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645年五月，南京城破，弘光朝廷覆亡，马士英没有像钱谦益那样留在城中迎降，而是带着残部辗转南下。这一幕，后来很少出现在普通戏曲里。人们更熟悉的，是《桃花扇》中那个误国、贪权、卖国求荣的马士英。
这两个形象之间，隔着的并不只是史料，还有文艺作品巨大的传播力量。原标题中的“马世英”，历史人物通常作“马士英”。他出生于1591年贵州，明末登上政治舞台，最终成为弘光朝首辅，也成为清代官方史书和民间戏剧共同塑造出的“大奸臣”。
马士英真正改变命运的节点，是1644年南京拥立新君。当时北京失陷，崇祯帝自尽，南明需要迅速确定继承人。史可法等人倾向拥立潞王朱常淓，马士英则联合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勋贵刘孔昭以及江北诸镇，拥立福王朱由崧。
朱由崧即位后，年号弘光。马士英凭借拥立之功入阁，很快成为首辅。朝廷表面上有了皇帝，实际上却被党争、军镇和地方势力反复撕扯。史可法被派往扬州，中央权力进一步集中到马士英一派手中，政治矛盾由此更加尖锐。
马士英并非没有责任。弘光朝最要紧的事情，是整顿军队、巩固江淮防线，但朝廷长期把精力耗在党争和互相猜疑上。马士英对清军入关后的战略判断也有偏差，曾寄希望于借清兵力量消灭李自成余部，未能真正形成稳定的抗清部署。
1645年，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率军东下，矛头直指马士英。左良玉途中病死，其子左梦庚继续行动。马士英急调江北军队南下应付内乱，清军乘机突破防线。五月，南京失守，弘光政权结束。把这一结果全部归罪于马士英，当然简单；但说他毫无责任，也同样不符合事实。
问题在于，政治失败与民族立场并不是一回事。南京陷落后，马士英没有立即投降。他先后尝试投奔鲁王朱以海、隆武帝朱聿键，但并未获得真正接纳，随后在浙江一带组织力量抗清。清代史料记载，他曾与清军交战，结局多有失利，能够确认的战果并不显赫。
关于马士英最后的结局，史料并不完全一致。《明史》记载他在巢湖一带抗清，兵败后被清军擒杀；清末贵州人姚大荣所著《马阁老洗冤录》，则认为马士英坚持抵抗，最终被杀，并非投降。另有地方文献称他曾出家隐遁，但证据薄弱，难以作为定论。
有意思的是，马士英的“奸臣”形象，并不完全来自朝廷公文，而是在戏台上被牢牢固定。《桃花扇》以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离合为线索，书写南明兴亡。孔尚任借侯李故事寄托“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需要一个集中承载乱象的反面人物，马士英便承担了这个角色。
剧中的马士英，出场不算最多，却极具象征意味。他被安排成只顾权位、利用国难谋私的人物；相对而言，侯方域被写成有气节的士人。可历史上的侯方域后来归顺清廷，马士英却在南京失守后继续抗清。戏剧冲突因此更强，历史真实却被重新剪裁。
《桃花扇》在清代流传很广，抄本、演出层出不穷，影响远超一般史书。舞台上的唱词、人物和情节，比冷冰冰的档案更容易进入茶馆、戏园和普通人的记忆。观众看过一场戏，便可能把戏中人物当成真实历史，久而久之，马士英的复杂经历只剩下“奸臣”两个字。
姚大荣替马士英辩白，关键并不在于把他改造成完人，而是提醒后人：弘光朝的失败，有皇帝软弱、党争激烈、军镇坐大、战略失误等多重原因，不能由一人包办。马士英能力有限，任用失当，确实应承担政治责任；但把他直接等同于降清卖国者，却与南京失守后的经历相冲突。
左梦庚的经历，恰好构成鲜明对照。左良玉父子发动军事行动，导致南明内部更加混乱；南京失守后，左梦庚投降清廷，后来进入汉军旗籍，获得爵位。一个人在胜利者建立的秩序中得到奖赏，另一个人在失败道路上继续抵抗并死去，历史评价自然会被权力重新排列。
因此，追问谁是“网暴”马士英的黑手，不能只指向孔尚任个人。清代官方叙事、胜利者的政治需要、左氏后人的声名维护，以及《桃花扇》的广泛传播，共同完成了这次形象塑造。孔尚任提供了最有感染力的剧本，时代则替这个剧本扩大了回声。
戏台落幕以后，马士英仍被钉在奸臣位置上；而那些在乱局中降清、受封的人，却往往借助新朝的秩序洗去了旧日污名。历史最难处，正在这里：一个人的政治判断可以失败，能力可以不足，但最终评价，不能只听胜利者写下的那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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