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秋收过后，滩上村的天一天比一天短。
我蹲在院子里磨锄头，磨石蘸了水，发出沙沙的声响。日头从土墙头斜下去，把院门上的铁锁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村支书张诚傍晚时又跑了一趟，隔着院墙喊：“你把院子拾掇拾掇，衣裳换件干净的，听说省城下来的大干部，点名要走访咱们村老户人家。”
我没吱声，手里的磨石也没停。
张诚又说了一句“你听见没有”，才走了。
魏正梅从灶间探出头来，手里攥着半块抹布：“你大伯要回来了？”
我握着磨石的手停了一下。
我没应她。磨石泡在水里，浮起一层铁锈色的沫子，我盯着那层沫子看了好一阵，脑子里翻出来的是四十年前的那个雪夜。
四面漏风的破窑，瘦得脱了相的大伯，还有他站在月光下，嘴唇抖着喊我名字的样子。
大干部，省城来的。我心里慢腾腾地冒出一个念头。
那个人，是不是他？
01
四十多年前，我还是个十五岁的半大孩子。
那时候滩上村叫滩上大队，一个生产队三十来户人家，出了名的穷。口粮不够吃，红薯是主粮，玉米面算细粮，白面只有过年才舍得吃一顿。
我爹叫梁广田。修水库那一年，石头从坡上滚下来，他推开了身边两个人，自己被石头砸了半边身子。抬到公社卫生院，没撑过三天。
那年我九岁。
我娘于秀云没改嫁，一个人拉扯我，又种地又出工，晚上还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好在大伯梁广德替我们撑住了半片天。
大伯在公社粮站当站长，比我爹大三岁。
我爹走后，大伯隔三差五地来我家。
每回来都不空手，有时候是半袋玉米面，有时候是一包红糖，有一回还抱来一床新絮的棉被，往我娘手里一塞：“天冷了，给仁华添的。”
我娘不要。大伯把被子往炕上一放就走了，头都不回。
有一回，我饿得实在受不住，偷了队里地里的玉米。四根。掰下来往衣裳里一裹，还没走出一百米，就被看地的孙大山撞见了。
孙大山当时是大队会计，为人精明，嘴上不饶人。
他一把揪住我的后领子，把我扭送到生产队队部，说要“开大会批斗”，还要把我爹的抚恤金也停了。
我吓得浑身发抖，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大伯闻讯赶过来。
他进了门，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孙大山，说：“他还是个孩子，掰了玉米是不对，该赔的赔，该罚的罚，批斗一个娃娃算什么本事？”
孙大山脸上挂不住，皮笑肉不笑地回了一句：“梁站长，这可不是你粮站里的账本子，这是队里的规矩。他偷的是公家的东西，不是你梁家的东西。”
大伯没接这话，他从兜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票子，往桌上一拍：“玉米我赔了，四根，按市价双倍。人要带走，我带回去管教。”
孙大山盯着那张票子，嘴角抽了抽，还是让了步。
大伯把我从队部领出来，一路上没有说话。我一直垂着头，缩着肩膀，等他骂我。他踹了我一脚，力道不重，说了一句我怎么都忘不了的话。
“饿肚子的滋味，大伯懂。可你记着，饿死也不丢人，丢了骨气才丢人。”
说着，从怀里掏出两个滚烫的烤红薯，塞进我手里。
那红薯是他在来的路上，从供销社的烤炉里买的。
我两只手捧着红薯，站在冬天干冷的北风里，眼泪啪嗒啪嗒掉在红薯皮上。那是我这辈子吃得最香的一顿红薯。
这事后来在村里传开了，有人羡慕我有个吃公粮的大伯，有人说大伯拿公家的钱不当钱，只有我知道，那两张票子他攒了半个月。
粮站食堂的师傅跟我说，大伯连着半个月中午就啃硬窝头，连咸菜都舍不得要。
从那时候起，我就在心里记下了一本账。
我这个大伯，是我的恩人。
我娘也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你大伯对咱们的好，你得记着。人不记恩，那不叫人，那是畜生。”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02
开春的时候，我听到一些不好的风声。
大伯所在的公社粮站，传出了闲话。
说粮站的账目对不上，有人挪了公粮，背后有人查，粮站内部要翻个底朝天。
我当时听不太懂这些，只知道大伯回家的次数更少了，有时回村，眉头也锁得比以往紧。
孙大山那段时间倒常来我家。
他是大队会计，管着账本子，说话办事都是庄稼人里少见的圆滑。
每回来都跟我娘打招呼，扯几句家常，顺带往我面前递颗糖。
他问过我，“你大伯多久没来了”
“上回带了多少粮食来”，都让我娘拦了回去：“小孩子，知道个啥。”
我不喜欢孙大山，他那双眼睛看人的时候，像在称斤两。
没过多久，大祸就来了。
那天傍晚，我在地头上拔草，远远看见一辆绿色军卡开进了村，停在了粮站的围墙外面。
车上跳下来几个穿制服的人，直直地往粮站里走。
我心里咯噔一下，丢了草就跑。
粮站门口围了一圈人。
我被人群挡在外面，踮着脚往里看，只看见大伯被两个穿制服的人一左一右夹着，从前院走出来。
他腰板挺得直直的，脸色灰白，但脚步没有软。
“梁广德，你在粮站工作这几年，挪用公粮中饱私囊。经组织研究决定，撤销你的站长职务，隔离审查。”
有人当众宣读了一份文件。
人群里议论声嗡嗡响，有人摇头，有人叹气，也有人幸灾乐祸。
我听见孙大山站在人堆里，声音不高不低地说了一句：“早该查了，公社粮站被他一个人搞成了梁家后院，谁不知道他天天拿公家的东西补贴他弟弟家？”
这句话像刀子一样扎进我耳朵里。
我想冲上去跟他争辩，被我娘从后面一把抓住了胳膊。
我回头看见她的脸，她嘴唇紧紧抿着，眼睛里是挡不住的惊恐。
她拽着我往家走，一路没松手。
我印象里最深的，是那辆军卡开走的时候，大伯隔着车窗往人群里看了一眼。
他的目光穿过人群，落在我和我娘身上，只停了一两秒就移开了。
那一眼，我看得很清楚。
大伯的眼神里没有怨恨，没有不甘，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还有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东西，像是遗憾，又像是诀别。
我娘拉着我回了家，关上院门，靠在门板上站了很长时间。
她一句话也没说。
我看着她的背影，第一次觉得我娘老了，才四十出头的人，背已经有些驼了。
那三天里，我在村口转悠了好几次。粮站被封了，门上了锁。大伯的下落，村里人众说纷纭，但谁也说不准。
我心里烦躁得很，吃不下饭，晚上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三天傍晚，孙大山来了我家。
他站在院门口，笑着跟我娘打招呼，说话的语气倒是亲切：“嫂子，我来跟你说个事。广德犯这事，是组织上定的性，谁也翻不了。你家是广德弟弟的遗属，底子干净，别被沾上腥气。往后队里的事，有我照应着。”
他顿了顿，又说：“嫂子，仁华是广德那头的亲侄子，有些话你知道轻重。往后广德那边的人来找你，你该避就避一避。别把自己搭进去。”
我躲在里屋窗户后面，透过窗户纸的破洞看见我娘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围裙的边角，青着脸应了一声：“知道。”孙大山这才笑着走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着大伯被抓走的那个傍晚的情形，还有他隔着车窗看过来的那一眼。
我怎么也睡不着。
后来我听见外屋我娘也没睡，她在灶间坐了半夜，第二天天不亮就下了地。
03
大伯下了“牛棚”以后，日子过得比谁想的都难。
他的事定成了“贪污公粮”，性质恶劣，连带着大伯母也受了牵连。
她的代课老师当不成了，又带着三个孩子被从粮站宿舍撵了出来。
回村时，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最后是大队把村西那座废了几年的砖瓦窑腾出来，让他们一家四口先住了进去。
说是住人，其实就是个土窑洞。
窑口不到一人半高，进去要弯着腰。
窑里没有炕，没有门窗，只铺了一层干草，上面扔了两床从粮站带出来的旧棉被。
窑顶上裂了一道一指宽的缝，一到下雨天就漏。
大伯母带着三个孩子搬进去那天，村里没有人搭手。
那年头，谁敢帮一个贪污分子的家属搬东西，谁就是立场不清。
连走路上碰见了，都绕着走。
孙大山在队里开了会，定了调子：“梁广德的问题是他自己的，跟家属没关系，但在事情没定论之前，大家要注意影响，跟梁家保持距离。”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可谁都听得明白。
那天夜里，我跟我娘说：“娘，我想去看看大伯母。”我娘坐在煤油灯下纳鞋底，针尖顿了顿，没有应我。
过了好一阵，她说：“别白天去，太扎眼。你大伯母那个人，心气高，你白天去她反而难做。”
我应了一声，心里记下了。
第二天傍晚，天黑尽了，我从后墙翻出去，摸黑绕了半圈到村西的砖瓦窑。
窑门洞那里堵着一块旧门板，缝隙里透出一点火光。
我蹲在窑门外面，听见里面孩子的哭声，闷闷的，像是怕被人听见又实在忍不住的动静。
我从怀里掏出两个揣了一下午的菜团子，从门板缝里塞了进去。
“大伯母，我是仁华。给您拿了两口吃的。”
里面的哭声停了。
过了片刻，门板吱呀被推开一条缝，大伯母的脸从缝里露出来。
她眼睛肿着，脸颊塌下去，看见是我，愣了一下，那眼泪唰地就下来了：“仁华……你怎么还敢来……”
“大伯母，您别哭。”我蹲在窑门外，把菜团子递进去，“我家里还有粮。您有难处，跟我说，我给我娘说了，她说让我管。”
其实我娘没明说。但她说“你别白天去”，那就是默许了我来。
大伯母没接菜团子，看着我，嘴唇抖了半天，说了句让我心里堵了半辈子的话：“仁华，你大伯被带走那天跟我说，他最对不起的就是你爹这一支。你爹走得早，他没照顾好你们母子，如今又拖累了你们的名声。他叫我跟你娘说，往后别跟我们家来往了，免得到时候连你们也受牵连。”
我蹲在窑门口，手攥着菜团子，指节发白，心里又酸又堵，憋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大伯母，我爹没了的时候，是大伯连夜从公社赶回来帮我娘料理的。他把抚恤金从自己工资里垫出来，怕我娘难过，还说那是我爹单位发的。我娘瞒了我三年才告诉我。”
我把菜团子又往她手里塞了塞：“您跟大伯说，侄子的命是他救的。他如今落了难，我若躲得远远的，我爹在坟头底下都闭不上眼。”
大伯母攥着菜团子，蹲在地上哭出了声。
窑里面，几个孩子听见动静，也跟着哭起来。那声音闷在土窑里，像一群夜里无处可去的麻雀。
我撑着膝盖站起来，在窑门外站了好一会儿，等那哭声慢慢低下去，才转身往家走。
月亮被云遮着，村西的小路黑得看不见脚底，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去，心里反倒踏实了一些。
那三个孩子里最小的那个，才一岁多，连哭都没多少力气。我从来没听见过那么弱的哭声。那让我心里头翻来覆去地搅着疼。
后来我隔三差五就给大伯母送点吃的。
有时候是两个窝头，有时候是一把红薯干，还有一回从家里的鸡窝里偷了两个蛋。
魏正梅当时还没嫁过来，我娘看见了也没骂我，只是有一回半夜起来，往我兜里塞了一小包盐：“一并带过去，窑洞潮，孩子们身上痒。”
可我心里清楚，这不是个长久的法子。那几个孩子正在长身体，光靠我偷偷摸摸送的那点东西，撑不了几天。
04
到了那年冬天，大伯母那边的日子彻底撑不住了。
生产队的救济粮按工分分。
大伯母没有工分，又戴着“贪污分子家属”的帽子，谁来给她救济？
她一个女人家，带着三个孩子，大的才八岁，小的刚学会走路。
口粮断了三天以后，大伯母跑到队部，跪在孙大山面前求他批几十斤粗粮。
孙大山坐在桌子后面，慢条斯理地喝了口茶，说：“嫂子，不是我不批，是规矩摆在那里。你家属成分有问题，救济粮是要公示的。我批给你，群众有意见，这个责任谁来担？”
大伯母跪在地上，半天没起来。
那天傍晚，我从地头回来路过砖瓦窑。
小堂弟蹲在窑口外面的土堆上，手里攥着一把干草，有一下没一下地往嘴里塞。
我走过去把那把干草扯下来，他抬起头，瘦得只剩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哑着嗓子叫了声“哥”。
我把堂弟抱起来，轻得吓人。他趴在我肩上，半晌没动静，好一会儿才问我：“哥，我爹啥时候回来？我饿。”
我把自己的那份晚饭带给了他。那晚我回去，我娘问我吃了没，我说吃了。其实我把自己那份给了堂弟，饿着肚子睡的觉。
灶膛里没剩什么东西。
我娘半夜起来，揭开米缸盖子看了看。
那缸里还剩不到两捧玉米面和半筐发了芽的红薯种。
翻来覆去，她合上缸盖，坐回炕沿上，半宿没有说话。
那段时间我常想一件事，大伯的好，实在是还不尽了。
之前其实还有一件事。
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了，那会儿我还小，大伯每逢入冬前都托人捎话来，问我们娘儿俩的冬衣和口粮备齐了没有。
有一年粮食实在紧，大伯把自家口粮挤出一百斤，写了张条子让粮站的人直接送到我家。
后来大伯母说，那年他家也是天天喝稀粥，大伯的裤腰带紧了两个扣眼。
那时候年纪小，只知道大伯对我们好。等到大伯一家遭了难，我才慢慢咂摸出那些年的分量。
第二天一早，我娘从米缸里把那些红薯种倒出来，一个一个拣。
拣了大半天，拣出半袋个头饱满的，又把玉米面也匀出一半，倒进一个干净的布袋里。
她把布袋扎好口，放在灶台上，对我说了一句话：“去吧，别让人撞见。”
我看着那半袋粮，心里堵得慌。
那是我家春天过活的指望。
如果这些红薯种给了大伯家，来年我们就没有东西下了地。
我张了张嘴，想说我娘是不是再想想，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娘没有看我，她转身走进里屋。
那晚，她把自己那件旧棉袄拆了，絮上新棉花，又仔仔细细地缝好了，递到我手里，说：“路上冷，穿上这个。”
05
那天夜里，我等村里人都熄了灯才动身。
独轮车是向邻居借的，说是明天去镇上拉煤。
车上放了两条麻袋，一个装红薯干，一个装玉米面，上面盖了一层干草。
我怕不服帖，又用麻绳仔细绑了几道，推着试了试，才扶着车把出了门。
天黑得干净，没有月亮，星星稀稀拉拉地缀在头顶。我没走村口大路，从屋后的菜地绕出去，顺着田埂上了后山小道。
腊月的风像刀子一样刮脸。
推着独轮车走了一阵，身上没过多久就出了一层汗，冷风一吹，那汗贴在脊背上，凉得直打哆嗦。
后山小道很久没人走了，路面坑坑洼洼，独轮车的木轮子在石头上颠得咚咚响。
黑灯瞎火的，心里也怕。
怕遇到巡夜的民兵，怕被孙大山的人盯上，怕这一车粮食半路上出了岔子。
我的手心全是汗，扶着车把直打滑，脊背上的汗也一阵一阵往外冒。
我那时候还年轻，心里就想着一件事：大伯家的几个孩子，不能饿死。
那时也不觉得什么害怕，倒是有种豁出去的胆气。都说做贼心虚，我这不偷不抢，反倒像做贼一样，想想又觉得可笑。
过了半晌，马尿沟到了。
那是一条半干涸的沟渠，两米来深，沟底全是碎石头。
我白天特意来看过路，找到一个坡度缓一些的地方准备下去。
可天黑看不出深浅，车轮刚下坡，前轮磕在一块石头上，车把一歪，整辆车连人带粮翻进了沟底。
咚的一声闷响。我整个人摔在沟底石头上，后脑勺磕起一个包，膝盖被石头尖刮开一条口子，血一下子洇透了棉裤。
麻袋口子散了，红薯干洒了一地，滚得满沟都是。
我趴在地上，愣了几秒钟，然后疯了一样地爬起来，跪在石头堆里，一把一把把红薯干往麻袋里捧。
有的滚进石缝里，我用手指头去抠，指甲劈了都顾不上。
两根手指头在石头上磨出血来，也浑然不觉。
那会儿我心里没有别的念头。就想着，这粮食一颗也不能丢。我娘把留作种子的红薯都挑出来了，要是让粮食在沟里糟蹋了，我怎么回去见她？
好不容易把粮食一颗一颗拣回来，我把麻袋扎好口，咬着牙把独轮车从沟底推上来，又费了很大劲才推上坡。
膝盖上的血把棉裤染黑了一片，我用手一摸，黏糊糊的，懒得管它。
两条胳膊打着颤，重新推着车往前走。
走到砖瓦窑外面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窑洞里没有灯，我以为大伯母他们都睡了。
刚把车停稳，窑门吱呀一声开了，大伯母披着件单薄的外套，站在门洞里，冻得浑身发抖。
她看见我，先是一愣，然后看见我身后那辆独轮车和车上的麻袋，嘴唇哆嗦了几下，腿一软，直直地就跪了下去。
我吓坏了，赶紧丢开车把跑过去扶她：“大伯母，使不得，您这是干什么！”
大伯母跪下不起来，抓着我的手，嗓子哑得几乎听不清：“仁华，你让大伯母怎么谢你……”她说着说着，眼泪就砸了下来。
我把她扶起来，卸下麻袋往窑里搬。窑洞里黑漆漆的，几个孩子蜷在一堆干草里睡着。最小的那个脸上挂着泪痕，在梦里还一抽一抽的。
我看到那堆干草里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心里又酸又堵。
卸完了粮食，我说：“大伯母，我娘说这粮掺了些糠，您蒸窝头的时候多掺些菜，能吃一阵。那罐盐放在麻袋底下了，您拿好。”
大伯母要留我坐一会儿，我不敢久留，摆了摆手就要走。
走出窑门十几步，身后忽然有人喊我：“仁华。”
那声音嘶哑低沉，带着一股说不出的疲惫。我脚下一顿，整个人像被定住了一样，慢慢地回过头去。
窑洞侧面的阴影里，走出来一个人。
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破棉袄，头发乱蓬蓬的，脸颊深陷下去，胡子拉碴，瘦得几乎认不出来。
可那双眼睛还是让我认出来了。
大伯。梁广德。
我愣在原地，半晌说不出话。
他不是还在县里关着吗？
怎么回来了？
大伯母后来告诉我，大伯因为身体实在撑不住，又有村里联名作保，就说让他回乡监外改造，由队上管着，白天干活，晚上回来。
爹站在月光下，嘴唇抖了好几下。
他在窑洞口站了很久，想着被带走后家里的情景，想着自己一夜之间成了贪污犯，三个孩子跟着他受罪，想着自己这辈子还能不能翻身。
他看着我，又看了看那车粮食，最后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快步走到独轮车前，粗糙的手掌抚过袋口，嘴唇哆嗦得厉害。
我看着大伯的样子，鼻子一酸，却硬憋着没让眼泪下来：“大伯，那半袋玉米是我娘从留作种子的粮里拣出来的，您别嫌少。您……您好好的，家里人等着您呢。我爹走得早，您要是再出了事，我们这一房就没个长辈了。”
大伯的手攥住麻袋口，指节泛白，青筋一根根突出来。他抬起头看着我，月光照在他脸上，那道道皱纹像是刀子刻的。
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低，却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仁华，往后只要大伯还活着一天，你和你娘就是我的亲人。这一车粮的恩情，大伯记一辈子。”
我鼻子酸得厉害，没敢再留，转身快步走了。走出很远，我回过头去看。月光下，大伯还站在窑洞口，像一尊黑黝黝的石像。
我伸手在脸上胡乱抹了一把，手心全是湿的。风声从耳旁刮过去，我一个人走在荒村土路上，心里那些堵着的沉重的东西忽然散了些。
第二天一早，我发现膝盖上的血把裤腿冻住了。
魏正梅那时候还没过门，后来的某一年冬天她给我补那条棉裤时，看到了膝盖上那块疤，问了一句“怎么落的”，我说“摔了一跤”。
她没追问，只是低头咬断了线头。
06
送粮的事，不知道怎么就传出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孙大山那几天一直在盯砖瓦窑。
他听人说大伯母家夜里飘出过玉米面的香味，就起了疑心，第二天一早亲自过来看。
他蹲在窑洞口，从墙根底下扒出两块红薯皮，翻来覆去看了看，那东西一看就不是滩上村地里长出来的。
他当场脸就沉了。
消息是第三天传到我家里的。
那天中午，孙大山带着两个民兵推门进来的时候，我娘正在灶间刷锅。
魏正梅那时候已经嫁过来三年了，抱着刚满月不久的孩子在里屋。
孙大山站在院子里，不紧不慢地喊了一声：“仁华呢？”
我从里屋出来，心里咯噔一下，强装镇定：“大山叔，什么事？”
孙大山看了我一眼，也不绕弯子：“广德家的口粮，是你送的吧？有人告诉我，前几天下晚儿看见有人往砖瓦窑方向推车子。那人身形像你。”
我攥紧拳头，手心全是汗：“大山叔，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孙大山笑了笑，笑容又冷又硬：“你不明白？行。你家的缸里还有多少粮，自己说出来还是我去翻？”
我没说话，站在门框下面，身子僵得像块木头。
孙大山朝两个民兵摆了摆手。
他们大步闯进灶间，掀开米缸盖子，把缸里那点红薯干和玉米面翻了个底朝天。
灶台也被翻了个底朝天，连锅被揭起来，哐当丢在地上。
他找了两圈，什么也没找到。
那是自然，粮早送出去了，家里剩下的就那么点。
但孙大山不肯空着手走。
他走到灶台边，看了一眼那口铁锅，一脚踹上去，锅从灶台上滚下去，在地上打了个转，锅底朝天。
“贪污分子的粮，你也敢送。你以为我不知道？”他看着地上的锅，回过头来对我说，“你胆子不小啊。”
我咬着牙没有说话。
魏正梅从里屋走出来，怀里抱着孩子，声音气得发抖：“孙会计，东西也翻了，锅也砸了，你家是有天大的气要撒，冲我们孤儿寡母的家来？”
孙大山斜了她一眼：“你家男人勾结贪污分子，这事还没完。这锅，算是个教训。”
他一挥手，带着人扬长而去。
我蹲在灶台前，把铁锅翻过来。
锅底被踹裂了一道口子。
魏正梅抱着孩子站在灶间门口，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憋了半天才说了一句：“我嫁到你家，没指望过好日子，可我也没想过，有一天连口锅都保不住。”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
我蹲在地上没出声，伸手把那只破锅扶起来，放到灶台上。
裂了口的铁锅歪歪斜斜地立着，怎么看都像是一张挨了打的脸。
那天晚上，几口人没有吃饭。
灶台没锅，什么也做不了。
我去了隔壁孙婶子家，借了一口锅，才做出了晚饭。
水烧开的时候，我蹲在灶膛边，往灶里添了一把柴。
火光映着魏正梅的脸，她坐在炕沿上给孩子喂奶，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娘从里屋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块用油纸包了好久的红糖，掰碎了放进魏正梅碗里：“受苦了，孩子。”魏正梅低头看着那碗红糖水，没喝，她忽然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仁华，你去吧。往后你去看你大伯，别大摇大摆的，从后面绕。”
我看着她，喉咙发紧，点了点头。
日子从那以后更紧巴了。
因为锅坏了，饭做不了，只能在隔壁婶子家搭火。
祸不单行，因为孙大山放了话，队上停了我娘的工分，也停了魏正梅的工分。
来年开春，地里的活不等人。
没有种薯，没有工分，就没有口粮。
眼看着春荒就要熬不过去了，我蹲在地头上，看着那几亩荒着的田，心里发苦。
当时最小的堂弟才一岁多，春上又病了一场，差点没撑过去。
大伯母托人带话来，说孩子发烧，烧得身上滚烫，怕是出痧子，可没有钱抓药。
我手上也没有钱。
家里缸底的粮不到两捧了，我娘熬了三天红薯粥，最后一天清水也断了。
我把家里唯一一只下蛋的母鸡抓了，提着送到镇上药铺，换了两副退烧药。
掌柜的认出了我，知道我家的境况，又多给了一包草药：“这是败火的，不要钱。”
我提着药跑回村里，拐了个弯往砖瓦窑去。走出几步，又转回了家。我站在院门口喘了好几口气，转头又去了砖瓦窑。
四月初，我家的地一粒种子也没下。
五月初，别人家的苗都长到一筷子高了，我家地里还荒着。
我蹲在地头，拔了一把草，在手里攥碎了，草汁染绿了手指头。
后来，是魏正梅的娘家人送来了一袋红薯苗，才总算把我家的地也栽上了。
她娘家也不宽裕，那袋红薯苗是硬从自家地里匀出来的，为此她妯娌还跟她娘吵了一架。
这些事，我都没跟大伯说过。
07
县里来了调查组。那是入秋以后的事。
那天中午，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开进了滩上村，停在公社门口。
下来三个人，穿着中山装，夹着公文包。
有眼尖的认出来，走在最前面那个，是县里粮食局的老马，马长顺。
过了两天，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全村：梁广德的案子要重新查了。
孙大山听到消息那天下午，脸一直是白的。
他关在队部里，大半天没出来。
有人看见他傍晚一个人去了粮站的旧库房，在里面待了小半个时辰。
第二天早上，他胳膊底下夹着一本账册，青着脸去见了调查组的人。
他走路的步子有些发飘，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又慌慌张张地扶住了门框。
我没亲眼看见，但这些是后来村里人传的，传得有鼻子有眼。
我心里又是盼，又是怕。
盼的是大伯的冤屈有洗清的一天，怕的是又出什么岔子。
孙大山这个人，心狠手辣，背后的关系也不是没有。
那些天我根本睡不着觉，夜里翻来覆去，竖着耳朵听院子里的动静。
到了第五天，事情有了眉目。
说是调查组查了粮站的旧账，发现账目上的涂改痕迹，有人拿账册去仔细核了，那些改动的地方都是先把原来的数字刮掉，再用墨水填上新的。
账页后面还有倒扣的墨痕，一看就是垫着复写纸改的，手法不算精明。
铁证如山。
孙大山被带走那天，是在队部门口。
他去的时候还穿着那件蓝色的中山装，走的时候头上的帽子歪了也没记得扶正。
他的腿软得迈不动，两个民兵一左一右地架着，他才勉强走出几步，整个人像是被抽了骨头。
有人路过我家门口时喊了一嗓子：“孙大山招了！是他自己挪的粮，栽赃给梁广德的！”我在院子里听见了，握着锄头的手顿了一下，心里那口气，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那口袋气堵了太久了。
半个月后，县里正式下文，给梁广德平反。
恢复名誉，恢复职务，补发这几年被停发的工资。
孙大山因贪污、陷害等罪名，被判了若干年，押到县里的窑场去劳动改造。
大伯回村那天，没有敲锣打鼓，没有放鞭炮。
他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旧衣服，拎着一个布袋，在村口下了车，一步步走进村里。
那天我在地里干活，远远看见一个瘦高的人影沿着田埂走过来。
我眯起眼睛看了一会儿，认出是他，手里的锄头停在半空中，没有放下去。
大伯走到我面前，在田埂上站住了。
他看着我，还有我家那片因耽误农时长了杂草又被救过来的地，看了很久，声音有些干涩：“仁华，我听说了。春上你家连种薯都没下，为了给我家送那袋玉米，你娘把留作种子的粮都掏空了。”
我说不出话来，只低着头，拿起锄头又刨了两下地。
大伯也没再说什么，他蹲下身，从我手边那一拢土里拔掉一棵草，又帮我扶了扶歪倒的苗。
他弄完，在衣裳上拍了拍手上的土，哑着嗓子说了一句：“仁华，这地荒不了。你在，它就荒不了。”
那天傍晚收工回到家，我看到灶台边上放着一袋米、一袋面，还有三十块钱。
魏正梅抱着孩子站在灶间门口，看了看那袋东西，又看了看我，嘴张了张，说：“你大伯送来的。我说不要，他放在门口就走了。”
我站在灶台边，看着那袋米面，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打那以后，大伯在公社粮站重新当上了站长，后来又提到了县里。
他像从前一样顾着我家的日子，但比从前更有分寸。
他每个月托人捎来一些钱和粮票，有时多有时少，我明白那是他每个月挤出来的。
我娘收下了一些，过年时又托人捎回了同等值的东西。
日子像滩上的水，慢慢流。
可大伯心里那份歉疚和感激，我感觉得出来，像一块种在心里的石头，随着年月越长越大，沉甸甸地压着。
他一直没说破，我也一直没提。
我们爷儿俩之间，像是定了某种不成文的口头契约：那晚的事，往后谁也不提。
他管我们的日子，我接他的心意。
都在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