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口港到利雅得：福清人的五百年出海路

从海口港到利雅得：福清人的五百年出海路

福清有自己的港——海口港，在龙江入海口，北宋时就设巡检司“防护蕃舶”，明初置镇东卫，是明代福建沿海五大卫城之一。这片地少海多、风沙硬骨头的土地上，一代代人出海五百年，路线与漳泉商帮平行，足迹却一路从长崎、三宝垄，延伸到了今天的利雅得工地。

明代：海口港的“迁海与闯海”

明洪武年间朝廷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福清人依旧依托沿海众多天然港湾，把渔船改装成商船，伪装满载鱼虾，出了五虎门便转航，载着瓷器、土布、红糖，驶向日本、琉球与南洋。郑和船队驻长乐太平港候风期间，福清也深度参与其中：镇东卫、万安所的上百官兵随行，永东里石塘人林贵和担任阴阳官，专司观星定向，随船队多次下西洋。

洪武二十年（1387年），朝廷在福建实施迁海令，沿海岛屿居民被强制内迁，“田废赋存”，但严苛的禁令没有阻断福清人的出海脚步。隆庆元年（1567年）月港开洋，福清商人不在官方引票覆盖范围内，便继续走海口、万安、壁头的本土航线，把货物运至厦门再转赴南洋，或是延续民间海上贸易的传统。

嘉靖至万历年间，福清海商已经在长崎、萨摩站稳脚跟：上迳人林楚玉于1609年东渡出任长崎唐通事，何高材1628年定居长崎从事跨国贸易，东瀚人魏之琰（魏九使）前往安南设立贸易据点，以福清乡音为纽带的商帮网络，在这一时期逐步成型。

清末民国：古渡码头的下南洋潮

到了清末，福清人出海的方式发生转变：不再依赖帆船，转而搭乘火轮，依托侨批网络串联起点点乡愁。1915年海口镇建成大成码头，客轮可直发厦门；渔溪郎官渡、上迳港、东瀚万安港也相继开通厦门航线，这些唐宋便已兴起的古渡码头，成了福清人闯南洋的起点与归途。

阳下人林绍钰1938年从海口古渡出发，换乘小船到鼓浪屿再转远洋客轮，正月初七动身，二月初二才抵达马来西亚砂拉越，整整一个月漂泊在海上。这一时期的福清人大量前往印尼、新加坡、马来亚、日本，据记载1885年长崎华侨中“十之八九皆福清人”，印尼泗水被称为“小福清”，万隆的渔溪籍侨民聚居区被叫做“小渔溪”，马辰的东张籍侨民聚居区则被称为“小东张”。

同样是1938年，海口镇牛宅村20岁的青年林绍良从家乡出发前往印尼，先在叔父的花生油店当学徒，之后骑上自行车往返数十里贩卖咖啡粉，日后逐步建立起庞大的商业版图，被称为“亚洲的洛克菲勒”。福清人下南洋的传统朴素却生命力极强：一人出洋立足，便帮带数十位同乡，亲带亲、村带村，如今牛宅村的海外华侨有3600人，占全村总人口的55%，正是这一传统的鲜活印证。

改革开放后：从“南洋谋生”到“中东筑梦”

改革开放后，福清人的出海逻辑再次发生转变：南洋同乡网络已经高度成熟，新一代出海人不再扎堆前往东南亚，转而奔向日本、韩国、以色列及海湾国家。

最先打开局面的是以色列基建热潮，当时赴以的福建劳工中，九成来自福清、平潭、莆田，从事土建、泥水、精装等工作，月薪可达800至1000美元，在90年代属于相当可观的收入。站稳脚跟的福清工人继续向外拓展，2000年后沙特推进“2030愿景”、阿联酋建设自贸城，大批中资工程队进场，福清籍瓦工、木工、钢筋工靠着同乡引荐，陆续进入利雅得、吉达、NEOM未来城的项目工地。

如今利雅得工地上的熟练福清瓦工，日薪可达460至500元人民币，实行10小时工作制、包吃住，沙特当地不征收个税，一年净收入可达15万元以上。海外务工的生活远非轻松：当地夏季白天气温可达50摄氏度，工人需要两只脚轮流站立避免鞋底被地面烫穿；斋月期间本地工人每日多次礼拜，工期节奏放缓，福清工地上常有人笑称“中国速度撞上沙特时间”。

一条跨越五百年的脉络清晰可见：1567年月港开洋，福清人不在官方引票名单中，依旧延续海口港的民间出海航线；1609年林楚玉抵达长崎担任通事，福清话首次在唐人町落地生根；1938年林绍良从海口古渡出发闯荡南洋，同年林绍钰漂洋过海抵达砂拉越；上世纪90年代福清瓦工在以色列工地学会辨识希伯来语图纸；2020年代，这批工人的晚辈在利雅得的别墅项目里贴瓷砖，日薪500元，手机相册里还存着家乡龙江桥的照片。

福清人出海五百年，变换的是船只、停靠的口岸与结算的货币，不变的是海口港那股“片板也要下海”的韧劲。他们没有借月港的红利，也不说漳泉方言，却把福清话从龙江口一路带到了利雅得的工地营地——这条横跨山海的出海路线，是福清人一步一步亲手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