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前后，延安保育院里，每到星期六下午，孩子们便站在院门口张望。有人等来了父亲，有人等来了母亲，也有人被熟悉的叔叔阿姨接走。只有一个小女孩，总是站在人群后面，她叫娇娇，后来改名李敏。
那时的她还不到两岁，根本弄不懂“革命”“前线”这些词，只知道别的孩子有人牵着手离开，自己却要留下来。她会问身边的保育员：“张阿姨，今天也没人来接我吗？”张秀英只能把她抱起来，轻声安慰：“乖，阿姨陪你。”
李敏出生于1936年，母亲贺子珍在她年幼时离开延安，前往苏联治病和休养。母女相处的时间很短，短到李敏后来几乎无法凭记忆拼出母亲的模样。她对母亲的认识，更多来自照片、旁人的讲述，以及心里那个始终没有消失的位置。
离开母亲后，李敏曾被寄养在普通群众家中，后来又由参加过长征的崔姓夫妇照料。这样的安排，并不是谁不愿意管她，而是战争年代许多孩子共同面对的命运。父母可能在前线，也可能承担秘密工作，孩子只能交给组织和群众抚养。
延安保育院最初叫洛杉矶托儿所，名称来自海外华侨的捐助。这里收容的孩子，很多都是烈士遗孤或革命干部子女。他们吃集体食堂，住集体宿舍，由保育员照料生活，也接受识字、唱歌和劳动启蒙。
生活谈不上优越，却尽量保证孩子们吃得饱、穿得暖。供给制下，孩子们不必为衣食发愁，保育员还要照顾他们的健康。可对一个幼儿来说，物质上的周全，并不能替代父母在身边的陪伴。
最让李敏难受的，是每周日的空缺。其他孩子回家后，保育院会安静许多。她看见有人趴在父亲肩头，有人牵着母亲的衣角，便默默站在门边。她不是没有父亲，也不是没有母亲，只是父亲身处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中，母亲又远在苏联。
这便是“不是孤儿”的含义。血缘上的父母都在，可童年生活里，却很少有他们的身影。李敏后来回忆，那些节假日常常和张秀英以及其他保育员一起度过。张阿姨像母亲一样照看她，给她梳头、喂饭，也在她哭泣时把她抱在怀里。
张秀英是四川人，参加过长征，后来成为保育员。她并非李敏的亲属，却承担了许多母亲才会承担的琐碎责任。保育院的孩子们称她们为叔叔、阿姨，叫得亲近，但这份亲近背后，也藏着战争造成的家庭分离。
李敏曾保留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群孩子，衣服宽大，腰间扎着布条，有的正在列队唱歌。多年以后，她指着其中一个不起眼的小个子说：“那就是我。”若没有她亲自指出，旁人很难从一群孩子中辨认出来。
有意思的是，保育院离毛泽东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并不算远。杨家岭的窑洞里，毛泽东正处理抗战、根据地建设和军政事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主力陆续开赴华北，平型关战斗打响了声势；延安也逐渐成为敌后抗战的重要指挥中心。
父亲并非不关心女儿，而是当时的工作节奏几乎没有完整的私人时间。毛泽东需要面对战局、经济、干部教育和根据地建设，延安还要接待来自国内外的访问者。对李敏而言，这些宏大的事情无法解释星期天为什么没人接她。
1940年以后，陕甘宁边区面临严重困难。日军加紧扫荡，国民党方面也加强封锁，边区粮食、物资和财政压力不断增加。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等措施相继展开，延安的成年人被卷入紧张的工作和生产之中，保育院也只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维持运转。
孩子们并没有被隔绝在历史之外。他们穿着改小或缝补过的衣服，跟着保育员唱歌、识字、做游戏，有时还参加简单的集体劳动。李敏就在这样的生活中慢慢长大。她得到的是集体照料，却缺少一个可以随时撒娇的家庭。
1941年2月，李敏离开延安前往苏联，与母亲贺子珍团聚。那时她已经五岁左右，童年中最熟悉的人，仍是保育院里的叔叔阿姨和张秀英。多年以后，她用一句很轻、却很重的话概括那段经历：“我是个不是孤儿的孤儿。”
这句话没有夸张成分。它说的是一个孩子的感受，也折射出那个年代无数革命家庭的现实：父母把时间交给了战场和事业，孩子则由保育院、战友和普通群众共同养大。对李敏来说，保育院不是短暂寄居之所，而是她童年最早、也最清晰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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