在于提升对技术临界点的敏锐识别与快速响应能力。一方面，可引导其积极对接优先审查等快速确权通道，支持其利用专业化的知识产权情报分析，获取前沿技术路线监测服务；另一方面，应指导其在关键技术节点进行审慎评估，考量授权难度、时滞及成本效益等因素，实施前瞻性布局策略，力求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构建早期创新成果保护组合。对于具备资源优势的大型科技企业，则应着重强化对并行技术路线的全面覆盖与持续跟踪能力。推动企业开发整合科技文献、专利、投融资等多源信息的技术成熟度评估工具；建立支持多技术路线同步预研与协同知识产权布局的机制；构建涵盖未来产业关键创新指标的分析模型，以系统性地研判多技术路线并行演进的态势。

（二）培育未来产业链链主企业，提升产业生态整合能力

未来产业链链主企业肩负着整合碎片化创新资源、构建协同高效产业生态的核心使命，需要设计并部署一套开放包容且安全可控的技术生态治理框架，既能充分激发多元主体的创新活力与参与热情，又能有效锚定产业链核心控制点。依赖知识产权壁垒或封闭式交叉许可的技术管控模式，难以适应未来产业创新特征和产业协作模式，未来产业链链主企业需形成能够有机融合核心技术与设计、制造、服务、设备、材料等产业化全要素的特质。

例如：前沿生物医药的领先企业为了提升治疗方案的交付水平，愈发倾向于对靶点专利、生物材料库、人工智能设计平台进行一体化整合；电子用先进化学材料在不同应用场景的金属杂质、颗粒物、水分含量的要求不同，材料性能还与各类精密制造设备参数密切相关，链主企业需要推动设备商、材料商、生产商深度合作，共同优化工艺窗口。

因此，未来产业链链主企业需要在知识产权管理中锻造生态整合治理能力。这要求链主企业升级传统思维，将知识产权深度融入产业生态的接口标准与平台规则设计核心，使其成为引导、规范和赋能生态参与者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例如：掌握分层可控、场景适配治理规则的设计能力，构建核心层固化、应用层开放的开源许可体系，并审慎评估将关键规则集成到技术接口中的可行性与风险；将关键知识产权的许可范围、费用结构、互惠要求等核心条款，嵌入生态准入协议或互操作性标准的核心文本，形成高效、透明的“接入即生效”机制；强化规则模块化组合与灵活配置能力，能够将多样化的知识产权客体与特定标准、使用条件进行动态组合与灵活授权。这实质上是构建一个面向典型场景、可灵活调用的知识产权规则库，从而精准平衡开放性与可控性，降低生态协同的谈判成本与交易摩擦。

图3 面向未来产业优化知识产权战略的着力点

（三）培育未来产业国际先发与出海龙头企业，增强规则博弈能力

已具备国际先发优势或积极出海的龙头企业，在全球价值链高端收益分配中常面临双重困境：其一，在海外市场开拓过程中，其技术优势易被西方主导的现有规则体系所遏制，难以占据收益主导地位并转化为实际的市场优势；其二，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中，因缺乏对国际裁判规则制定与场所选择的认知，常陷于被动应诉境地，面临不利管辖地、高昂成本、程序障碍等困难。而未来产业的技术与市场不确定性更高，增加了企业陷于上述困境的可能性。由此，企业在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具有国际接受度的规则方案、主动设置国际议程以及深度参与争议解决机制方面的系统性能力尤为关键。

因此，此类企业亟须构建强大的国际规则博弈能力。一是要尽快建立国际规则的整合设计与输出能力。企业需在当前大国博弈的背景下，针对国际技术贸易与技术转移，深刻理解国际规则制定的政治经济逻辑，将自身技术优势、国内产业实践与治理理念深度融合，主动设计并提出既符合未来产业发展趋势、又具有国际接受度的规则方案，特别是学习掌握在国际平台、国际框架下进行有效游说、构建战略联盟的策略，积极推动我方规则方案纳入国际规则议程。二是要尽快建立国际争议解决的深度参与能力。企业不仅要熟悉国际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复杂程序，还要善于利用各类国际仲裁与调解平台高效解决争端。由此，要在企业外部主动对接知识产权专家资源，建立全球优质法律服务与专家证人资源库，针对未来产业技术特性和不同司法管辖区特点，预先研究针对性应诉或申诉策略；也要在企业内部深化专业能力建设，培养精通技术、国际知识产权法律与商业规则的人才团队，制定标准化的前沿技术争议响应流程。

来源：胡锴 刘海波 熊焰 常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