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莹：传统霸权式微，世界需要什么样的领导力？

编者按：当代全球领导力的结构本身正在重组，世界由此进入一种更分布式、更功能化，也更需要协同的“组合式领导”阶段。8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李佳莹在环球网发表评论文章表示，中国主张的全球领导力理念强调共同发展、平等参与和合作治理，回答了国际体系应朝什么方向发展。现将全文发布如下：（全文约3600字，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

▲报道截图如上

长期以来，“谁拥有最强大的综合实力”几乎等同于“谁来领导世界”。冷战结束后，美国凭借经济、军事、科技和联盟优势，把国家实力、国际制度与价值叙事结合起来，塑造了现代全球领导力的典型形态。在这一模式中，领导意味着设定议程、制定规则、提供安全与经济公共产品，并动员其他国家围绕一套秩序展开行动。因此，全球领导力常被理解为一种集中于少数大国，尤其是霸权国家的能力。

然而，今天的全球领导力已很难再由单一霸权框架解释。随着大国竞争加剧、跨国风险扩散，国内政治对外部承诺的约束增强，传统霸权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在改变，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代表性与发展权的要求也更加突出。与此同时，过去集中于霸权国家的议程设置、规则制定、安全供给、公共产品和合法性塑造等功能，正在向不同国家、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分散。这意味着，当代全球领导力的核心变化，不是领导权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作直线转移，而是领导结构本身正在重组，世界由此进入一种更分布式、更功能化，也更需要协同的“组合式领导”阶段。

美国全球领导力理念的代际演变与内在张力

美国政策主张的演变，是观察这一转型最清晰的窗口。作为现代全球领导模式的主要塑造者与长期实践者，美国的政策理念并非一以贯之的静态存在，而是随着自身实力消长、国际格局变迁与国内政治生态变化而持续调整。冷战终结为美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力优势与战略空间，其全球领导力理念也随之进入“秩序塑造”的鼎盛阶段。1991年，老布什提出“新世界秩序”构想，将国家实力与国际秩序塑造紧密结合起来，强调由美国发挥主导作用，并通过联盟、联合国和国际规则组织集体行动。这一构想将美国的权力优势转化为制度化的秩序权威，美国由此成为国际安全、全球经济和制度规则的中心。小布什政府为美国领导力赋予了更鲜明的使命色彩，提出“美国领导力的唯一替代方案是一个极度危险和焦虑的世界”，将美国实力、国家安全和特殊责任深度绑定，并将美国视为世界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典范，强调以自由价值理念塑造世界。之后，美国开启了以推动自由民主为由的地区秩序改造和谋求建立单极世界的价值扩张。

然而，进入21世纪后，长期战争、金融危机、大国力量对比变化以及国内产业和社会矛盾，使美国全面领导的成本持续上升。到奥巴马政府时期，领导方式开始选择更加务实的“中间道路”，既宣扬“强大而可持续的美国领导力”，又强调避免战略过度扩张，并以TPP和TTIP驱动全球经贸规则塑造，巩固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领导地位。在经历特朗普政府的领导模式转变后，拜登政府以“美国回来了、外交回来了、联盟回来了”为核心，修复盟友关系、重返多边机制，重新强调美国的制度性和联盟型全球领导，并服务于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奥巴马和拜登的做法表明，美国并未放弃全面领导的目标，但更关注其全球领导力的可持续性，试图以制度和联盟修复美国的组织能力，换言之，以更低成本、更强集体行动力维持和重塑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特朗普政府则进一步改变了衡量全球领导力的标尺，挑战“维护国际秩序长期来看符合美国自身利益”这一假设。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把保护美国人民、促进美国繁荣、以实力维护和平和扩大美国影响力列为主要国家利益，并突出公平与互惠、产业基础、军事实力和盟友责任分担。对特朗普来说，国际秩序是否值得维护，不再仅仅取决于它是否体现美国长期倡导的规则，还取决于它能否为美国创造可见的安全、就业、产业或技术收益。特朗普第二任期进一步深化该逻辑，提出美国不再独自支撑整个世界秩序，而要建立由美国担任组织者和支持者的“责任分担网络”；对国际组织和全球承诺的态度以及地区战略主张，也更强调可计算的国家收益。至此，美国的全球领导从面向整个秩序的普遍性供给，转向有优先顺序、有成本约束、交易色彩更强的选择性领导。

美国之变折射全球领导功能的分解

美国全球领导力理念的转型揭示了霸权型领导的内在矛盾。过去，美国精英大体相信，维护开放、自由和制度化的国际秩序，虽需要长期投入，但最终会增加美国利益。但当国内分配失衡、外部承诺增加、战略对手上升时，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与国内政治回报之间的统一便不再理所当然。2025年，美国联邦赤字为1.8万亿美元，占GDP的5.8%；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为30.2万亿美元，占GDP的99.4%；政府的净利息成本总额为9700亿美元，占GDP的3.2%。美国全球领导力由宏大的使命叙事逐渐变成一张需要向国内选民解释的资产负债表。而对于世界而言，当最主要的秩序供给者把公共产品变成条件性更强的战略工具后，全球治理赤字的出现及如何填补它就成为了主要关注议题。

实际上，全球领导并不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总能力，而是由多项功能构成，包括：提出议程，制定规则，提供资金、技术和安全公共产品，代表更广泛国家的利益，为集体行动提供合法性和协调平台等等。不同行为主体正在不同程度地承担相关功能或试图获取相关功能的领导力。例如，欧盟借助统一市场和监管能力，在数据保护、数字市场、人工智能和碳排放等领域塑造标准，形成“市场—规则”型领导；日本、韩国等国家以专业能力和比较优势形成选择性领导，在政府发展援助、半导体产业链、数字治理、经贸规则、公共卫生与安全等领域展示议题式领导力；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则通过G20等多边平台，把减贫、债务、发展融资、能源转型和治理机构改革纳入全球议程，强调全球领导必须建立在代表性、协商和发展成果之上，形成代表性领导力；联合国为不同主体提供共同规则与合法性平台，代表集体型和平台型领导。

从单一霸权走向多元功能协同

全球领导功能分解并不意味着全球治理能自然而然地变得更加有效。当主要国家更加严格地计算国际责任回报时，最先受到影响的往往是缺少替代融资来源的公共产品。例如，由于部分会员国未缴费，截至2025年10月，联合国的财政限制迫使维和任务将行动规模削减了约25%。因此，多元化并不等于有效领导，从单一霸权向多元领导转型，只有同时解决能力、合法性、交付和责任问题，才能避免全球治理陷入碎片化。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这种结构转型提供了不同于霸权替代的思路。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主张不是为了争夺另一个“唯一中心”，而是要为世界解决全球治理赤字提供路径方向。在治理方法上，中国逐渐形成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的全球治理观；在治理内容上，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逐步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撑和覆盖主要全球性问题的政策框架，在实践中探索把发展经验、产业能力、基础设施、绿色转型和数字合作优势转化为开放、稳定和可持续的公共产品，并通过联合国、地区组织和第三方合作扩大共同参与，呼应全球南方对代表性、发展权和治理改革的诉求。可以说，中国正在由全球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向改革引领者发展。

中国主张的全球领导力理念强调共同发展、平等参与和合作治理，回答了国际体系应朝什么方向发展。未来的新型全球领导力，并非“有领导”与“无领导”的选项，而是从集中式领导向分布式、网络化和功能型领导演进。世界需要的也不是新的唯一中心，而是一套能够让多种领导功能相互补充、让更多国家共同负责并分享成果的新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