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扎根中国文明的人文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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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人工智能正加速改变知识生产的方式，同时也把一个紧迫的问题推到人们面前：人文社会科学如何守住对“人”的理解与价值判断？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不断深入，如何从自身实践经验出发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本文指出，人文经济学是一个重要入口。郑永年教授提醒我们要反思西方社会科学长期以经济学、量化和单一现代化路径解释社会的局限，进而重新把“人”置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中心。中国式现代化所强调的人口规模、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和平发展，都指向同一目标：发展最终要服务于人。

如何把中国的人文传统转化为能够解释中国实践、回应世界问题的知识创造力，将决定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最终能走多远。

*本文由郑永年教授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首届政治学前沿论坛（2026年8月28日）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郑永年教授在首届政治学前沿论坛（2026）作《人文经济学与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发言。图源：主办方

今天想就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社会科学理论构建讲三个相关的问题。

为什么要在讨论政治学的会议上讲人文经济学？

原因很简单，我们还没有建立在自己实践经验之上的政治学和经济学，迄今为止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也包括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大都受西方社会科学影响。近年来，尽管中国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元素在增加，并且很迅速，但思维主体依然是西方式的。中国主体性的确立还需要更大更多的努力。

1.西方经济学对社会科学的“统治”

要摆脱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首先就要厘清西方经济学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当代西方政治学深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经济学通常被视为社会科学中唯一的“科学”，各个学科都争相模仿经济学。因此，西方有经济学“统治”社会科学的观点。建模、量化、数学化等等无一不是经济学在其他社会科学的延伸和嵌入。

西方传统上并没有细分学科，社会科学统称为“政治经济学”。但近代崛起的自然科学对西方的社会科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社会科学家开始认为社会现象也可以像自然现象那样得以解释。斯宾塞的“社会学”几乎就是自然科学，认为我们可以像研究自然那样研究人类。经济学则是从数学化开始。最终，两者合一，导致了现在的结果。在追求科学的名义下，西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彻底分了家，今天西方社会科学的衰落和其人文精神的缺失是紧密相关的。在上世纪60年代以降，西方还没有出现一位可以和近代哲学家并肩的哲学家，一位可以和近代思想家并肩的思想家。

在很大程度上说，西方的衰落，知识界是要负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论证而且引领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则导致了英美长达数十年的“去工业化”和一个过于资本主导的经济体。“历史终结论”不仅掩盖了西方民主的弊端，更是在精英和民众中间产生了政治自满和不求进步的风气，最终导致了今天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不适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不适配。

2025年9月，法国巴黎发生全国性罢工和示威，反对政府削减公共支出和推进财政紧缩政策。图源：路透社

2.人工智能时代的文明危机

今天，人类社会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最深刻的危机正在快速向西方走来。顾名思义，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是“先人工”“后智能”。不过，“人工”这部分的任务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也就是说，人类已经把迄今为止所创造的知识“喂”给了机器。以后，人类所产生的知识远远不足以满足机器的要求。人工智能已经开始依靠自己生产信息，创造“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人工智能”的概念中，可以把“人工”两字去掉了，人类已经开始进入“智能社会”了。

这对人类的影响是致命的，甚至是“终结”人类的。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正在塑造一种新的文明，那就是机器文明。传统文明都是自下而上自我生成的文明，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具有差异性和多元性。但是，机器文明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加于人类的文明，只有统一性和一致性。《经济学人》最近发表文章中认为，对人工智能来说，人类最终可以只有保留其“宠物”的功能，为其提供情绪价值。如果那样，这样一个没有人文的社会肯定不是我们人类想要的。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Old World Labs展区拍摄的机器人展示。图源：新华社

3.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思维底色

如果说，人工智能是西方现代化的必然产物，那么我们可以说，西方式现代化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人工智能是西方思维的产物，笔者还专门就此写了一本书来解释这个现象（见《AI时代的中国知识重建》，香港三联，2025年）。

《AI时代的中国知识重建》 作者: 郑永年

出版社: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西方的人工智能具有浓厚的宗教思维色彩，终极目标就是要造就一个人造“上帝”，来重新塑造人类。这方面，人们看看美国人工智能领军人物彼得·蒂尔（Peter Andreas Thiel）的论述就一目了然了。比较而言，中国的人本主义传统是不会有这种思维的。或者说，尽管中美两国都在发展人工智能，并都处于第一梯队，但两国的发展目标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最近几年，笔者在研究文明的第一性原理过程中，对西方的现代化和社会科学各自的发展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了诸多思考。无论是现代化还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构建，都是和西方的宗教思维密切相关。本文下面也会讲到，西方经济学思维深受宗教影响，或者甚至可以说，就其本质而言，经济学思维就是一种宗教思维。

总结而言，如果不研究西方经济学霸权，就很难理解西方政治学或者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今天，我们在努力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知识体系，必须吸取西方的教训。知识是社会的一部分，并且是核心部分，对社会的发展负有更大的责任。

为什么要讲现代化？

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知识体系是围绕着西方现代化来建构的。

1.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根植于西方现代化实践

没有西方现代化的实践，就不会有今天人们所见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尽管西方有古希腊哲学和理论思维，但近代的西方并非古希腊传统塑造的。文艺复兴不仅仅是古希腊传统的复兴，更是当时全人类文明的融合，西方向阿拉伯世界学习科学，向东方学习理性，到启蒙运动才正式定义了今天我们所见的西方。

西方现代化之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构建的重要性可以在社会科学三大家——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的伟大作品中看到。直到今天，西方社会科学还没有人能够超越这三位大家，几乎所有人还都生活在这三大家所确立的传统里面。

应当指出的是，这三位大家的作品都是建立在他们对西方现代化的观察和研究之上的。尽管他们也研究非西方社会，但在他们的作品里面，西方无疑是“正题”，而非西方则是“反题”。马克思的“亚洲生产方式”，韦伯的“新教伦理”，涂尔干的“社会分工”无一不是如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肯定西方、否定非西方”的叙事方式。这种方式确立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话语权。之后，西方发展出各种理论来解释非西方社会，非西方社会的学者也发展出更多的理论来解释自身的发展，但无论他们怎么做，都逃不出这个既定的传统。

2.西方现代化的“一元论”误区

笔者的一个总体结论是，西方社会科学建构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把宗教意义上的“两分法”，即“天使”与“魔鬼”，一好一坏，复制到社会科学思维之中。这种“两分法”思维成为西方构建社会科学的底层逻辑，反映在社会科学中的“两分法”、 “理想类型”和“研究范式”等几乎所有的领域。

位于法国圣皮埃尔勒让新教教堂的壁画《最后的审判》。图源：Getty Images

这也导致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最大败笔，即“一元论”。例如，现代化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西方方式，因此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再如，经济发展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经济自由化方式，就是其他国家要学西方，搞经济自由化。又如，政治发展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学习西方，搞政治民主化。又如社会的现代化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学习西方，从传统转型到现代社会，而现代社会就是西方那个样子的，等等，不一而足。尽管西方围绕着现代化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但如果我们究其本质，就是这种简单的思维。

对我们来说，尽管建构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自主知识体系离开不了中国式现代化，但在建构过程中无论如何都需要避免西方所犯过的巨大错误。

为什么是人文经济学和中国式现代化？

这是如何围绕着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中国自主的社会科学理论问题。这里可以有人文政治学、人文社会学等等。

1.中西思维底色的差异溯源

西方是宗教文明，因此其社会科学的基础是宗教思维。例如从表面上看，西方经济学是数学、是推理，但其本质上和宗教分不开，或者从宗教思维延伸出来。不难发现，从古希腊到罗马帝国前期，西方的经济思维和我们中国的传统差不多，但罗马帝国基督教化之后，思维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这里首先涉及到宗教和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即“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到了中世纪，这种分化更为明显。经济作为一个独立自治的领域就是宗教概念，出现在寺院经济中。教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发展出“经济是脱离其他领域的自治领域”的概念。这一概念在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之后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只不过“自治”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从此前的教会转移到商人或者资本手中。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具有强烈的宗教神秘色彩，“看不见的手”就是“上帝之手”。

宗教（尤其是唯一神教）的思维的核心就是，所有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人类知识的唯一目标和意义就是去发现上帝是怎么安排的。近代以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这是西方学者的核心动机。韦伯把此称之为“天职（calling）”，而“天职”的宗教意味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是什么？我们是世俗文明，因此我们的思维是人文思维。人文思维便是社会科学思维的起点。这里应当强调的是，人们经常把“人文”和“人本”两个概念互用，一般说来，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应当意识到，中国世俗文明的人本主义和西方的人文主义具有不同的内容。

孔子讲学场景。中国传统思想长期将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关系与现实秩序置于核心位置，这种以人为本的世俗关怀构成了中国人文思维的重要传统。图源：Getty Images

在西方宗教文明中，人文主义起源于文艺复兴运动。在宗教文明中，人本身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因为目标是上帝，是神。人只是上帝的工具，一切的意义都是上帝规定的。文艺复兴提倡人文主义，其目标是把人类的目标从上帝转移到人类本身。但在中国世俗传统中，对此从来不是一个问题，人本来就是目的。

2.人文经济学与中国式现代化

关于中国文明数千年发展形成的人文传统，相关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就人文经济学来说，我们研习一下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人文经济学的论述就可见全貌。对总书记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在快速推进过程之中，但概括地说，人文经济学涉及到两个互相关联的面向，或者一体两面。

第一，人文是如何影响现代化的，这里包括经济发展。

第二，经济发展和增长如何面向人，为人服务。在中国文明中，人既是手段，也是终极目的。

人文主义或者人文经济学的视角有助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核心就是围绕人民，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里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人，无论是中国公民还是非中国人。

纵横万里的中国长城，象征着中国文明。图源：新华社

近代以来，西方把自己的现代化视为是具有普世性质的，因为现代化等于西方化。但其实不然。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生前就指出，西方现代化是西方的，并不具备普遍性。道理很简单，西方现代化思维是其宗教思维的产物。因此，西方总是通过现代化过程来改变他人，想把“他人”改变成为“西方那样的人”。这里，“特殊性”被塑造成“普遍性”。因为近代以来西方话语占据主导地位，伪装得好，非西方也接受了。因此也不难理解，因为要把其他文明改造成西方那样的文明，现代化从西方扩散到非西方的过程充满了暴力和战争。

中国的现代化是建立在世俗人文主义之上的，具有普世性和普遍性。应当强调的是，中国的世俗文明并不是说中国人并没有信仰，但我们的信仰是哲学，是理性，而非宗教。这一点近代很多西方哲学家（例如莱布尼兹）都已经看到，但这一传统近代以来并没有发扬光大。主要的原因在于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了，被西方列强所打败，我们的话语又落后，没有说服力。

今天，在我们崛起之后，应当彻底改变这种情况了。最有效的方式当是回归到我们文明（即，文明作为一种世俗理性思维）的原点或者文明的第一性原理来思考中国式现代化。

3.AI时代的知识构建机遇

在当代，以世俗文明和人文主义来构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更关联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研究方法问题。人工智能时代对中国社会科学带来的一是挑战，二是机遇。

第一是挑战。人工智能正在对所有的研究构成严峻的挑战，无论是研究还是教育，很多工作都可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人工智能已经超越了今天大多数人的知识水平，人们早晚会被取代。这就需要我们思考研究和教育的未来。

最理想的结局是，我们和人工智能形成一种“劳动分工”。人工智能是西方实证研究的产物，所以，人工智能擅长于“形而下”的研究，但人工智能既不能做“形而上”的研究（例如哲学、道德、伦理、美学类的规范性研究，不能对物理世界做原始观察类和概念理论提炼类的社会科学研究），也不能把“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结合类的研究。也就是说，人文类的研究是人工智能所不能做的。就此而言，中国的人文传统可以重塑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无论是中国本身的，还是世界范围内的。

第二是机遇。近代以来，现代化开始于西方，从西方传播到非西方。西方学者身处其境，他们的知识体系是建立在对西方现代化实践经验的观察和提炼之上的。中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因此社会科学自然深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但今天，在人工智能时代，中美同处于第一梯队。我们处于实践的前沿，可以亲自观察研究，我们不应当失去这个机遇，不仅构建基于自身观察之上的社会科学，而且贡献于国际社会。

以上是笔者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这些思考会体现在笔者对文明第一性原理、中国式现代化和人文经济学等的研究中，期待以后和大家有更多的交流。

*文章来源于公众号“大湾区评论”。

校对 | 伍子尧

排版 | 詹蕴第

初审｜王炳云‍‍‍

终审｜冯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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