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很急”，中国机器人加速跑向亚太下一程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直新闻）

一年半前，我采访众擎机器人创始人兼CEO赵同阳时，他脱口而出了一个字——“急”，甚至在采访尾声时奔跑着上出租车去见投资人。10月5日，在深圳举行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上再次见面，我问他：“您现在还急吗？”

“还是很急。”他的回答几乎没有变化，“拼命奔跑，想要更快一些……”

他甚至觉得自己“还不够卷”。但他的时间已经被压缩得近乎极致：除去每天8小时睡眠，其余时间几乎全部投入工作，生活半径也只有不到1公里。

外界很容易把这种“急”理解为一个创业者的个人状态。但放在人形机器人行业里，它更像是整个赛道的缩影。

2023年10月在深圳成立的众擎机器人，不到三年时间里，已经让机器人学会自然拟人步态、前空翻，复刻《功夫》里的“斧头帮舞”，还把两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送上格斗擂台……

不过，当机器人越来越像人，接下来的问题也变了：它除了走、跳、舞蹈和格斗，究竟还能做什么？它如何真正进入人的生产和生活？中国机器人一旦走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它还能保持“深圳速度”吗？

在主题为“中国机器人的成长路径与亚太价值”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中外嘉宾深度对谈上，众擎机器人联合创始人姚淇元与马来西亚东南亚社科研究中心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主任廖朝骥，恰好从两个方向回答了这些问题。

当格斗机器人遇见棕榈园

姚淇元先从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说起：为什么一定要做人形机器人？

“我们现在坐的凳子，就是为人类设计的。”在他看来，人类已经围绕自己的身体形态建造了一个庞大的物理世界。如果希望机器人有一天能够理解、使用甚至参与改造这个世界，人形是一种最具通用性的选择。

但过去许多人形机器人弯着腿、迈着小碎步，走得慢，也跟不上人的速度。“一个长得像人的机器人，为什么不能走得像人？”姚淇元说，这正是众擎首先想要突破的问题。

廖朝骥没有顺着机器人的动作继续聊下去。看完众擎两台机器人格斗的视频，他先想起了电影《铁甲钢拳》，随即把话题从擂台拉到了东南亚的农场。

“机器人应该不只是做这些娱乐性的活动。”他说。在马来西亚，农业正面临现实的劳动力短缺。油棕果采集是当地重要产业，却长期依赖人工作业。机器人能否采摘棕榈果？能否为榴莲授粉、捡拾落果、巡视果园？廖朝骥甚至开玩笑说，既然机器人已经能打架，“做保安应该也没有问题”。

这也是这场对谈最有意思的地方：一方在思考怎样让机器人更像人，另一方首先追问的是它能不能解决当地最迫切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深圳速度”的秘密

是把试错压缩到一天

姚淇元把中国机器人快速成长的逻辑概括为“场景驱动、生态赋能”，背后则是完整供应链的支撑。

众擎在深圳南山的研发中心与生产制造中心，车程大约只有20多分钟。研发人员上午发现问题，下午便能到工厂调试；方案确定后，第三方供应商晚上就可能送来新的配件。以深圳为中心约两小时车程范围内，与具身智能相关的大部分供应链环节都可以找到。

所谓“深圳速度”，关键正在于研发、制造、供应链之间的试错链路被压到了极短。一个想法是否可行，不必在会议和邮件中等待数周，而可能在一天之内就得到验证。

但当现场媒体记者问，这套模式能否复制到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时，廖朝骥的回答十分直接：“很困难。”

困难首先来自整体工业水平和人才储备的差异。马来西亚有电子制造和半导体产业基础，但如果人形机器人作为一个全新的产业进入，当地是否有足够的工程师、操作人员和维修人员？机器人出现故障后谁来修？零部件是否都要从中国运送？这些问题决定了机器人能否真正在当地扎下根。

马来西亚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并存，不同地区的教育水平和产业条件也不相同。廖朝骥特别关注操作是否足够简单——对于东南亚市场而言，降低技术的使用门槛，与提高机器人本身的性能同样重要。

姚淇元对此的回答是“开放”和“共创”。

深圳众擎希望提供的是一个通用、开放的机器人平台，而不是预先定义每一台机器人必须做什么。具体功能可以由当地高校、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进行二次开发，就像把一个有基本能力的“孩子”交给不同的场景，培养成不同的“专业人才”。

他也坦言，如果只坐在深圳设想海外需求，可能很难意识到农业对马来西亚如此重要。真正的应用场景，必须由当地合作伙伴提出，再由双方共同把需求转化为产品和商业模式。

一方关心一个想法多久能够变成产品，另一方关心产品到了当地以后由谁使用、由谁维护、如何继续成长。这两种视角的碰撞，也重新定义了机器人“出海”：走出去的不能只有机器，还应当包括人才、教育、维修和产业生态。

出海，不是把机器人装进集装箱

姚淇元提出，机器人进入一个国家后，不仅需要下游应用生态，也需要逐渐形成上游的零部件和服务能力。企业可以配套科研教材和培训课程，从青少年教育、大学到职业院校，培养能够开发、操作和维护机器人的本地人才。

廖朝骥则梳理了中资企业走向东南亚的路径：早期是基础设施建设，之后是消费品牌和平台，再到新能源产业，机器人可能成为下一批进入当地的新产业。

但机器人与普通消费品不同。卖出一杯咖啡、一辆汽车和一台人形机器人，所需要的后续生态完全不同。如果当地只能购买和使用终端产品，却不能开发、维修和迭代，产业合作就很难真正转化为当地的升级能力。

因此，在亚太合作的语境下，中国机器人产业能够提供的价值，或许不是把“深圳模式”原样复制到另一个国家，而是把快速研发的能力与当地真实场景结合起来：在马来西亚，它可能首先进入棕榈园和电子工厂；在老龄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它可能走进养老和医疗场景；在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国家，它可能承担搬运、巡检和危险作业。

场景不同，机器人的“职业”也不同。

机器人替代人以后，人做什么？

这场对谈没有回避一个更具争议的问题：当机器人进入越来越多的岗位，人还可以做什么？

姚淇元举出医疗废物处理、家具喷涂和危险环境作业等例子。这些岗位存在感染、化学伤害或辐射风险，机器人首先应该替人去做危险、重复、缺少情感连接的工作。他把今天的具身智能比作智能手机刚刚出现时的“iPhone时刻”：新的终端出现后，真正庞大的生态往往由开发者和此后不断生长出来的应用构成。

廖朝骥则给出了一个更具哲学意味的视角。“人类过去一直被四肢躯干、被24小时生理作息等物理条件限制住了对生产力的想象。”廖朝骥说，“当AI和机器人填补了日常繁重的体力和重复劳动，人类并没有失去价值，而是终于恢复了‘想象力’——去创作，去探索新的生活方式，去建立人与人之间更深度的连接。”

的确，机器人是一件高速迭代的产品，但它也需要成为一套“社会系统”。

从“走得像人”到真正理解人所生活的世界，这段路，可能比完成一次前空翻更长。

作者丨黄海宁

统筹丨马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