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 | 数智时代劳动者的责任扩张难题

真正合理的责任秩序，应当使劳动者在技术变革中不仅承担义务，也获得相应的权利、保障和发展条件。面对劳动者责任扩张，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从劳动者处境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出发，反对把数智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和风险都压给劳动者，不能让AI系统和资本增殖成为支配人的力量。

原文 ：《数智时代劳动者的责任扩张难题》

作者 |中山大学助理教授 李毅琳

图片 |网络

随着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其优点已被广泛认可，它们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减轻劳动负担，马克思提出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似乎在今天越来越接近实现。然而，现实图景往往更为复杂，不只是有乐观的一面。数智系统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反而常常使劳动者负担的责任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原本属于企业、平台乃至社会的责任，被转化为个体需要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原本应当获得补偿的劳动负担，被理解为个体应无偿承担的义务。因此，劳动者的责任不断扩张正在成为数智时代值得关注的公平正义问题。

数智技术带来的责任扩张

在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中，不仅要考察劳动时间，还要考察劳动者在工作中所承担的成本和负担。这些负担不仅包括劳动时间，也包括劳动强度、精神压力、职业风险、自主性受限以及个人发展机会的损失。正因如此，高危职业和高强度职业获得较高收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对劳动负担的补偿。数智时代的重要变化在于，大量新增劳动负担被包装为劳动者的个人责任。普通劳动者不仅要学习、部署或使用新的AI工具，适应智能平台和算法规则，也需要承担对AI输出的审核、辨析和纠错责任，最终还需要承担由技术变化带来的职业风险。与此同时，这些新增负担往往并未被视为额外劳动，而是被理解为个体理应承担的责任。

数智时代的责任扩张，集中表现为一些隐性责任的增加。较为典型的是学习适应责任、审核纠错责任和即时协作责任。劳动者不仅要完成原有工作任务，还要不断学习新AI工具，例如，学校引入智慧教学平台，医院上线智能诊疗系统，企业要求员工使用AI模型提高效率，这些变化表面上是数智技术升级，实际上都需要劳动者投入额外时间摸索、学习和适应，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很好地学习AI工具，适应AI工作环境。此外，审核与纠错也是代表性的隐性责任。AI能够快速生成文案、代码、预测结果等内容，看起来提高了效率，但它并不能自动保证结果准确可靠，更不能保证内容具有创新性、能直接解决实际问题。企业职员用大语言模型写材料，要仔细核对它陈述的内容是否正确；教师批阅学生论文，也要认真检查论文是否源自学生自己的观察与思考，而非大量采用大语言模型输出内容。

即时协作也成为数智时代非常常见的隐性责任。移动互联网时代，工作消息侵入生活已给劳动者带来额外压力；随着数智技术深入劳动过程，这种压力进一步转化为持续协作的要求。越来越多的科创企业将AI嵌入日常办公流程，希望借助AI工具提高效率，但与此同时，员工也需要不断与AI协同完成材料生成、内容修改、结果确认等工作，AI带来的效率提升并没有自动转化为劳动负担的减轻，反而不断提高了企业管理者对于即时响应和持续协作的期待。即时协作因此不仅是效率提升，更成为要求人们持续配合系统节奏、证明自身价值的隐性责任。这些隐性责任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这些新增负担往往没有被充分承认为劳动。如果学习新AI工具被视作“自我提升”，审核AI输出被认为是“应尽义务”，与AI即时协作被说成是“职业态度”，那么劳动者的新增负担就仍然被忽视，因为这些事情事实上都在消耗劳动者的时间、精力和工作热情。

责任扩张为何是一个公平正义问题

责任扩张为何会带来公平正义问题？责任增加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公平。任何社会分工都会伴随一定责任，任何技术变革也都会改变劳动过程中的职责安排。科学家、医生、飞行员等职业长期承担较高责任，但这种责任通常与专业地位、决策权力、社会认可和相应回报联系在一起。问题在于，数智时代许多新增责任并没有形成这种对应关系。劳动者承担了更多学习、审核、响应和风险责任，却未必获得更多控制权、补偿和保障。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责任并非天然落在某个个体身上的道德负担，而是在一定社会分工和制度安排中被分配出来的。只有当责任与权力、收益和保障大体相称时，责任承担才具有正当性；如果责任不断增加，而相应权力、收益和保障并未同步增加，责任扩张就会转化为公平正义问题。

英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G.A.科恩关于平等与正义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澄清这一点。科恩并不简单否认个人责任，而是强调必须区分哪些后果真正来自个人选择，哪些后果来自个体无法选择或难以控制的社会处境和偶然运气。受社会结构限制或运气影响的选择，不应被简单理解为行动个体应当独自负责的选择。劳动者当然应当承担工作职责，但不应对超出自身控制范围的处境承担全部责任。数智产品的使用以及效果、风险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但在现实情境中，复杂的结构性问题往往会被简单归结为个人责任问题。比如，某个公司要求员工使用AI工具提高效率，却没有相应减少原有工作量，也没有明确AI出错后的责任边界。工作材料生成得更快了，但核查事实、修改表达、识别虚假内容、避免格式错误的压力仍然落在具体劳动者身上。一旦出现问题，系统可靠性、流程设计和组织支持反而退居幕后，劳动者却最先被问责：为什么没有认真审核，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错误。许多原本属于组织管理、平台规则和社会转型的问题，被不断转化为个人能力和个人责任问题；许多原本应由企业、平台乃至全社会共同承担的风险，被推给具体劳动者。责任由此不断向个体下沉。

马克思强调社会历史与个人选择的辩证作用。落到规范层面，责任的分配不能停留在抽象个人层面，而要回到具体生产关系中理解。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责任下沉并非均匀发生于所有社会成员之间。掌握技术规则、数据资源和平台权力的主体，往往能够从数智系统中获得更大收益；普通劳动者则承担更多适应成本和风险责任。平台企业拥有制定规则、配置资源和塑造市场秩序的能力，却能够将大量成本外部化；普通劳动者则必须不断适应系统变化，并承担由此带来的不确定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数智时代的责任问题绝非只是劳动者个人是否努力、是否自律、是否适应的问题，而是关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整体性问题。责任持续向普通劳动者下沉，而技术控制能力、规则制定权和效率收益却不断向数字平台、组织系统和资本力量集中，在这样一套运作模型下，责任、权力与收益之间出现了明显失衡。因此，数智技术并没有自动消除不平等，反而可能在新的制度结构中重塑不平等。责任扩张表面上是个体义务增加，本质上却是技术进步的成本被重新分配，并且越来越多地压向普通劳动者。

为数智时代的劳动者“减负”

责任对个体全面发展和社会有序运转有其积极意义，但如果责任分配超出了个体的承受范围，超出了劳动者理应承担的部分，那么责任很容易转变为压迫个体的负担。面对数智时代劳动者责任扩张的难题，一个重要出路在于思考责任应当如何分配，转移那些不应是劳动者的责任。责任表面上是指劳动者要承担自己行动的后果，但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责任实际上总是在特定社会关系中形成和分配的。如果企业能够通过数智系统提高效率、压缩成本、扩大收益，却把各种责任与风险不断转嫁给普通劳动者，这样的责任扩张已经超出正常职业要求，使劳动者承担的责任与获取的利益明显失衡。因此，为今天的劳动者减负，首先要把被个体化的责任重新社会化。在工作中学习新技术、核验算法结果、与AI模型协作，都不只是纯粹的个人事务，同时也是整个社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共同成本。既然技术进步的收益由企业、平台和社会共同获得，技术进步的成本也不能无限制地由劳动者个人承担。数智技术为普通劳动者带来的隐性劳动，应当被重新重视和认可，并通过合理的组织安排、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加以分担。

从根本上说，思考数智时代劳动者的责任扩张问题，要求我们重新确立技术发展的价值尺度。马克思曾指出，自由王国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在自由王国中人类能力的发挥才是目的本身，而工作日的缩短是实现自由王国的根本条件。这一论述提示我们，技术进步的意义不能只用效率、产出和利润来衡量，更要看它是否减少了人的必要劳动，是否减轻了劳动负担，是否促进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数智技术如果只是提高了工作与生产效率，却使劳动者承担更多适应责任、审核责任、协作责任，以新的形式增加了劳动压力，那么这种技术进步就没有真正服务于人的解放，而只是让技术进步服从于资本增殖和绩效管理的逻辑，把对人的支配延伸到了新的劳动场景之中。

数智时代的责任分配问题不能停留在要求劳动者适应技术的层面，而应当重新确立人的发展作为技术发展的价值尺度。AI技术发展的意义，也应该体现为人的工作时间更加从容、能力充分展开、负担有所减轻。如果数智技术让工作继续挤压人的生活和能力发展，让劳动者在各种工作焦虑中疲于追赶工作进度，又把企业成本和系统风险转化为个人责任，那么它就偏离了人的发展这一核心价值尺度。真正合理的责任秩序，应当使劳动者在技术变革中不仅承担义务，也获得相应的权利、保障和发展条件。面对劳动者责任扩张，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从劳动者处境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出发，反对把数智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和风险都压给劳动者，不能让AI系统和资本增殖成为支配人的力量。当劳动者能够在有尊严、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条件下参与生产，数智时代的责任分配才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这样的劳动才能接近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劳动的展望：“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G.A.科恩的社会主义规范理论研究”（23YJC720009）研究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15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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