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庆屹：每每细想父母的人生，总是遗憾到心痛

2017年，毫无电影基础的陆庆屹花了1500元和一年多的时间，把拍摄父母的视频剪成了一部纪录片《四个春天》。2019年影片登上大银幕，让观众认识了如此生动的一家人。

而在四个春天之外，许多想说的话，渴望实现的梦，镜头未能承载的回忆，最终都落在了新书《落在我身上的雨》中。

本文节选自书中《回忆母亲》一文。

1993年，父母到北京看望我们，送别他们后，我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父母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如今父亲母亲都不在了，故乡成了一个抽象的词，家变成了房子，节日失去了意义，回家的急切心情也没了着落。最近几次回去，我都没有勇气回家看看，住在了亲戚家。似乎只要不去触碰，一些记忆和念想就不会破碎。有时候明知道这无济于事，却还总想再往后推延一些。今年春节前回到独山，下车后，我本能地直奔城郊的小姨家。

临近午夜，关了灯，平躺在小姨家客房里，脑子空空又异常活跃。窗帘缝里挤进来一线微光，记忆的碎片幽浮在半空，一片一片自行拼凑着。我睁着眼一动不动，天花板越来越清晰，上面的斑点、纹理、窗帘的暗影流动了起来，从我自己那间绿枝满窗的卧室，流到了这里，从过去流到了此刻。

“还是要回家看看。”我下定决心。之前也曾想过，找个时间把家里好好整理整理。除了照片，我最想带走的，是塞在书柜里的贺卡、纪念册、互赠的书签之类的东西。说不定哪本书里，还夹着一两封幸免于火灾的家信。

我蹑手蹑脚爬下床，轻轻用钥匙锁上门，穿过雨雾中的楼群，快步走到空空荡荡的路边。这里离城有五六公里远，夜里很少有车，橘色路灯蜿蜒排列在湿淋淋的路上，遥望过去，恍如悬浮在黑雾中的河湾，粼光闪烁，向远山苍黑的淡影漫去。

约莫半小时，终于等来一辆出租车。在司机一路的唉声叹气中，到了迎春巷口。刚跨出车门，阴寒的雾气就缠绕上来。巷子朦朦胧胧的，看不到尽头，几盏矮小的路灯弯垂着头，打量着湿漉漉的地面。

我裹紧衣服走进雾气里，鞋底带起的雨水，发出了刺刺的撕裂声。路灯之间明暗的界线不是很分明，现实的重量感被雨雾稀释了，仿佛一幅轻飘飘的点彩画。

父母在这里盖房时，四周还是一片荒地，家门正对着一片坡度和缓的梯田，一条让人绝望的泥浆路通往两三户孤独的人家。但每次父母走上这条路，脸上却总是洋溢着兴奋的神情。一年又一年，走着走着，泥浆路走成了水泥路，我也从一个急躁的青年，走成了沉默的中年人。

转念间，来到了家门前。我在门外站了一会儿，怅怅地环顾四周，一边摩挲着兜里的钥匙，上面的纹路已经磨得很光滑了，像一块铜质的玉。这把钥匙用了二十几年，从这房子盖好就没换过，我有时觉得，终有一天它会薄得拧不开这扇门的。

伸手在门上抹了一把，指尖有细微的积尘感，家里一定也落满了灰。想到门后的水磨石地面上，再也不会响起母亲跑来开门的脚步声了，我也再没机会对她说那句“我回来了”。上次收拾母亲的遗物，柜子里的好些衣服还挂着商标，也许都没有试穿过。我一件件翻看，再挂整齐，瘫坐在床边。为什么刚轮到我来回报他们，一切就结束了。

每每细想父母的人生，总是遗憾到心痛。这样热情、好奇、向往自由的生命，就被这几万人的小城，囊括了一生。生活的种种责任，燃尽了他们最好的年华。退休之后，又遭遇家变，生命的灯火很快转弱，匆匆熄灭了。

我轻轻推开了门，听到门板的颤抖声在堂屋里嗡鸣，仿佛是那晚母亲歌声的余响。我在堂屋里徘徊了一会儿，想想，还是先去父亲的书房。上楼时，看见楼梯拐角竖着两把锄头，我停了下来，这两把锄头比我岁数还大，锄把都换过了好几根。

我拿起来掂了掂，很多往事浮现在眼前，我突然想起后园的那棵侧柏。在麻尾时，它还只是一株小苗，种在花圃的左侧，后来搬家，母亲把它带到了独山，种在了花坛里。再后来搬到迎春巷，父母又把它挖出来，移植到了厨房窗前，每天都会看到。

我问母亲，这么普通的树，为什么费神费力移来移去。母亲爱怜地抚了抚枝叶，抬头看着树尖，说：“在麻尾的时候，我说还想种棵常青树，第二天一早，你爸就不声不响进山了，到中午才挖回来，我怎么舍得下。”现在它已经有五六米高了，浑身挂满了水珠，仿佛刚从水里钻出来。

我进屋搬来父母灵前的香炉，把香烛灰、纸灰撒到侧柏树下。回到父母的灵位前，点三炷香，磕了三个头。静默了一会儿，我起身来到父亲的书房，笔墨纸砚已经封装在书桌一角，窗台边，枣红色的笔架褪成了灰褐色。

窗户的旁边，靠墙并立着两个书柜，塞得满满的，柜门关不上，只能虚掩着。左侧书柜的下面两层，是父亲的教材和物理书，除此以外，大多是母亲的藏书，其中《静静的顿河》《巴马修道院》《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战争与和平》《飘》这些是我早就熟悉的。书本之间夹插着一些塑皮日记本，是母亲多年来手抄收集的山歌本。

我从最上层往下慢慢翻看，《收获》《十月》《当代》《啄木鸟》《山花》……渐次进入眼帘，它们边角破损，纸页发脆，面目模糊地挤在一起。我吃了一惊，没想到那些年里，母亲居然订阅了这么多的文学杂志。其实也不是没想到，这些杂志我从小就见过，只是视而不见，从未把它们与生活联系起来。现在回想，这些书和杂志，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一笔开销啊。

我停下思绪，继续往下翻。在中间层的左侧，有一本约两厘米厚的书，看上去有点陌生，发黄的书皮破开了一角，书脊露出一个“写”字。我把它抽出来，拆开书皮，在封面右上角看到了书名：《写作》。家里居然有这样的书，我心里有种震动。翻开扉页，看到了母亲的签名：

李桂贤 76.3.23.

1976年3月，我还不到两岁半。将近半个世纪里，我竟然从未在家见过这本教人写作的书，母亲这些年把它藏在了哪里呢？

是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撰的书，书末的版权页写着定价：0.57元。记得四岁那年，春节我收到的压岁钱是五分，而一分钱可以买十颗水果糖。

我翻开目录，章节划分很细致，文章的主题、题材、结构各有一章。后面的文体，分成文艺评论、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诗歌和戏剧。可惜细看之下，内容却充满了时代印记。

我捧着这本书在藤椅上坐了下来，眼睛还停留在书页上，心神却已经飞到了空中。一些分散在记忆各处的旧影，正在列队向我走来，好像它们突然学会了组织自己。

排在最前面的是母亲在麻尾图书站的身影。图书站昏暗的木屋里，小木窗漏下柔和的光线，母亲坐在大木桌的一角，一动不动看着书，仿佛一幅木刻的插画。还有那个暑假在麻尾中学操场奔跑时，从草叶尖上看到的她在家门口看书的身影。

在我小学期间，母亲每次下班回家，都会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放在手边，只要闲下来，就下意识地拿起它，我记得书签是一个空白的牛皮纸信封。她经常在煮饭时，也一手转着锅，一手压在打开的书上。还有一幕也很常见，她一边织着毛线，一边歪头看书，用一个木夹子夹住书页。

很多个夜晚，我在小方桌上写作业，抬头看见窗前的书桌旁，母亲也在埋头写着什么。她把写东西的日记本放进了床头柜，和那些珍贵的信件、照片在一起。1999年，家里发生火灾，母亲回家看到现场，第一反应是那些信件和照片是否还在。可惜，日记本和信件都在这场火里化作烟尘。

我想起在姐去世后的几年间，母亲经常走到山里去散心。回家后，偶尔会随手拿起一张纸，或在包装盒纸板的背面，写上几段话。有时她写着写着，突然把纸揉成一团，扔掉了。有时正写着，又想起别的事要忙，就留在了桌子上。我无意中曾看过一些，其中有段话一直记得：今年五月初，我出外经过一个坟场，必经之路，从碑文看到几个熟悉的人亡故了，真让人伤感，难怪很久没见到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