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3年，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宣侠父遗孀金玲终于见到了张严佛。她没有先追问罪责，只问了一件事：丈夫当年究竟是怎样遇害的？这个问题，金玲等了二十多年；而对张严佛来说，却像一把迟到的刀，突然抵到了面前。
张严佛当时已经被关押多年。听到金玲的来意，他明显紧张起来。宣侠父不是普通工作人员，而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高级参谋，遇害事件长期没有完整交代。张严佛很清楚，自己虽然没有亲自开枪，却曾参与过相关情报工作。
“你知道我丈夫遇难的经过？”金玲问。
张严佛沉默许久，才回答：“知道一些，也应该把知道的说出来。”
这句回答并不轻松。对他而言，开口意味着承认过去，也可能意味着承担更严厉的后果。可金玲的平静，让他逐渐放下戒备。随后，他按照记忆写下了一份材料，讲述了1938年西安城中那场秘密行动。
宣侠父早年曾进入黄埔军校学习。1924年，他受中共浙江省委委派考入黄埔，虽未完成学业，却因敢于直言而引起注意。当时军校正在建立党务组织，部分基层组织的负责人由校方直接指定，宣侠父认为这种做法不合规，便写报告向蒋介石提出批评。
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多次要求他收回报告。宣侠父没有退让，最终被开除。有资料称，他是黄埔军校早期唯一被开除的学生。此后，两人之间的隔阂一直没有消失，这也成为后来宣侠父遭到监视的重要背景之一。
1937年3月，宣侠父被派往西安，协助周恩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他又担任高级参议。宣侠父在西安公开宣传抗日，批评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的限制，因此很快进入了西安行营和军统特务的视线。
蒋鼎文当时担任西安行营主任，曾多次设宴试图拉拢宣侠父，但都没有成功。宣侠父说话直接，不愿在原则问题上含糊。蒋鼎文认为他“到处活动”，影响国民党在西安的统治秩序，于是要求军统方面搜集所谓“罪状”。
负责西北地区军统事务的张严佛，原名张毅夫。此人并非普通特务，早年曾在邓文仪系统任职，1931年邓文仪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时，张严佛就是副科长。后来邓文仪的情报系统被戴笠整合，张严佛转入戴笠麾下，长期担任机要和情报方面的职务。
他办事谨慎，熟悉内部规章，却始终没有真正进入戴笠、毛人凤的核心圈子。军统内部复杂，能干事的人未必受信任，太有主见的人更容易被提防。张严佛后来被派任川康区、西北区区长，表面上掌握一方情报系统，实际上也承担着许多得罪人的差事。
1938年4月，蒋介石下令秘密制裁宣侠父。此时张严佛已经接到调令，准备前往武昌任职，具体行动便交给继任者徐一觉处理。特务人员连续监视宣侠父，寻找他离开办事处的机会。
1938年7月，宣侠父外出办事途中失踪。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立即察觉异常，周恩来要求国民党方面调查。蒋鼎文没有给出明确答复，只在西安进行所谓户口清查，表面上寻找下落，实际上并未真正追查。
周恩来也曾向蒋介石交涉，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三个月后，西安警察系统内部因分赃发生矛盾，相关消息才被秘密传出。根据后来掌握的材料，宣侠父被绑至西安别动队大院东侧的篮球场，遭到枪击，遗体被装入麻袋，埋入马陵东城根附近的一口枯井。
具体细节，正是张严佛在1963年向金玲交代的内容。遗憾的是，由于当局刻意掩盖，宣侠父遗体始终没有找到。金玲追问多年，并不是为了听一段传闻，而是想确认丈夫生命最后一刻究竟发生了什么。
张严佛交代后，惶恐不安。他曾对沈醉说：“我估计自己很快会被处决，家里的事情，烦请你照看。”沈醉劝他，人民政府会根据实际表现和历史问题处理，不会简单处置。张严佛仍然难以相信，长期处在等待惩罚的恐惧中。
这个结局与他后来的经历有关。1949年，张严佛参加湖南和平起义，起义前还协助程潜方面防范保密局特务破坏。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通电全国，宣布湖南和平起义。但由于他对部分旧部处理不够彻底，仍被作为战犯收押。
1971年，张严佛因病去世，终年70岁。他没有等到特赦。1983年，中央作出决定，为张严佛平反，追认其为起义有功人员。那份写于1963年的材料，则留下了宣侠父遇害经过中一段迟来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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