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敦煌学”与“伤心史”：我们都读错陈寅恪了？

荣新江教授与其主编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

《“敦煌学”与“伤心史”：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解读》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新近出版的一部小书。本书所解读的《敦煌劫余录序》，篇幅不长却意蕴深远，在近代敦煌学与学术史上有着独特地位，百余年来被学界反复研读、援引阐释。对于这篇经典序文，荣新江教授以笺证形式逐段拆解、溯源考据，重新审视陈寅恪的学术洞见。“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此语何意？历经百年而回望，“伤心史”一语于敦煌研究而言，有几分误读，又有怎样的期待？

《“敦煌学”与“伤心史”：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解读》，荣新江著，中西书局，2026年8月出版，125页，62.00元

陈寅恪先生《敦煌劫余录序》篇幅不大，却在近代学术史上地位极高，可谓微言大义。您的新著对这篇序言做了笺证式的逐段解读。可否请您谈谈这篇序言为什么如此重要？

荣新江：《敦煌劫余录》是陈垣先生主持编纂的一部目录学名著。《敦煌劫余录序》则是陈寅恪为这部名著所写的序，篇幅很短，但却是陈寅恪深思熟虑之后的学术手笔。通过这篇序，陈寅恪把敦煌学的理论、方法，以及国家图书馆（原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的主体内容做了一番勾勒，内容非常丰富。

《敦煌劫余录序》中有一句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句话流传极广，您在书中专门用了一整节来辨析这一问题，试图破除后世形成的认知误区。陈寅恪此句的本意是什么？后世对此又产生了哪些误读？

荣新江：在陈寅恪写这篇序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知道斯坦因、伯希和把敦煌的好东西拿走了，所以觉得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很伤心的一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上课的时候，陈先生这句“敦煌学，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反复被提及，但陈先生在这篇序中所要表达的，实际上是要破除“伤心史”这一认识。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初版书影

原文在这句话前有“或曰”二字，即有人这么说。这是一种写作技巧：先引述一个流行的观点，再就此展开辨析与反思。接着，陈寅恪指出北平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卷子里还有很多珍贵资料，来不及深入研究，如果把这些文献研究透，中国学界或能立足学术之林，也就不必伤心了。他是借用“伤心史”这句话来讲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的学术价值。

然而，因为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力太大，后来这句话就成了“陈寅恪说，敦煌学就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句被误读的话也激励了一代学人。如果没有这句话，说不定我就不做敦煌学研究了，我就是为了改变中国敦煌学的伤心史而冲上前去，投身于这一研究领域。

真正读懂了陈寅恪之后，我发现这根本不是陈寅恪的本意，这是他要反对的。一百年过去了，如今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句话？当时陈寅恪说，北平图书馆里有那么多好东西，但他并不知道英国、法国到底有多少好东西——那时候各个图书馆没有目录，更没有照片，他也没有到英国、法国翻阅过这些卷子，等到我们真正对比过国内外的敦煌文献后才发现，敦煌学确实可以说是一段学术伤心史。我的书讲述的是这样一段学术脉络。

陈寅恪

您多年奔走世界各地访查敦煌文献，还主编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在广泛接触海内外敦煌写本之后，您如何概括国内馆藏敦煌文书相较于海外藏品的整体特征？最具学术价值的部分体现在何处？

荣新江：评判敦煌文献的价值，不能单以数量来衡量。以卷轴长度来看，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卷子最多，但学术研究应当以文献本身的学术价值作为评判标准。英法所藏的敦煌卷子毕竟是伯希和、斯坦因挑选过的，虽然他们也不太懂敦煌，但伯希和确立了三条挑选原则——优先选择有纪年的、非佛教的、非汉语的文献——这类文献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们在大藏经里能看到的普通佛经，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等，这些佛经有校勘价值、文物价值，但是学术价值不及《摩尼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摩尼教下部赞》。敦煌文献中只有四件摩尼教卷子，都是世界顶级的珍贵文献，伯希和漏了其中一份，这一份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这件摩尼教残经由摩尼第二代弟子撰写，是世间稀见的摩尼教原始经典。以往学界研究摩尼教，只能依靠反对摩尼教的拉丁文文献，这件原始经文的史料价值无可替代，单此一件的价值，便足以抵得上千百卷普通写卷。这也是我在书中将这件残经配以大幅图版的原因。

摩尼教经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BD00256）首

如果聚焦唐代户籍、差科簿、军事制度等世俗主题，情况则有所不同。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献藏品多为当年外国人挑选之后剩余的佛教典籍，大量世俗文书散见于英、法馆藏。当然国内也独有珍贵的世俗文献，如《贞元氏族志》，英、法均无收藏，这是研究唐代氏族制度的关键文献——英法藏有《开元氏族志》。我们需要将海内外各类写本相互参证，才能完成相关问题的完整研究。

综合来看，现今已刊布的所有敦煌文献，我们对比之后认为，原北平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其学术价值的确不及英法所藏敦煌文献，所以我们才要把英、法、俄的敦煌文献刊布出来，推进学术研究。

您在本书序文中举出十八件原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写卷，逐一考订编号，并结合近百年研究成果评述其学术价值。开展这项研究，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是否有哪件写卷带给您格外的惊喜？

荣新江：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学者。我不认为他曾经把北平图书馆八千卷敦煌写卷全部翻阅过，但他读书的广度与深度，远超常人。例如他赴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期间，就通览过中央图书馆的敦煌卷子。《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禅源诸诠集都序》，他就在所用线装书上标注“敦煌本”，这一孤本便是他在南京所见，现收藏于中国台湾。由此可见其读书识见之卓绝。

陈寅恪在序言里点出的这十八件敦煌写卷，都是从陈垣《敦煌劫余录》里梳理出来的，其中也有遗漏，譬如《敦煌劫余录》著录的《六祖坛经》，在当时已是重大发现，陈寅恪却并未提及，可见他对目录的浏览较为粗疏。即便如此，他筛选出来的，都是极具研究价值的文本，涵盖世俗文书、禅宗典籍、疑伪经（如《月光童子经》）等。后世学界围绕这些文献做过大量研究。

陈寅恪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但开风气不为师”。他指出材料的价值，却并不亲自展开深入研究。不少他提示过的材料，国内学者未能接续开展研究，反倒是海外学者完成了重要研究。以《月光童子经》为例，该领域最出色的研究出自我的荷兰老师许理和，他并非专门的敦煌研究者，却敏锐捕捉到此卷蕴含的中国弥赛亚思想。陈寅恪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注意到这份文献，只是他兴趣广博，读书浩繁，很多线索只做提示，并不落笔成文，留给后人继续探索。可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少国内学者来不及接续开展研究，像《圆明论》这类禅宗文献，相关重要成果便由日本学者完成。等到国内学者着手跟进，已经晚了一步。

《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BD08341）首

近些年敦煌学逐步走出冷门，获得更多关注。作为国内敦煌学领域的领军学者，您如何看待这一研究现状？

荣新江：所谓敦煌学的“冷”与“热”，是外界站在不同视角形成的判断。从研究者的立场出发，学科无所谓冷热，我们始终在开展研究。敦煌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厘清其历史，是学者固有的职责。敦煌学与甲骨、简牍一同被视作“冷门绝学”，我并不十分认同这种说法，也不认为敦煌学真正走向了“大热”。

敦煌学很难“热”起来。部分研究譬如于阗文写卷，全世界能够读懂的学者仅有七八位，想要达到解读的门槛，往往需要二三十年的积累，具有如此之高门槛，确实需要国家层面对这类冷门方向予以扶持。当然，敦煌学内部也有部分研究受关注度较高，比如敦煌变文，可从多角度展开研究，也更易获得大众关注。

所以，这个学科的“冷”“热”并不是研究者最关心的问题。真正驱动海内外学者开展研究的，是学术上的争先意识，一种斗心气的劲儿：要站上学术制高点，别人读不通的写卷我们可以释读，别人不识的文字我们能够辨明，他人无法破译的古藏文我们可以完成解读。这是敦煌学、甲骨学、简牍学研究者共同的追求，无论外界是否追捧，我们要力争在学术上做到最好。也就是说，“学术伤心史”也好，“板凳甘坐十年冷”也罢，最终指向的是学者的抱负。

这本书首次加入了大量的彩色图版，特别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提供了许多从来没有发表过的高清写卷图像，这批图版，分别能够为普通读者、敦煌学入门学习者、专业研究者带来哪些助益？

荣新江：敦煌文献的出版，经历过缩微胶卷、黑白照片两个阶段，如今进入以IDP、敦煌数字藏经洞为代表的网络彩色影像时代。我们整理出版的法藏敦煌文献，影像清晰度高于网络公开版本，部分图版的观感甚至优于原件。国家图书馆由于各方面原因，馆藏敦煌卷子的网络公布与彩色出版工作，还待进一步推进。

陈寅恪在序中重点提及的高价值文献，多为编号靠后的写卷。因为我与国家图书馆有长期的业务联系，本书出版前，我向馆方提出，希望获取重要卷子的首、尾部分的高清彩版。馆方给予了大力支持，提供了最高清的彩色影像，部分图像为专门为本书重新拍摄，此前从未对外发布。这本书装帧效果良好，全页彩色图版视觉冲击力很强。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书中图版精美，部头也不大，文本也尽量做到通俗可读，便于大众接触敦煌文献。对于研究者来讲，这批未刊高清彩版具备极高的研究价值。专业学者可以将这批彩色图像与旧有的黑白图版比对，从中发掘出新的研究线索。当下书籍史研究日渐兴盛，学界不再仅仅关注文本内容，还要观察写卷的书法、栏格、纸张帘纹等物质层面信息，高清彩色图版恰好可以满足这类研究需求。

本书的图版工作仅仅是开端。我们还是期待国家图书馆能够完成全部馆藏敦煌卷子的整理出版，也就是我们在编的《敦煌文献全集》，本书可以视作这项宏大工程的序曲。

伍珺涵/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