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的归途

拍卖行显示价格的电子屏停在999999上，无法继续跳动了。

电子屏并非技术故障，只因这间藏在普通街区里的小拍卖行，从来没卖过100万欧元以上的东西。

这是法国巴黎2020年7月7日下午，两册来自东方的古书正在被拍卖。纸页泛黄东方古籍的价格，欧洲人有些捉摸不透，起拍价只定了5000欧元。

事情很快超出预判。拍卖现场十几个人轮番举牌，第一轮出价结束，数字已超过400万。几分钟后，拍品以成交价640万欧元落槌。加上佣金，总价为812.8万欧元（合人民币约6500万元）。

当时，这位豪掷千金的买家，从未见到实物，也无法百分百确定拍品的真实性。

无论如何，两册在异国他乡的飘零已久的《永乐大典》，终于要回家了。而故事此刻才刚刚开始，从巴黎的阁楼走到杭州国家版本馆，这两册书花了整整六年。

国家版本馆杭州馆内的《永乐大典》展柜。 李楚悦 摄

阁楼里的“旧书”

两册《永乐大典》现世的消息传来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溪正身处美国。

那是2020年年初，应加州大学分校图书馆邀请，翁连溪赴美整理编目近年新接收600部有关版画方面内容的古籍。抵达美国后不久，全球暴发新冠疫情，他不得不中断手头的工作，暂时也无法回国，只得在女儿家闲居。

6月底，海外的朋友给他发来法国拍卖行的信息，其中有两册《永乐大典》的图片，估价5000欧元至8000欧元。起初，没有太多人当回事。

“这些年冒出来的《永乐大典》太多了，但大部分都不是真品，许多是珂罗版印的版本，仿真度很高。”翁连溪解释。

《永乐大典》是一部大型类书，全书22877卷、11095册。“之前的研究结论是3.7亿字，据我们进一步研究考证，应该达到了4.5亿字。”杭州国家版本馆副馆长张璞介绍。

明朝的修书人将先贤智慧和无数典籍熔铸成一部“万书之书”。但这部堪称传奇的大书，在数百年间历经浩劫。

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下旨，命人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集合“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编成一书。

一年后，“第一稿”《文献大成》完工，朱棣并不满意。朝廷又从民间召集了许多宿学鸿儒和擅长书法的誊录人员，展开大规模编书工作。

直至永乐五年（1407年），这部历时5年、3000多人参与的大书终于完成“第二稿”，获得皇帝的认可。朱棣正式定名《永乐大典》并亲自作序。

不过，《永乐大典》编成以后并没无太多人翻阅，大都束之高阁，唯有嘉靖皇帝对其十分钟爱。“嘉靖帝非常喜欢《永乐大典》，经常在案头放上几册随时翻阅。”张璞介绍。

嘉靖三十六年（1557）北京皇宫大火，当晚明世宗嘉靖帝多次下令要把《永乐大典》抢救出来。火灾之后，嘉靖帝决定再组织人手重新抄录一部。今人所见的《永乐大典》均为嘉靖帝命人重抄的“嘉靖副本”。

之后，正副两部分别藏于文渊阁和皇史宬（皇家档案库）。明亡时，文渊阁被焚，存于其中的正本《永乐大典》不知下落，成为了文化史上一桩悬案。

副本同样命途多舛。清朝雍正年间，《永乐大典》副本被移至翰林院敬一亭，乾隆五十九年（1794）清点时，已缺失1154册。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腐朽的晚清政府风雨飘摇，官员夹带盗窃之风愈发疯狂。到光绪元年（1875）时，只剩不到5000册。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与东交民巷比邻的翰林院因为靠近使馆区沦为战场。敬一亭被毁，残存的《永乐大典》几乎荡然无存。

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知存世的《永乐大典》仅剩400多册，不到原书体量的4%。其中，我国目前只有241册，可谓吉光片羽。民间所藏则更为稀少，每有出现必引起轰动。

这一次，拍卖行的消息之所以引起翁连溪的关注，也是因为它的出处。

“藏家讲这两册《永乐大典》是家传，他们家祖上有一位法国海军，19世纪70年代在中国与一些官员相交颇深，获赠了很多东西，其中便包括这两册《永乐大典》。”翁连溪说。

由于这位法国海军的家族中无人能看懂中国古籍，这两册“旧书”在异国他乡的阁楼里躺了一百多年。

39张照片鉴真伪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确定拍卖行里这两册《永乐大典》的真伪。

和古籍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翁连溪，曾多次目睹《永乐大典》的真容。如果能抵达现场，亲眼目睹实物，能有十足把握。

而此刻正处新冠疫情时期，全球航线中断，远隔重洋，翁连溪只能对着法国朋友发来的39张书页照片仔细琢磨。

最先关注的是一些常规鉴定角度。《永乐大典》采用的是中国传统书籍装帧形式之一的“包背装”，指的是在书籍装订成册后用一张硬壳书皮把书护起来。

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外用黄绢，封面书签和方签（亦称卷签）的位置、比例是固定的，且为两层。书签先是一层蓝绢，其上为小一号的黄绢，上题“永乐大典”四字，下注卷数。封面右上为方签同样为蓝黄两层，标出这一册的检索信息。

《永乐大典》封面（受访者供图）

方签（亦称卷签）（受访者供图）

《永乐大典》开本宽大，单册高50.3厘米、宽30厘米，版框高约35.5厘米、宽23.5厘米，四周双边，大红口，红鱼尾，朱丝栏，皆系手绘。

“手绘这么多版框，为了保证速度和质量，所有栏格线都是通过针眼来控制距离。”翁连溪解释，一叠纸张统一扎眼后再进行绘制。

《永乐大典》书页上的针眼。（受访者供图）

除了装帧上细致工艺外，永乐大典的抄录方式也是鉴别真伪的另一角度。

《永乐大典》全书用朱、墨两种颜色写成的。除标题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皆为抄录者以明代官用楷书“台阁体”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

《永乐大典》用朱、墨两种颜色写成的。（受访者供图）

抄写过程中难免有错漏之处，明朝的修书匠采用挖补修改的方法。挖纸的边缘是用刀刮成45度角，补的纸张再以反向45度角贴合，纸张的纤维在修补时一一对应，只有透光才能看出痕迹。

《永乐大典》用的纸张也极为精美考究，历经数百年仍棉白如新。但几乎所有现存的《永乐大典》原本中，署名的书页均有被人为裁切的痕迹。据清朝内府档案记载，这正是乾隆帝所为。

编纂《四库全书》时，修书者从《永乐大典》从辑出许多稀见之书。期间，热衷鉴赏收藏纸张的乾隆皇帝，命人将《永乐大典》每册的“余纸”（注：前空白页及后署名页）裁切下来，用于仿制历代名纸，或赏赐诸臣。

《永乐大典》上的裁切痕迹。（受访者供图）

《永乐大典》上的裁切痕迹。（受访者供图）

这些藏在历史缝隙中的细节，成为今天寻找失散百年国宝的重要线索。

对着法国发来的照片，翁连溪逐一比对种种细节。从栏线、版框、鱼尾连线的针眼到书笺、方签（卷签）的制式与粘贴，再到每书卷段前护叶、后叶被剪裁的痕迹，以及挖补“贴黄”等细节，基本能确定拍卖品正是《永乐大典》明写本。

很快，金亮接到了翁连溪从美国拨来的越洋电话。

翁连溪和这位爱好古籍的企业家是老朋友了，“我知道金总喜欢书，格局也比较大，所以只说了东西没什么问题，准备钱就行。”

浙江临海人金亮毕业于台州卫校，毕业后在临海市中医院当了两年的医生，1992年下海经商，几年后又来到上海创业。

“我是1996年到上海的，家在临海。那时候交通不便，从临海到上海单程交通要花12个小时。所以我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空闲时间最喜欢去的就是福州路。”金亮回忆。

许多个周末，他习惯把车先停进上海书城，先看书城的新书，再逛到街对面的书店。往前走几步，就到了古籍书店，经常在那儿一泡就是一天。

金亮对于书的兴趣，最初来自外在的装帧精美，越往后钻研琢磨，对书理解越深、兴趣愈浓。“欣赏的角度是相通的，你懂的越多，不懂的也越多。这是个迷人的过程，常常能从中发现许多未知的东西，新的议题。”金亮说。

几年后，深耕服装领域的金亮回到浙江成立下沙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

“生意做得很大，但生活极其低调朴素。一辆破车开了很多年，最大的爱好就是古籍。”聊起这位老朋友，翁连溪笑着感叹。

“拍到了”

39张照片已经被专家反复甄别。此时，还剩一种验证真伪的思路：找到现存的《永乐大典》的编目，对照拍卖行里的这两册从内容角度倒推真实性。

“市面上的仿品内容有时候是从现存真本中拼凑而来。经过比对后发现，内容也和现存其他卷册没有重复。”金亮说。

但直至此刻，也没有人能保证百分之百的为真。古籍鉴定有一个原则：即便百分之九十九的细节都符合原本，只要找出一个存疑的证据，就能推翻判断。

金亮没有犹豫，竞拍前，他准备了一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是和专家们商量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我当时只拿得出这么多。”

拍卖当天，为了防止断线，他接通了三部手机，连线在巴黎拍卖现场的委托人。

那是间规模很小的拍卖行，但是这两册来自东方的大书吸引了欧洲许多汉学家慕名前往。原本定在法国时间下午4点的拍卖会，因为现场人数众多，推迟了一会。

法国和中国时差为7小时，正式开始竞拍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10分了。金亮记得，起拍价定的很低，“当时我们了解到，拍卖行认为中国经济富强了，往高了估算，也只期望最终能拍到20万欧元。显然是低估了这两册书的价值。”

“10万”“50万”“100万”“120万……拍卖行的电子价格显示器已无法显示，竞拍价格仍在上涨。第一轮出价结束，报价已经升至400万，第二轮报价只剩下3位竞拍人，以每次加价10万的速度继续竞拍。

“叫到500万之后速度开始放缓，600万开始我就觉得差不多了，因为大家都开始有点犹豫，最终是以640万成交。”金亮回忆，竞拍全程只有几分钟。

落锤之后，他第一个电话拨给了翁连溪，“告诉翁老师拍到了”。通话的同时，时任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也给金亮发来了短信，“问是不是我买到了。我也给她打了电话，分享了这个好消息。”

几乎是同时，翁连溪发布了一篇早已写成的文章，详细介绍了最新现世的这两册《永乐大典》的由来与细节。“文章在拍卖前早就写好了，但一直没发。有人来打听，我也只说最好能实地确认真假。”

直至拍卖前三四天，翁连溪才和周围的朋友聊起，“如果有海外买家一周内知道这个消息，想紧急参加拍卖也来不及了。”他笑着解释，“我搞古籍研究的这一辈子里，能促成这么重要的文物回流到中国，也算得上书林佳话吧。”

“人与书也是讲缘分的，拍下这两册《永乐大典》时，如果不是因为疫情阻断交通，全球各地有太多专家能到现场，看一眼就能确定是真品。国家也会组织专家鉴定、申请经费购买。”金亮感慨。

不过，以当时情况，官方机构介入运作，时间上来不及，空间上也不允许。“公家单位买书需要组织专家开鉴定会。总不能隔山买牛吧，私人买家就可进可退，运作自由许多。”翁连溪说。

国宝的归途

竞拍成功后，国宝回家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谁都不曾料到，这两册书从巴黎到杭州走了整整六年。

起初，金亮觉得，既然已经成功拍下，后续只需运回国不会太困难。“国家图书馆、国家版本馆也给了很多关心和指导。大家担心万一有闪失，所以流程上需要仔细推敲。”金亮说。

没想到，第一步就卡在了法国的文物出口审核上。“由于中国国内很多部门关心重视，法国文化部也变得特别谨慎。原本只需要申请一次的出口许可证，又要求二次申请。”

花了近5个月的时间，金亮委托欧洲当地报关行办理的出口许可证才正式拿到，国内文化部门、海关、押运机构迅速制定了运输的全流程方案。

“中海运负责运输，他们经验丰富。我们当时最担心的其实是从拍卖行的仓库运到机场这段路的安全。国外治安情况比不上国内，如果被偷，小偷打开一看不知是什么随手扔掉，就麻烦了。”金亮记得，从拍卖行地库到机场，都有工作人员全程紧跟，确保安全。

《永乐大典》从法国运输回国（受访者供图）

《永乐大典》从法国运输回国（受访者供图）

《永乐大典》从法国运输回国（受访者供图）

2021年年初，装着两册《永乐大典》的箱子终于登上了东方航空的飞机，落地上海，针对这两册《永乐大典》入境，还专门协调了海关部门简化流程。

入境后，新的问题出现了。“理论上，疫情期间所有入境物品都要喷淋消杀。古籍肯定不能经受消杀。各个部门商量了一个特殊方案：铝合金外箱喷淋，内箱不进查验区，直接进自贸区文物仓库。”金亮说。

“文物入关后最初存放于上海自贸区保税仓库，后来出借给正在筹建中的杭州国家版本馆。”张璞介绍。

尽管从上海到杭州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因为疫情管控，这段跨省运输只能由上海的车送到省界，杭州的车来接，完成跨省交接。

当时，杭州国家版本馆尚未完成完成场馆建设，两册典籍托管于浙江图书馆善本书库。

2022年7月30日，四座国家版本馆同时开馆。国家版本馆是保藏、展示国家版本资源的场馆，由位于北京中央总馆文瀚阁、西安分馆文济阁、杭州分馆文润阁和广州分馆文沁阁组成。

坐落于杭州良渚的文润阁，是一所宋韵江南园林风格的建筑。这座集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场馆，是国家文化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也承担着中华文明种子基因库的功能。

国家版本馆杭州馆 李楚悦 摄

随着杭州国家版本馆的专业古籍库房完成竣工验收，两册回流的《永乐大典》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栖身之所。

2026年6月24日，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成为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

捐赠仪式上，金亮作为捐赠人表达了自己复杂的心情：有感慨，有留恋，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更有终于把这件“国之瑰宝”安全送回家的踏实，唯独没有将私人藏品捐赠的不舍。

“如果作为私人藏品，这些珍贵的价值就没法体现了。”金亮说，“这次回流的《永乐大典》研究，版本馆做了很多工作。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捐给国家版本馆的原因。”

让爱书的人越来越多

一切的源头也是从爱书开始。“因为我喜欢书，才有了后面的故事。”金亮说。

起初，他也总是“贪婪”，什么都想买，也不想捐。但对一本书越读越透，就能理解它应该放在合适的地方。

时间改变了他对收藏的认知与理解。“当想搞明白的都明白了，搞不明白的也不想深入了。这时捐掉也不心疼了，书只是研究的载体。”

金亮 （受访者供图）

这不是他第一次向杭州国家版本馆捐赠藏书了。

此前 ，金亮已向杭州国家版本馆捐赠藏品3337册（件），包括西夏活字印本、雷峰塔经卷等唐宋元明清珍贵古籍版本，以及多语种《共产党宣言》等近现代系列版本等。

不过，像《永乐大典》这样的国宝，是另外一件事。

“它太重要，太珍贵了。”金亮说。从实际角度来说，如此罕见的国宝，个人难以接待无数想要一睹真容的访客，也很难做到专业的保藏。更重要的是，它像一个巨大的文化基因库，保存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记忆。

每一册《永乐大典》的内容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永乐大典》按照《洪武正韵》中字的排列顺序，以每个字列出事目，将与这个字有关的文献资料整段，乃至整部书抄录到该条目中，即“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有学者认为，其编纂逻辑与今天数据库的关键词检索功能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次回流的两册《永乐大典》，分别为卷二千二百六十八、二千二百六十九（2268，2269）“模”字韵“湖”字册；卷七千三百九十一、七千三百九十二（7391，7392）“阳”字韵“丧”字册。

更难得的是，此次回流的两册四卷与国家图书馆藏“湖”字、“丧”字册均相连，并且此“湖”字册的出现，使得现在发现的“湖”字卷全部相连（2260-2283）。

从内容上来说，这部旷世类书，承载大量宋元佚失的文献；从制书技艺来说，它也代表了明代内府写本的最高水准。

“不同于清朝编《四库全书》时严格按照儒家观点，认为超出或不相符的其他内容会剔除删改，明朝编的《永乐大典》很少有门户之见。”张璞介绍。

这些包罗万象的内容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一手素材，其中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部分。这其中，既能发现长沙医者王某某的一张名医药方，也能找到当时流行的投壶游戏的详细规则。

“可做的文章太多了。”张璞感慨，“《永乐大典》的纸张研究从清代乾隆时期就开始了，几百年后，我们有机会重见书页，也希望把这项传统材料的工艺活化，甚至复原出纸张，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让爱书的人越来越多。”

截至目前，杭州国家版本馆团队针对这两册《永乐大典》已发表8篇论文。张璞和他的同事们还惊喜地发现了22首首次发现的诗词。

“其中有一首诗的作者叫苏坚，我们考证发现，苏坚是苏轼的同宗，也在杭州为官，还是协助苏轼修筑苏堤的工程师。”张璞介绍，正因为这两册书的回流，一个曾湮没在历史中的名字，也被重新打捞。

“每一首都像是历史遗留的珍珠，每发现一首都像是又捡到了一颗。”张璞说。

原标题：《国宝的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