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我坐在被告席上，听舅舅王建国指着我骂冷血。
“孩子都这样了，你连一点骨髓都不肯给？”
他说得很响，法庭里几个人回头看我。母亲坐在旁听席第一排，手里攥着一只旧布包，嘴唇动了几下，到底没说话。
我把手放在膝盖上，掌心全是汗。
王小宇十二岁，确诊那天，我第一个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说我的配型比较理想，可我没有签捐献同意书。
不是因为我不疼他。
也不是因为那点风险吓住了我。
“陈静，你作为患儿的亲属，为什么拒绝？”周岚法官抬眼问。
“我想先看完整的供者资料。”
“医院已经通知你配型成功。”
“我知道。”我看着王建国，“但我不清楚，除了我，还有没有别人做过检查。”
他立刻拍了下桌子。
“哪还有别人？全家该查的都查了，就你最合适。现在你又找借口。”
桌上的水杯轻轻晃了一下，里面的水贴着杯壁转圈。
我没有接话。那份材料是我前几天从医院复印的，里面有几页编号不连贯。护士说可能是装订顺序弄错，让我回去再问。
周岚翻过我递上的文件，动作忽然慢了。
她停在其中一页，指腹压住纸角，眉头微微皱起。王建国的声音也低了下来，刚才的怒气像被人从中间掐断。
“法官，这些都是她自己弄来的，不能算数。”
周岚没有看他，只把那页纸抽出来，重新看了一遍。
纸张发出很轻的摩擦声。
我盯着她的手，胸口那阵闷意一点点往上顶。那页纸上，到底少了什么？
01
王小宇住院那天，刘芳给我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
“静静，你赶紧来一趟，孩子查出血液病了。”
我正在公司核对一批发票，听见这句话，笔尖在凭证上划出一道长痕。那道痕后来怎么也擦不干净，只能把整张凭证作废。
赶到医院时，王小宇正在抽血。
他坐在走廊尽头的塑料椅上，校服袖口卷到胳膊肘，脸色比墙还白。刘芳站在旁边，手里捏着一包没拆开的纸巾。王建国来回走动，鞋底蹭过地面，发出一阵阵干涩的声响。
“姐，你来了。”他看见母亲，脚步才停住。
母亲没问病情，先摸了摸孩子的头。
“疼不疼？”
王小宇摇头，嘴上说不疼，眼睛却一直盯着抽血室的门。
医生出来后，把他们叫进了谈话室。我和母亲坐在外面等，隔着玻璃，只能看见刘芳不断点头。王建国的肩膀垮着，像几天没睡好。
过了很久，他才出来。
“医生说要尽快做配型，家里人都得查。”
“查吧。”母亲说。
我也点了头。
小时候父亲去世，家里那几年过得紧。母亲一个人守着不大的房子，白天上班，晚上还要接零活。那时王建国刚开建材店，没少往家里送米面和煤球。
我上中专的学费，也是他从店里拿钱垫上的。
这些事母亲记得，我更记得。
所以护士拿来知情登记表时，我没多想，直接在亲属关系那一栏写下名字。
抽血前，护士问：“患儿父母也需要一起筛查，资料都带齐了吗？”
刘芳的手停在半空。
她看了王建国一眼，马上低头翻包。
“先查家里其他人，医生不是说都可以吗？”
护士说：“流程上还是要登记。”
“回头再补。”王建国接过话，语气听着平稳，手却把病历夹合得很紧。
我当时只以为他们忙乱。
王小宇的病情来得突然，治疗安排一项接一项，谁都有些顾不上。做完抽血，我陪母亲在缴费窗口排队，王建国拿着缴费单跑前跑后，刘芳则去给孩子买粥。
那几天，我请了两次假。
公司财务经理问我是不是家里出了大事，我只说表弟住院。晚上回到家，母亲总坐在餐桌边等我，桌上的饭菜热了又凉，油皮凝在汤面上。
“你舅舅说，小宇还小，不能拖。”她给我夹菜。
“我知道。”
“要是能帮上，就帮一把。”
我低头扒饭，米粒卡在喉咙里，咽得很慢。
第一次配型结果出来时，王建国在医院楼梯口等我。他手里夹着一摞单子，看见我便快步迎上来。
“医生说还要进一步评估。”
“我知道。”
“你别怕，流程都有人讲。真到了那一步，也不会让你吃亏。”
他拍了拍我的肩，掌心很重，带着建材店里常有的水泥粉味。
我看着那只手，想起小时候下雨天，他骑摩托车送我去学校，自己半边肩膀都湿透了。
“舅舅，我不是怕。”
“那就好。”他笑了下，“咱们一家人，关键时候得往一处使劲。”
这句话我听过很多次。
小时候母亲病了，是他陪着去医院。家里换煤气罐，也是他提上楼。逢年过节，他总把最重的那箱东西往我家门口一放，转身就走，等母亲追出去，楼道里早没了人。
人情不是账本，可我做了这么多年会计，还是习惯把每一笔都记在心里。
那晚，刘芳来我家送汤。
她把保温桶放在厨房，没急着走，低声问我：“医生跟你说什么了？”
“说配型情况还可以，要等后面评估。”
“后面还要查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
她哦了一声，手指在桶盖上来回摩挲。母亲从客厅走过来，她立刻换了副神色，问母亲最近睡得好不好。
我端起汤喝了一口，里面有红枣和几片瘦肉，味道偏咸。
刘芳临出门时，忽然回头。
“静静，医院那边要是让你签什么，先问清楚。”
我看着她，没有立即答应。
“舅妈，你放心，我会问。”
她点点头，鞋尖在门垫上蹭了两下，才转身下楼。
那以后，王建国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有时问检查结果，有时问我什么时候方便去医院。电话里总有机器轰鸣，像建材店的卷帘门刚刚拉起。
“医生说了，越早越好。”
“我知道。”
“你公司那边请假能请多久？”
“还没定。”
“别让工作耽误了小宇。”
他说得不重，我却听出了催促。
王小宇住院第三周，我陪他在走廊散步。他手背上贴着留置针，走几步就要停一下。窗外下着小雨，玻璃上全是细小的水线。
“表姐，我什么时候能回学校？”
“等医生说可以了。”
“我落下好多课。”
“回去让老师给你补。”
他嗯了一声，又问：“我是不是会好？”
我把手掌放在他后背上，隔着薄薄的病号服，能摸到肩胛骨的轮廓。
“会好。”
这两个字说出来，比我想的重。
拐到护士站时，刘芳正站在那里。护士问她：“患儿父母的筛查资料，什么时候补齐？”
她脸色一变，回头看见我，立刻把手里的缴费单折了起来。
“医生说还在整理。”
护士没再追问，低头翻看电脑。
王小宇拉了拉我的衣角。
“表姐，我们回病房吧。”
我陪他往回走，走廊里的消毒水味一阵浓，一阵淡。到了病房门口，王建国正站在窗边打电话，背对着我们。
“知道了，先按现在的方案来。”
他很快挂断，转身看向我。
“静静，明天再去一趟医院。”
“还要查什么？”
“复核一下。”
“不是已经查过了吗？”
他顿了顿，拿起床头的水杯。
“医生安排的，别多问。”
我看着他把杯子递给王小宇，孩子接过去，喝水时嘴唇碰到杯沿，发出轻微的响声。
那时候，我仍然相信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治疗流程。
直到后来，我再次拿到那份家属筛查资料，才发现有一页不在里面。
02
我的配型结果出来后，医院给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答复。
“从目前的指标看，陈静的情况较理想。”医生把报告夹在手里，语气平常，“后续还要做身体评估，能不能进入下一步，要看完整检查。”
王建国坐在旁边，连连点头。
“那就按医生说的办。”
我问：“大概需要多久？”
“各项检查顺利的话，几天到一两周。”
走出诊室，他马上掏出手机。
“你公司那边请几天假，先把时间空出来。”
“等全部结果出来再说吧。”
“还等什么？医生不是说情况不错吗？”
“不错不等于能直接做。”
他脸上的笑淡了些。
“你舅妈这几天都快吃不下饭了，小宇晚上也睡不着。”
我没有回答。
走廊尽头的电视正在播放天气预报，播音员说这几天会有降温。窗缝里钻进一股凉风，吹得报告纸角轻轻抖动。
“我会配合检查。”我说，“但要先把资料看全。”
王建国看着我，像没听懂。
“什么资料？”
“家属筛查的全部资料。谁查过，结果怎么样，医生怎么安排，我想知道。”
“你看那些干什么？”
“这是我的身体。”
他把手机按灭，声音压了下来。
“现在最重要的是救孩子，别把事情弄复杂。”
这句话让我停了脚。
以前他这样说，我总觉得是在着急。那天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像一扇门已经关上，只剩下门缝里露出一点光。
我回到病房时，刘芳正在给王小宇削苹果。
她削得很薄，果皮连成一长条，落在床边的塑料袋里。王小宇靠着枕头看漫画，脸颊没有多少血色。
“医生怎么说？”她问。
“还要做几项检查。”
“那就好。”
她说完，刀尖忽然偏了一下，苹果皮断在半空。
我看了她一眼。
“医生还问过父母的筛查资料。”
刘芳低着头，把断掉的果皮捡进袋子。
“他们事情多，可能还没整理好。”
“谁的事情多？”
“医院里人来人往，谁记得那么清楚。”
她把苹果切成小块，递给王小宇。
孩子吃了一块，皱着眉说不甜。刘芳赶紧又拿了一块递过去，没再看我。
第二天，我去护士站申请复印资料。
护士查了半天，说家属档案需要由经办人确认。我报了王小宇的名字，她翻出一只蓝色文件夹，抽出几张纸放在桌上。
“目前系统里有这些。”
我一页页看过去。
患儿基本信息，血常规记录，家属采样登记，还有我的配型结果。前面的编号是连续的，最后一页右上角却写着七。
我翻回去数了一遍。
一、二、三、四、五、七。
中间少了第六页。
“这份不全。”我指着编号问，“第六页呢？”
护士接过文件夹看了看。
“可能装订时放到别处了。”
“能帮我找一下吗？”
“经办人不是你吧？”
“我是供者。”
她抬头看我，态度倒不坏。
“你先回去问家属，资料齐了再来。”
我把复印件收好，没再争。
回病房的路上，王建国正站在消防通道门口接电话。他背对着我，声音很低，听不清对方说了什么。见我走近，他很快挂断。
“找你半天，去哪儿了？”
“护士站。”
“有事？”
“资料少了一页。”
“什么少了一页？”
“家属筛查登记。”
他皱了皱眉。
“那种内部表格，少一张很正常。你别什么都往心里去。”
“可编号不连。”
“你现在是来治病的，还是来查档案的？”
他语气一下重了。
旁边病房有人探头出来，王建国像是觉得声音大了，转身推开门。
“进去，别让小宇听见。”
我没有动。
“还有别人做过初筛吗？”
他握着门把的手停了一下。
“不是都说了吗，全家查过，只有你合适。”
“我问的是，有没有已经完成初筛的。”
“没有。”
答得太快。
他抬脚进了病房，没等我，顺手把门关上。门上的玻璃映出他的背影，站在床边，弯腰给王小宇掖被角。
我在门外站了一会儿，才推门进去。
几天后，王建国拿来一份新的安排表，写着我的体检时间和注意事项。
“后天早上八点，别迟到。”
“我还没签同意书。”
“先检查，又不是现在就让你做。”
“医生说要等完整评估。”
“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
王小宇正在床上看书，听见这句话，把书页慢慢合上。
“爸爸，你别吵表姐。”
王建国立刻转过身。
“没吵，爸爸就是着急。”
他走过去摸孩子的额头，动作轻得很。那一刻，我心里的硬处松了一点。
可那张缺失的第六页，始终卡在那里。
晚上回家，母亲正在阳台收衣服。她听完我的话，叠衣服的动作慢下来。
“你舅舅也是急。”
“我知道。”
“那你就先配合。”
“妈，我只是想知道全部情况。”
她把一件衬衣折成方块，放进篮子里。
“医生会安排的。”
“可他们不肯告诉我。”
母亲抬起头，眼神里有疲惫。
“静静，小宇是你表弟。你舅舅这些年对咱们家怎么样，你不是不知道。”
我低头看着桌上的复印件，没有说话。
手机在这时亮了一下，是刘芳发来的消息。
只有一句话。
“明天来医院时，别把那页的事告诉你舅舅。”
我盯着屏幕，过了很久，才把手机扣在桌面上。
第二天上午，我又去了医院。
护士站换了人。那名护士翻出新的文件夹，里面仍然没有第六页。她说经办人刚来过，资料还在核对，晚些时候才能补齐。
我问：“谁来过？”
她看了看登记本。
“家属。”
“哪位家属？”
“这个我不能随便说。”
她把文件夹合上，推回我面前。
我拿起复印件，发现最后一页右下角多了一行手写编号。笔画很轻，像是后来补上去的。
六。
那一页没有内容，只有编号。
午休时，我在住院部楼下的长椅上坐着。手机又亮了，是刘芳发来的医院通知截图。
上面写着复诊时间、科室和一串与文件夹相同的编号。
姓名的位置被她截掉了。
我放大图片，仍旧看不清。
王建国的电话紧接着打进来。
“你在哪儿？”
“楼下。”
“赶紧上来，医生找你。”
“什么事？”
“先上来再说。”
他挂得很快。
我把那张截图保存下来，起身时，听见远处救护车驶过，警报声贴着医院外墙绕了一圈，慢慢远去。
手里的资料只有薄薄几页，却比前几天沉了许多。
03
我把手机里的截图递给王建国看，他只扫了一眼，便把手机推了回来。
“医院通知多了去了，能说明什么？”
“编号一样。”
“编号一样就代表是同一份资料？”
他语气不高，手指却在桌面上一下一下敲着。那声音不重，落在我耳边，像有人拿小木棍敲门。
我说：“我想知道第六页是什么。”
王建国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已经凉透的水。
“你现在关心这个干什么？”
“因为我要做供者检查。”
“医生说你合适，你就按安排走。”
“我需要知道完整情况。”
他把茶杯放下，杯底碰到桌面，发出一声脆响。
“陈静，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在算计你？”
我没想到他会把话说得这么直，一时没有接上。
“我没这么说。”
“可你每句话都是这个意思。”
母亲从里屋出来，手里拎着刚洗好的青菜。她看看我，又看看王建国，脸上那点轻松很快散了。
“姐，你劝劝她。”王建国说，“小宇等不起。”
母亲把菜放进盆里，水龙头哗哗响。
“静静，能不能先去做检查？”
“我会去，但我想把资料看完整。”
“医院的事，咱们也不懂。”
“所以才要问清楚。”
母亲关掉水龙头，屋里一下安静下来。她擦了擦手，走到我旁边，压低声音说：“你舅舅不是外人。”
“我知道。”
“那就别让他为难。”
这句话落下来，我心里像被压住一角。舅舅这些年帮过我们，我从来没忘。可那张缺失的第六页，也确实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
第二天，公司里来了几个亲戚。
大姨坐在我办公桌旁，劝我别耽误时间。表哥站在窗边，手里捏着一瓶矿泉水，瓶身被他捏出几道凹痕。
“人命关天，家里人不能只想自己。”大姨说。
我把发票夹合上。
“我只是想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供者。”
“你舅舅说没有。”
“我问过，他没正面回答。”
大姨愣了愣，转头看向表哥。
表哥咳了一声。
“你舅舅也许是急糊涂了。”
“那就把资料给我看。”
没人接话。
办公室门外有人推着文件车经过，轮子卡在门槛上，来回响了几声。大姨抿了抿嘴，说起小时候舅舅怎样照顾我，怎样在父亲去世后帮母亲扛过那段日子。
那些事我比谁都清楚。
也正因为清楚，我才没有当场把手机里的截图摔到桌上。
午后，王建国又打来电话。
“医院那边约了你周五复查。”
“我还没答应。”
“你不答应，医生怎么往下安排？”
“先把资料补齐。”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这样拖，对小宇有什么好处？”
“那份资料里可能有其他供者。”
“哪来的其他供者？”
“我正在查。”
“陈静。”他叫了我一声，声音冷了下来，“你别把事情闹大。”
我握着电话，窗外阳光照在玻璃上，亮得刺眼。
“是你们先不告诉我。”
“我们告诉你的还不够多吗？”
“至少第六页不在里面。”
他没再说话，直接挂断。
晚上，母亲坐在我家客厅，反复劝我去医院。
她把一只削好的梨放到我面前，梨汁顺着刀口淌到盘底。
“你舅舅已经去问过法律上的事了。”
我抬头看她。
“问什么？”
“说是想了解一下，家属之间如果有纠纷，医院怎么处理。”
“他咨询起诉了？”
母亲的手缩回去，捏住了衣角。
“只是问问。”
“谁告诉你的？”
“你舅舅自己说的。”
我看着那盘梨，忽然没了胃口。
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请于本周五上午九点到医院完成供者评估。”
短信没有写发送人，只留下医院名称和预约编号。
我把短信转给王建国。
他很快回了一句。
“按通知去。”
没有解释，也没有问我是否愿意。
下午，刘芳到公司楼下找我。她穿着超市的蓝色马甲，袖口沾着一点面粉，手里提着一袋苹果。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她没进公司，站在路边的树荫下。
“舅妈，你知道第六页是什么吗？”
刘芳低头看着袋子里的苹果，半天没有说话。
“我也只是听医院说还在整理。”
“那张通知是你发给我的。”
她抬起眼，脸色有些白。
“我不想让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告诉我，另一份报告是谁的？”
她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先别查了，等小宇稳定下来再说。”
“为什么？”
“现在说不清。”
她把苹果袋递给我，手在半空停了片刻，又收了回去。
“你舅舅已经咨询起诉了，事情一旦闹开，大家都不好看。”
“所以我就该签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刘芳垂下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我只是想让你缓一缓。”
她说完转身走了几步，又停住。
“那份报告，不是你的。”
她没有回头。
我站在树下，闻到路边煎饼摊飘来的油香。那味道很熟，小时候舅舅常买给我吃，葱花烤焦一点，边缘脆，里面总夹着一根火腿肠。
我忽然想不起，自己那时是觉得好吃，还是只是不想让他失望。
04
三天后，我在医院门口接到法院的电话。
工作人员确认了我的身份，告诉我已经有人提交了相关材料，让我按通知时间到场。我站在台阶下面，手里的复印件被风吹得哗啦作响。
王建国没有提前告诉我。
他只是给我发来一条消息。
“你别逼我。”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才把手机放回口袋。
回到病房，王小宇正趴在桌边写作业。刘芳坐在床尾，帮他检查数学题。王建国站在窗前，手里捏着一张缴费单。
“法院找过我。”我说。
他没回头。
“只是正常的材料通知。”
“你起诉我了？”
王小宇抬起头，笔尖停在草稿纸上。
王建国转过身，脸上没有一丝意外。
“我只是想让你履行该尽的责任。”
“我没有答应过捐献。”
“你是小宇的表姐。”
“表姐不是必须捐献的理由。”
“那什么才是？”
他往前走了一步，声音压得很沉。
“是不是非要孩子躺在床上，你才满意？”
刘芳立即站起来。
“建国，别说了。”
“她现在连检查都拖着。”
“我会去检查。”我看着他，“但我不会在资料不全的情况下签字。”
“你已经拿到医院通知了。”
“那只是我的检查安排。”
“医生说你合适。”
“医生也说要看完整供者情况。”
病房里的电视开着，主持人的声音断断续续。王小宇把草稿纸折起来，塞进书包，低声说：“爸爸，我想睡一会儿。”
王建国闭了闭眼，转身去拉窗帘。
我从病房出来，在走廊尽头给律师打电话。对方说，捐献涉及身体风险，任何人都不能被强迫，但我需要准备好检查记录和沟通证据。
“如果对方一直说你见死不救，舆论压力会比较大。”律师提醒。
“我知道。”
“你有没有保存医院通知和那张缺页资料？”
“都在。”
“先别交给任何人，原件自己保管。”
我挂断电话，发现母亲站在不远处。
她听见了几句，脸色很难看。
“你还请律师？”
“是舅舅先去法院的。”
“他也是没办法。”
“我也没办法。”
母亲走到我面前，手里攥着一串钥匙。
“你舅舅说，只要你答应，事情就不会闹到这一步。”
“他没有问过我答不答应。”
“那你现在回去跟他说清楚。”
“我已经说过了。”
她抬手想碰我的胳膊，最后只是把钥匙捏得更紧。
“静静，你别把一家人逼到对立面。”
我看着她，喉咙发紧。
“妈，是谁先把我推到对面去的？”
她没回答，转身回了病房。
当晚，亲族群里开始有人发消息。
先是一句“孩子等着救命”，随后有人问，为什么一个做表姐的连配合检查都不肯。王建国没有说话，刘芳也没有出现，只有几个平时不怎么联系的人不断转发医院的科普文章。
我一条条看完，没有回复。
十点多，表哥发来私聊。
“你舅舅说你拒绝签字。”
“我还没签。”
“那不就是拒绝？”
“我要看完整资料。”
他隔了很久才回。
“你考虑一下，别让外人看笑话。”
我把聊天记录截了图，放进一个单独的文件夹里。
第二天，法院的材料送到家门口。
母亲接过文件袋，站在玄关处没动。我从她手里拿过来，拆开封口，里面是起诉材料和几张医院证明。
其中一页写着，我在配型成功后迟迟不肯进入后续程序，给孩子治疗造成了影响。
我看着那行字，突然觉得陌生。
明明是他们没有把资料给全，最后却成了我拖延。
王建国在材料里写得很简单，说我是近亲属，身体条件良好，却因个人原因拒绝配合。他没有提那张缺失的第六页，也没有提我要求查看其他供者资料。
我把材料放回桌上。
母亲站在旁边，问：“现在怎么办？”
“按时去开庭。”
“你不能跟你舅舅硬碰硬。”
“是他把我告到法院的。”
“那你就答应捐。”
我抬头看她。
她也像被自己的话吓了一下，低声补了一句：“先把孩子救下来。”
“妈，如果是你呢？”
她避开我的眼睛。
“我没得选。”
“可我有。”
这句话说完，屋里只剩下冰箱运转的声音。
下午，我去医院拿复印件。护士告诉我，家属资料已经重新整理过，缺失页还是没有补回来。
我问经办人是谁，她没有直接回答，只说：“你舅舅上午来过。”
从护士站出来时，我在楼梯拐角碰见刘芳。
她手里抱着一摞文件，最上面那张被风吹开了一角。我看见了和截图上一样的编号，还有一个陌生的姓名。
只是一眼，我便认出了那个姓。
刘芳迅速把文件压住。
“你看见了？”
“我看见了。”
她脸上的血色慢慢退下去。
“静静，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什么样？”
她靠在墙边，手指抠着文件夹边缘。
“你别在这里问。”
“他做过配型，对不对？”
刘芳抬头看我，眼里全是慌乱。
“你先别说出去。”
这句话像一根细针，扎进了我心里。
“你们到底在怕什么？”
“我不能说。”
“是不能说，还是不愿意说？”
她眼圈红了，却没有掉泪。
“你舅舅会处理。”
“他处理的方式，就是把我告上法院？”
刘芳低下头，文件夹被她抱得很紧。
我没有再逼她。那一刻，我已经知道，自己手里的东西足以让他们不愿面对。
晚上，亲族群里有人发来一句话。
“有些人拿亲情当筹码，最后连孩子都救不了。”
王建国很快点了赞。
我看着那行字，手指停在屏幕上方，没有回复。
第二天开庭前，我把所有资料装进一个牛皮纸袋。那张有陌生姓名的页面，我单独夹在最里面。
母亲坐在客厅，问我是不是一定要去。
“要去。”
“你舅舅毕竟是你舅舅。”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把事情弄成这样？”
我把纸袋封好。
“不是我把事情弄成这样。”
她看着我，像第一次不认识这个女儿。
我拿起外套出门，楼下风很大，纸袋边缘被吹得轻轻鼓起。里面那张纸贴着我的掌心，隔着厚厚的文件，仍能感觉到它的棱角。
05
法院开庭那天，王建国一家坐在原告席。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旧的深蓝夹克，袖口沾着白色粉尘。刘芳坐在他旁边，头一直低着。王小宇没有来，听说上午刚做完检查，身体不舒服。
我坐在另一边，律师把材料整理成三摞，按时间顺序摆好。
周岚法官进来后，先核对双方身份，再询问争议焦点。
王建国站起来，声音比平时更硬。
“我要求她履行亲属之间的救助义务，尽快完成捐献。”
律师问：“被告是否签署过自愿捐献文件？”
王建国说：“没有，但她明明已经配型成功。”
“配型成功是否等于必须捐献？”
“孩子等着救命，她是孩子的表姐。”
周岚抬起眼。
“请回答问题。”
王建国抿了抿嘴，坐了回去。
轮到我陈述时，我把医院通知、检查记录和家属筛查资料交了上去。
“我并非拒绝配合治疗。我参加了配型，也愿意继续接受身体评估。但原告没有向我提供完整的供者资料，并且多次催促我直接签字。”
王建国立即打断。
“她这是故意拖延。”
周岚敲了敲桌面。
“不要打断。”
律师将那份编号不连续的资料展开，指出其中缺少第六页，还说明我曾多次要求确认是否存在其他初筛供者。
“原告是否知道这件事？”
王建国说：“不知道什么第六页，医院资料本来就复杂。”
“那为什么没有补齐？”
“我怎么知道？”
他的回答越来越快，额角出了汗。
周岚看向刘芳。
“被告提到的另一份医院通知，是否由你发送？”
刘芳站起来，双手按着桌边。
“我只是发错了。”
“发错了什么？”
“发错了截图。”
“截图中的编号与缺失页编号一致，怎么解释？”
刘芳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法庭里很静，后排有人咳嗽了一声。王建国侧过身，低声提醒她：“别乱说。”
周岚听见了，目光落在他脸上。
“原告代理人，请说明是否还存在其他供者。”
律师站起来，看了看王建国。
“我们掌握的信息是，患儿近亲属中只有被告一人完成了有效配型。”
“近亲属中？”我问，“那非近亲属呢？”
王建国猛地回头。
“你还想找谁？”
“我只想知道完整情况。”
“没有其他人。”
他说得斩钉截铁。
我打开牛皮纸袋，把那张单独保存的页面递给律师。纸页边缘已经被我摸得发软，上面的姓名仍然清楚。
律师接过后，没有马上展开，而是先向周岚说明来源。
“这份材料来自医院家属筛查档案，编号与原告此前提交的缺页编号一致。材料显示，另有一名成年男性以患儿父亲身份完成过初筛。”
王建国脸色瞬间变了。
“这不可能。”
刘芳抬头看向律师，手里的笔掉在桌面上。
周岚接过材料，低头阅读。
我看到她的目光停在姓名一栏，又落到配型结论上。她翻了两页，确认日期和编号，才将材料推到王建国面前。
“王建国，你是否认识赵明？”
王建国没有接那张纸。
他的手悬在半空，随后慢慢落回桌面。
“认识。”
“他为何以患儿父亲身份登记？”
“登记错误。”
“医院会把父亲身份登记错误吗？”
王建国咽了下口水。
“我不清楚。”
周岚看向刘芳。
“你是否知道赵明参加过初筛？”
刘芳的嘴唇颤了一下。
“我……”
王建国立刻说：“她不知道。”
“我问的是刘芳。”
刘芳闭上眼，肩膀轻轻晃了一下。
“知道。”
这一声很轻，却像把屋里的门推开了一条缝。
王建国转头看她，眼神里有震惊，也有不解。
“你说什么？”
刘芳没有看他。
周岚将报告翻到结论页，指着其中一行。
“赵明与患儿为半相合，建议进入复评程序。原告此前却称没有其他供者，是否属实？”
王建国的脸色已经难看到发灰。
“这个结果不能说明什么。”
“但它说明，至少还有一名供者完成了初筛。”
“医生说过，半相合不一定能用。”
“能不能用，需要后续复评决定。”
周岚把报告放在桌面中央，声音冷了下来。
“既然如此，为什么没有把这份资料提交给法院，也没有告知被告？”
王建国双手撑住桌面。
“孩子的病情不能拖，我只是想先让最合适的人做准备。”
“你说的最合适，是被告。”
“她配型更好。”
“这不影响其他供者接受复评。”
王建国没有说话。
律师趁机提交了我保存的短信记录。里面有王建国催促我请假、要求我尽快完成检查的内容，也有刘芳发来的那张被截掉姓名的通知截图。
周岚一页页看完，问：“被告是否愿意继续参加身体评估？”
我站起来。
“我愿意接受必要检查，但捐献必须由我自愿决定。”
王建国立刻说：“她这还是拒绝。”
“我说的是检查，不是签字。”
周岚看向双方。
“捐献涉及供者身体健康和个人意愿，不能用亲属关系强行确定。原告要求被告直接签署捐献文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王建国的脸抽动了一下。
“那孩子怎么办？”
“治疗方案由医院根据病情和供者情况决定。”
“她明明能救。”
“能否捐献、是否捐献，是两个问题。”
周岚合上卷宗。
“关于要求被告强制捐献的诉讼请求，本庭不予支持。其他医疗安排，双方应当与医院沟通。”
我听见律师在旁边轻轻吐出一口气。
王建国却像没听懂，站在原地，盯着那份报告。
庭审记录开始整理时，周岚忽然没有离开。她拿起我提交的供者评估表，重新看了一遍，随后将报告推到王建国面前。
纸张停在他手边，距离不到一掌。
周岚看着他，语气里带着一丝冷意。
“患儿亲爹的匹配结果为什么隐瞒？”
表上“父亲”一栏写的不是舅舅，而是赵明，结论为半相合，可进入复评。
刘芳失声喊了一下，像是被人突然捂住了嘴。
王建国盯着那一行字，脸色惨白，半天没有伸手去碰。
我看着病历上的名字，又想到病房里那个还在等移植的孩子。
他们究竟是在保护孩子，还是拿我的身体，去撑住一个已经摇晃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