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溥仪去世后，该以何规格安葬？周总理指示：可火化，也可埋葬

1967年10月17日凌晨，北京医院病房里，61岁的溥仪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他望着赶来的弟弟溥杰，断断续续地表达了一个愿望：“真想再见总理一面。”这句话没有得到回应，因为周恩来当时并不在病房，溥仪很快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他的离世，难处不只在病情，更在身份。这个人曾经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曾是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后来成为新中国公民、全国政协委员。这样一个人物去世后，究竟该按皇室旧规矩办理，还是依照普通公民的方式处理？

问题很快摆到了有关方面面前。

溥仪的一生，身份变化极其剧烈。1906年出生，1908年继承帝位；1912年清帝退位后，他仍住在紫禁城。1924年被逐出宫，此后辗转天津，1934年在日本扶植下成为伪满洲国“皇帝”。1945年日本战败，他在沈阳机场被苏军截获，随后被送往苏联。

1950年，溥仪被押解回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对他来说，那里既是接受改造的地方，也是重新认识自己人生的起点。他曾以为，过去做过的事情会使自己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却没有想到，管理所对他的教育并非简单惩罚。

周恩来曾对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对战犯要进行教育改造，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同时尊重其民族风俗和生活习惯。溥仪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工作人员便从生活细节入手帮助他，饮食也尽量照顾他的身体状况。

这种改变不是一句口号能够完成的。溥仪从不会劳动，到逐渐学会洗衣、种菜、做简单的日常事务，慢慢明白自己不再是被人伺候的皇帝，而是需要靠劳动和行动重新取得社会承认的普通人。

1959年12月，溥仪获得特赦，成为新中国首批特赦战犯之一。周恩来接见他时，没有刻意摆出威严姿态，而是谈起满族服饰、礼节等话题。溥仪原本十分拘谨，周恩来便劝他不要反复作检讨，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

这次谈话对溥仪影响很大。他后来回忆，自己走进会客厅时心里非常紧张，真正面对周恩来，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那一刻，他面对的不再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审判者，而是一位帮助他重新进入社会的长者。

特赦后的生活，同样需要安排。溥仪最初在北京植物园工作，后来调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他开始整理往事，撰写《我的前半生》，把个人经历放进清末民初、军阀混战以及日本侵略的大背景中。

周恩来还关心他的家庭生活。溥仪长期独身，生活上缺少照料。1961年春节前后，周恩来、邓颖超曾劝他成家，认为一个人总要有个家庭。后来，经人介绍，溥仪与护士李淑贤相识，二人于1962年结婚。

婚姻给溥仪带来了平静，却没有挡住疾病。1962年，他出现血尿症状；此后几年，感冒、发烧和泌尿系统疾病反复发作。1964年住院期间，周恩来得知病情后，要求组织专家会诊，吴阶平等医学专家曾为其诊治，中西医结合的治疗也被采用。

遗憾的是，医疗上的努力并未阻止病情恶化。到了1967年，溥仪食欲下降，稍微走动便气喘吁吁。去医院有时叫不到汽车，李淑贤便陪他乘人力三轮车，甚至搀扶着一步步走。昔日的皇帝，此时和普通病人没有区别，面对的都是衰老与病痛。

10月初，溥仪病情加重，住院安排一度让家属十分焦急。溥杰向有关方面求助，周恩来得知后作出“特殊照顾”的指示，溥仪才得到妥善安置。10月16日，李以劻、范汉杰等人前去探望，溥仪已经很虚弱，却仍表示：“我还要给国家做事。”

这句话，透露出他晚年的心理变化。他当然无法抹去前半生的历史责任，但经过改造、劳动和写作，他已经把自己看作新中国的一名公民。对一个曾经拥有至高权力的人来说，能够承认普通人的身份，本身就是一次艰难转变。

溥仪去世后，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后事该怎么办？如果举行特殊规格的葬礼，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如果完全按照普通方式处理，又涉及爱新觉罗家族的传统和家属意愿。

周恩来的处理意见很明确：可以火化，也可以埋葬；后事可依照爱新觉罗家族的习惯办理，国家尊重家属选择，不必铺张，也不必搞特殊排场。这个决定的分寸感十分明显，既没有恢复皇室待遇，也没有粗暴否定其家族传统。

家属经过商议，决定将骨灰寄存在八宝山。溥杰认为，溥仪已经是人民中的一员，安放在群众公墓更合适；李淑贤也赞成这一安排。10月22日，家属前往八宝山人民骨灰堂办理寄存手续。

1980年，政协为溥仪举行追悼活动，家属按照有关安排重新安放其骨灰。这个曾经统治过紫禁城的人，身后没有帝陵、谥号和庙号，留下的只是一个普通公民的骨灰盒，以及一段被时代反复改写、却始终无法绕开的个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