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香港和澳门，中国还有一处地方曾被约定租期99年，这个地方究竟在哪里？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广州湾。

海面上三艘法国军舰的轮廓在晨雾中若隐若现，炮口低沉地指向陆地。

岸边，一个身穿朝服的清廷官员站在临时搭起的棚帐前，手里攥着一份文书。

不远处，一群赤膊的乡民扛着锄头和鸟铳，站在田埂上，死死盯着那三艘铁灰色的怪物。

风从海面吹来，带着咸腥和火药的气味。

这一天，一份为期九十九年的租约即将落笔。

但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人愿意承认——这片被称作广州湾的海湾、陆地与岛屿，从此将不再属于他们。

一

广州湾原本不叫广州湾。

在1898年以前，它只是雷州半岛东北部一个不起眼的海湾村落。

明清地方志和史籍均有记载，广州湾原称“广洲湾”，是吴川县南三都（今湛江市坡头区南三镇）南端滨海的一个村坊。

陆地面积不过二十平方公里左右，村民世代以打鱼为生。

海面上来往的渔船，桅杆林立，夜晚渔火点点。

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平静的渔村，即将被卷入一场改变命运的漩涡。

变化始于1898年。

那一年，列强瓜分中国的浪潮正汹涌而至。

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顺和大连，英国强租威海卫和新界。

法国人坐不住了。

1898年3月，法国驻华代办吕班向清政府提出四项要求：不许把云南、广西、广东让与他国；由法国人担任中国邮政总管；允许法国修筑越南至云南的铁路；在中国南部海岸设立“屯船之所”。

其中第四条，就是冲着广州湾来的。

法国人的算盘很精明。

英国在香港已经有了一个稳固的据点，法国在华南必须有一个同等分量的立足之地，才能与英国抗衡。

广州湾水深港阔，是天然良港，又靠近法属印度支那，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4月上旬，吕班两次照会总理衙门，明确提出将广州湾租给法国九十九年，并且声称，法国所提方案“不得更改一字”，要清政府立即作出答复。

在武力胁迫面前，清政府复照同意。

然而法国人不等正式条约签订，就已经动手了。

1898年4月22日，法国海军悍然在雷州府遂溪县海头汛登陆。

法军士兵扛着步枪，踏着皮靴，从登陆艇上跳入浅滩。

海水被搅得浑浊，沙地上留下一串深深的靴印。

他们占领了海头营汛炮台，随后开始在周围村庄到处插旗，划定所谓的“占领区”。

二

法国人的旗子插到哪里，反抗就出现在哪里。

平乐村，一个靠海的普通村庄。

十四岁的少年黄文开，看到村边插着一面法国三色旗。

他没有声张，夜里约上四五个同伴，摸黑走到旗杆下，把那面旗子拔了出来。

天亮后，法军发现旗子不见了，搜遍了全村也没找到。

村民们低头干活，谁也没有开口。

这只是一根旗杆的故事。

但在这根旗杆背后，是整个雷州半岛的怒火。

法军登陆后，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他们占领村庄，抢走钱财，打死打伤村民。

据记载，仅在海头汛一地，法军就开枪打死打伤村民一百三十多人。

村庄被烧，牛马被夺，妇女遭辱。

消息传开，遂溪、吴川两县的乡民再也坐不住了。

南柳村率先举起了抗法的旗帜。

村民们组织起来，手持鸟铳、锄头、镰刀，与法军展开了正面冲突。

1898年10月，南柳抗法失败。

但失败没有让人退缩。

在赤坎陈屋港村，有一个叫陈家耀的农民。

他生于1865年，自幼务农，爱好武术，武功过硬，身材高大，体力过人，性格强悍，为人仗义，在村中很受尊重。

南柳抗法失败后，陈家耀不服。

他独自一人，潜入百姓岭法军兵营偷取枪支。

漆黑的夜里，他翻过兵营的围墙，摸进存放武器的棚屋，扛起枪就走。

被发现后，他受伤而归。

伤还没好利索，他又约上同村几个青年，夜袭法军沙湾兵营。

这不是什么正规军队的作战，这是农民用血肉之躯在跟洋枪洋炮拼命。

但正是这些零星的、看似不起眼的夜袭和偷袭，让法军意识到——这片土地上的人，没那么好对付。

三

1899年初，一个关键人物来到了遂溪。

他叫李钟珏。

两广总督谭钟麟和广东巡抚鹿传霖派他担任遂溪县知事，任务只有一个：抗衡法国在广州湾的步步进逼。

同僚们私下议论，认为李钟珏此行凶多吉少。

法国人有军舰、有洋枪，一个知县能做什么？

李钟珏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团练。

他把遂溪县的爱国官绅和百姓组织起来，成立了团练义勇六个营，每营二百五十人，加上后备队伍约三千人，总部设在黄略村。

麻章营的营部设在武帝庙内——这座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同治元年重修，是一座四合院式建筑。

营官由麻章人冯绍琮兼任。

义勇们在这里议事、练武、歃血誓师。

1899年8月，在赤坭岭举行了一场一万多人的抗法誓师大会。

来自各村的义勇和百姓齐聚山岭上，歃血为盟，决心保家卫国。

人们扛着土制抬枪、毛瑟枪，有的甚至只扛着锄头和木棍。

法军有新式的后膛枪和火炮，他们有——他们只有一条命和一口不服输的气。

同月，文车营义勇八十人向驻在赤坎百姓村高岭的法军兵营发动夜袭。

由于法军有备，义勇撤退。

虽然未获全胜，但这一夜，法军兵营的灯火整夜未熄。

四

1899年11月5日，拂晓。

三艘法国军舰驶入赤坎沙湾外海。

炮口缓缓抬起，对准了内陆的麻章镇。

一声令下，炮弹呼啸着飞向麻章——法军的炮火准备开始了。

炮击过后，四百多名法军士兵分两路，从洪屋下村和宫曲（东菊村）向麻章进攻。

法军穿着整齐的军装，端着新式步枪，排着散兵线向前推进。

他们以为，炮火已经摧毁了一切抵抗。

但他们错了。

麻章营的义勇早已在东菊村设下了伏击。

陈家耀就在其中。

他熟悉这里每一条牛车路、每一道沟坎。

义勇们依托纵横交错的牛车路沟坎作为掩体，隐藏在土坡和灌木丛后面。

法军根本看不清义勇在何处，炮弹乱发，打不到人。

而义勇们手中的土制抬枪，虽然射程不远、装填缓慢，但在这种近距离伏击战中，杀伤力惊人。

战斗从拂晓打到中午。

黄略、平石、志满、华丰等各团练营的义勇纷纷赶来支援。

法军死伤惨重——据记载，法军被击毙八人，伤七十余人。

义勇仅伤九人。

这就是后来被广为传颂的“东菊之战”，史称“抬枪胜洋枪”。

在这场战斗中，陈家耀腹部中弹，血流如注。

他用香炉灰洒在伤口上，忍着剧痛继续战斗。

后被抬到黄岭村救治。

这个农民出身的什长，用身体证明了什么叫“宁断头颅，不失寸土”。

东菊之战的胜利振奋了人心。

但胜利没有改变力量对比。

法军有源源不断的补给，有军舰、火炮和正规军。

义勇们打完了土制抬枪的火药，就只能退却。

五

同一天——1899年11月5日——在另一个地方，谈判桌上的较量也在进行。

广州湾勘界钦差大臣、广西提督苏元春，于1899年10月18日到达遂溪海头，开始与法国人谈判。

苏元春所接手的是一个陷入僵局的谈判。

法军早在1898年4月就已登陆，法国方面多次要求中方派出全权代表前来商量划界问题，但因百日维新导致清政府高层动荡，广州湾问题被长期搁置。

苏元春面对的是一份早已被法国人写好的条约草案。

法国人的态度很明确：方案不得更改一字。

1899年11月6日，法国军舰直逼广州湾。

炮口指向海岸，谈判桌就在军舰上。

苏元春登上法舰，与法国远东海军司令高礼睿开始最后的谈判。

与此同时，陆地上的战事愈演愈烈。

11月12日，两名法国海军中尉在遂溪黄略奥克山炮台附近勘测地形时，遭当地人袭击身亡。

法国方面将此事称为“门头事件”。

法国媒体大肆渲染，煽动国内反华情绪。

法国政府以此为借口，要求中方加快签约。

苏元春的压力越来越大。

一方面，法军步步紧逼；另一方面，清廷内部意见不一。

据记载，中方内部出现了分歧，“平石事件”爆发后，外交形势迅速恶化。

清廷最终只得授权苏元春对法妥协。

1899年11月16日——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广州湾租界条约》正式签订。

签约地点就在广州湾。

中方代表是广州湾勘界大臣广西提督苏元春，法方代表是广州湾勘界全权大臣水师提督高礼睿。

条约共七款。

条约第一款写道：“因和睦之由，中国国家将广州湾租与法国国家，作为停船趸煤之所，定期九十九年”。

第二款详细划定了租界范围：东海全岛、硇州全岛，以及遂溪县以南、赤坎以北的广大区域。

租界之内，全归法国一国管辖。

法国可以建炮台、驻军队、设灯塔、收船税。

中国准许法国在广州湾的赤坎至安铺之间修建铁路、架设电线。

总面积说法不一——有说五百一十八平方公里，有说一千三百平方公里，有说两千一百三十平方公里——但无论哪个数字，都意味着大片国土从此脱离了中国的行政体系。

签字的那一刻，苏元春究竟作何感想？

史料没有记载他的内心活动。

我们只知道，他后来背负了舆论的骂名。

六

条约签了，但法国人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全部。

原因出人意料——不是清政府的抵抗，而是法国人自己的贪婪和遂溪百姓的抗争。

法国人最初想把租界西线推到遂溪县的万年桥（今遂溪县新桥糖厂附近）。

但遂溪团练义勇的顽强抵抗，让法军付出了惨重代价。

东菊之战只是其中一例。

在黄略村，法军也曾遭遇义勇和民众的浴血奋战。

法军虽然最终凭借优势火力攻陷了黄略村，但伤亡同样不小。

更关键的是，法国人的胃口引起了其他列强的警惕。

英国政府立即出面干涉，企图迫使清政府拒绝法国的要求。

英国担心法国在广州湾的扩张会威胁到香港的地位。

而法国虽然有沙俄为后台，但英俄之间的矛盾反而给了清政府一定的回旋空间。

苏元春在谈判中并非毫无作为。

据记载，他出于愧疚与国家利益，秘密向英俄施压，促使法国收敛。

法国最终被迫将租界西线从万年桥退至赤坎西面的文章河桥（今寸金桥）。

租界范围大幅缩小。

当然，这种“缩小”是相对的。

法国仍然获得了广州湾的租借权，仍然在那里建立了殖民统治。

广州湾被划入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范围，设广州湾行政总公使署，受安南总督管辖。

法国将行政中心设于白瓦特城（西营）。

租借地内实行三级行政建制——市镇、公局、乡。

法国人还修建了兵营、炮台、灯塔、码头。

赤坎百姓岭上的法国兵营，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刺眼的标志。

但是，法国人始终没能真正征服这片土地。

遂溪百姓的抗争虽然悲壮落幕，却让法国人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里，他们可以占领土地，但占领不了人心。

七

此后的四十六年，广州湾在法国的统治下度过。

法国人在这里筑路建港，开辟广州湾为无税商埠。

广州湾逐渐成为粤西地区的航运和贸易中心。

但殖民统治的本质从未改变——广州湾完全脱离了中国的行政体系，一切权力掌握在法国公使手中。

1925年3月，远在美国留学的诗人闻一多，写下了《七子之歌》。

第五章写的就是广州湾。

他写道：

“东海和硇州是我的一双管钥，

我是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

你为什么把我借给一个盗贼？

母亲呀，你千万不该抛弃了我！”

诗句中的悲愤，正是无数中国人的心声。

1943年，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占领了广州湾。

法国人的统治就此中断。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同月18日，中法两国政府在重庆签订《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

专约规定：1899年11月16日签订的《广州湾租界条约》作废，该专约所给予法国政府的一切权利即行终止。

法国将广州湾租借地完全交还中国。

九十九年的租期，只过了四十六年，便提前结束了。

1945年9月21日，国民政府正式接收广州湾。

因古属椹川县，“椹”为当地一种树木，后简化为“湛”；境内有鉴江、南渡河等河流，最终定名“湛江市”。

从此，广州湾复归祖国怀抱。

八

今天，走在湛江的街头，已经很难找到当年广州湾的痕迹了。

赤坎百姓岭上的法国兵营早已被拆除。

当年法军插旗的地方，如今是居民区和商业街。

麻章武帝庙——当年麻章营的营部——在1993年重建。

庙内还保存着同治元年、道光八年、光绪四年、光绪十三年的碑刻。

黄略村的团练总部旧址，1961年被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湛江市博物馆里，《湛江人民抗法斗争陈列》静静地讲述着那段历史。

展柜里陈列着义勇们使用过的土制抬枪、鸟铳、大刀。

玻璃后面的枪管已经锈迹斑斑，但当年握过这些枪的手，曾经滚烫。

闻一多的《七子之歌·广州湾》，如今被刻在湛江的寸金桥上。

桥下的文章河缓缓流过——正是当年法军租界西线退让的地方。

河水依旧，人事已非。

1899年11月16日，广州湾。

海风从雷州半岛的东北角吹过来，带着咸腥的气味。

三艘法国军舰停泊在麻斜海湾的水面上，炮口低沉。

岸上，一个身穿朝服的官员站在临时搭起的棚帐前，手里攥着一份刚刚签完的文书。

七款条文，九十九年租期。

不远处，田埂上站着一群扛着锄头和鸟铳的人。

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还带着东菊之战留下的伤口。

他们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海面上那些铁灰色的轮廓，慢慢消失在暮色里。

海风还在吹。

吹过赤坎的街道，吹过麻章的田野，吹过硇洲岛和东海岛的海岸线。

吹了一百多年。

寸金桥下的文章河水还在流。

河的名字没有变，桥的名字也没有变。

变的是这片土地的名字——从广州湾，到湛江。

变的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从法国人的租借地，回到中国人的城市。

当年那个十四岁夜里拔掉法国旗子的少年黄文开，后来怎样了？

史料没有记载。

我们只知道，他拔掉旗子的那个夜晚，是他一个人的战斗，也是整整一代人的开始。

旗子拔掉了，还会再插上。

但插上旗子的人终将离去，拔掉旗子的人，他们的子孙会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海风还在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