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夜里十一点，医院走廊安静得吓人。
许英朗躺在床上，枯瘦的手死死攥住我，指节硌得我生疼。
他盯着我，眼神像是要把我整个人吞进去：以后得了重病，千万别告诉任何人。
谁都别信。
我点头，他这才松了手。
三天后，他走了。
三个月后，我拿到体检报告，上面有一行字，“右肺上叶占位性病变”。
我没告诉任何人，包括我老婆。
我一个人去办了住院，一个人签了手术同意书。
我想看看，这辈子到底还有几个人，是真心盼着我好的。
01
那天晚上真冷。
寒风从楼道的缝隙钻进领口，我裹了裹外套，还是觉得后背发凉。
出租车停稳后，我下了车，抬头看了一眼医院大楼。
六楼有扇窗户亮着灯，那是许英朗的病房。
他住进肿瘤科三年了。
头一年我来得勤，一周至少三趟。
后来他要化疗，脸色不好看，不想见人，我就改成一周一趟。
再后来，他老婆跟我说，你可千万别不来啊，他嘴上不说，心里盼着。
我就记着这句话，每周三下班雷打不动，哪怕只是去坐二十分钟。
推开病房门的时候，他正半靠在床头，盯着窗户外面。
窗帘没拉，外面是黑黢黢的天，什么也看不见。
床头柜上放着半碗黄澄澄的小米粥，粥面上结了皮，看得出放了挺久。
我说：“怎么不吃？”
他缓缓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不想吃。”
他的声音比上次又哑了一些，像砂纸在木头上蹭。
许英朗当年在单位可是出了名的大嗓门。
他站在走廊这头一喊，那头的人都能听清说的是什么事，现在这嗓子里像是装了台漏风的破风箱，每挤出一个字都费劲。
我在床边凳子上坐下，顺手把粥碗挪了挪。他伸手拍了拍我的手背，手掌干瘦，皮包着骨头，青筋暴起。
“你今天来得正好，”他说，“我跟你说件事，你记住。”
我点点头，等着他开口。
他咳了几声，拿手背压住嘴，缓了缓才说：“我抗癌六年，头两年来的人多到病房里坐不下。我儿子带着他同学来，同事轮流排班，连单位领导都隔三差五来看一眼。那时候我觉着自己人缘不错，挺知足的。”
他停下来，喘了口气。我没催他，就安静地等着。
“第三年，女儿调去外地了。儿子结婚了，工作忙，来得少了。同学那帮人，渐渐也没了消息。到了第四年，病房里基本就剩我老婆和护工。我妹妹一开始还来，后来她家要带孙子，走不开了。”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平静得不像是在说自己。那种平静反而让我心里发毛。
“我儿子，这半年就来过两回。上回来坐了不到二十分钟，接了仨电话，说是工地有事。”他扯了扯嘴角，像笑又笑不动，“你说，我要是没病，儿子是不是还能多陪我一会儿？”
我说：“他忙嘛，年轻人，不容易。”
许英朗没接话。他沉默了一阵，然后忽然伸手抓住我的手腕。
那手力气不大，但握得很牢。五根手指像枯树枝，扣在我手腕上，硌得骨头疼。他盯着我的眼睛，眼睛里有种我从没见过的东西。
“老傅，我跟你交个底。这病我扛了六年，治了六年，到头来我算看明白了，”他一字一顿，像把每个字都咬了咬才吐出来，“以后你要是得了重病，千万别告诉任何人。谁都别告诉。”
我愣住了，想抽回手：“你说这干什么？”
“你听我说。”他的手指又紧了紧，“我不是跟你闹着玩。你知道我这半年是什么滋味吗？护工早上六点半推门进来，倒了水，擦了桌子，把药放床头，就走了。我老婆有高血压，不能熬夜，我让她别来。妹妹那边一堆家务事。儿子一个月打两个电话，问的都是钱够不够花，够。我他妈早就不指望了。”
他说到最后一个字，声音忽然抖了一下。他没哭，但喉结上下滚了两下，像是在把什么东西咽回去。
他松开我的手，仰头靠回枕头上，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怨谁。人到这份上了，怨也没用。我就是想让你明白，这世上你想靠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靠着你，谁都不轻松。你生个病，你能指望着谁来管你？儿子有自己的家，老婆跟着熬垮了，你说你告诉别人的意义是什么？让他们来哭一场，然后各自回家过各自的日子？”
我坐在床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说的都对，就是太对了，听着让人心口发闷。
过了一会儿，护士进来查房，替他量了血压，又换了输液瓶。
我站起身说：“我明天再来看你。”他在背后喊住我：“记住我说的。老傅。”我回头看了看他，他冲我点点头，然后闭上了眼。
三天后，我接到他老婆的电话。声音哑得几乎听不出原来的样子，她说，英朗走了，凌晨走的，护工早上推门进去人已经凉了。
我站在办公室走廊里，握着手机，站了很久。
窗外的天灰蒙蒙的，一辆搬家货车驶过去，带起一片扬尘。
那天下午我请了假，去了医院。
殡仪馆的车把许英朗接走的时候，他老婆蹲在墙根底下哭得上不来气，两个娘家的姐妹架着她。
他儿子站在不远处，打完一个电话，又打另外一个，像是在安排什么后事。
葬礼那天，来的人非常多。
单位老同事来了大半，以前打牌的老朋友们也来了。
大家在殡仪馆门口站着抽烟，聊着最近的菜价和各自单位里的事情。
偶尔有人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一句“节哀”。
我站在人群后面，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许英朗的那张脸反复在我眼前浮现。
他那天的眼神，他说话时候的气息，他那句“千万别告诉任何人”，一遍一遍在我脑子里转。
回到家，马婉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茶几上摆着一盘削好皮的苹果。
她头也不抬地问我：“回来了？老许的事办完了？”我说：“办完了。”她叹了口气：“老许人也走了，你也别太难过了。你吃苹果不？”我说：“不吃了，我先洗个澡。”
关上浴室门，我打开水龙头，站在花洒底下，热水从头顶浇下来。
我让水冲了很久，直到浴室里全是白蒙蒙的水雾。
我站在雾气里，手撑着瓷砖墙，心里反反复复翻着那句话。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三个月后，我会在体检报告上看到那行把我后半辈子都砸懵了的字。
02
单位组织体检是每年的例行公事。
以前我总觉得这是走个过场，查出来大的问题不多，无非是血脂高一点，血压临界，医生说少吃油少吃盐多走路，就完了。
今年我没当回事，跟往年一样，早上去抽了血，做了B超，拍了胸片。
体检中心的医生看片子的时候多看了两眼。
我说：“大夫，有什么问题吗？”他说：“你先去做别的检查吧，结果出来以后再说。”他那个语气没什么异常，但我心里忽然咯噔了一下。
许英朗以前也说过，他当年体检的时候，医生就是这么说的。
那句话我在走廊里想了半天，最后自己说服自己，没事，可能就是肺部纹理粗了点。
三天后，体检报告发到单位。
人事科的小张把报告放在我桌上，说了句“傅叔，您这指标可要注意了”，就走了。
我拆开牛皮纸袋，抽出报告，翻到胸片那一页。
“右肺上叶见结节状高密度影，建议进一步检查。”
下面一行小字写着：“占位性病变可能，建议CT复查。”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办公室里空调嗡嗡地响，外面的同事在聊天，有人在笑。
我把报告折起来，塞回牛皮纸袋里，又把牛皮纸袋放进了公文包的最底层。
那天下午我请了假，去了市人民医院。
挂了一个胸外科专家号，排了四十多分钟。
专家看了我的体检报告，开了CT单子，让我第二天来做。
我拿着CT单子站在医院大厅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就一个念头：许英朗三年前也是这么查出来的吗？
第二天CT做完，等了两个小时，结果出来了。
医生把我叫进诊室，指着片子说：“你这个结节将近两厘米，边缘不太光滑，有毛刺，从影像上看恶性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尽快安排手术。”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我坐在他对面，也觉得平静，平静得就像在听别人生病的事。
他说：“你这个做手术的话，预后还是不错的。早期发现，没扩散，切掉以后定期复查，五年生存率是很高的。”我说：“好。”他又说：“你家属呢？让你家属来一趟吧，有些手续需要家属签字。”我说：“我先回去考虑一下。”
出了医院大门，太阳白晃晃地照在脸上。
我站在台阶上，手里的报告单被攥出了褶子。
我低头看了看那行字，“考虑恶性肿瘤”，觉得这五个字像是印在别人病历上的。
晚饭的时候，马婉做了红烧排骨。
她夹了一块放我碗里：“你这两天脸色不太好看，是不是体检结果有什么问题？”我说：“老毛病，血脂高点，医生说少吃肉。”她信了，又夹了一块排骨放我碗里：“那你今天这顿先吃着，明天开始注意。”我扒了两口饭，感觉那饭一粒一粒地顶着嗓子眼。
晚上洗完澡，我坐在书房里，把那份报告从公文包里取出来，借着台灯的光又看了一遍。
我脑子里全是许英朗的那句话。
他说，千万别告诉任何人。
那时候我觉得他说得有点偏激。
可当我坐在这把椅子上，看着手里的报告单，心里翻来覆去地琢磨，我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的人。
告诉马婉？
她那个人，心里装不下事，知道了只会整夜整夜睡不着。
告诉女儿？
她自己还有一堆烂摊子要收拾，说了只是让她隔着一千公里干着急。
告诉单位同事？
他们知道了，除了茶余饭后多一个话题，还能怎么样？
我坐在书桌前，把报告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最后把它夹进了一本厚书里，锁进了抽屉。
我决定先瞒着。
做进一步检查，联系手术，能扛就自己扛着。
许英朗那六年的经历像一张网一样在我脑子里散不开。
他刚生病那会儿，人人嘘寒问暖，后来呢？
人走茶凉。
我不怪谁，但我也不想把自己活成第二个许英朗，让所有人远远近近地看着我一点一点垮掉。
接下来一周，我跑了两家医院，做了增强CT，又做了穿刺活检。
结果出来那天，医生让我坐下，说：“老傅，你这个基本可以确定是恶性的，但我跟你说，早点动手术，切干净了，后面不耽误你活到八十岁。”他说话有点底气，听着让人不那么害怕。
我说：“那手术什么时候能排上？”他说：“你要是定下来做，下周就能排。你家属什么时候过来？我给你开住院单，同时把手术谈话也做了。”
我说：“大夫，我自己签行不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里带着一丝打量，像是想从我的表情里看出点什么来。
过了一会儿他说：“最好有家属。不过实在没有，你自己签也行，但需要有人当你的受托人，术后一些事情得有人来处理。”
我回到家里，翻着手机通讯录，从下往上滑了一遍。
女儿傅雨欣在外地，她二十八了，结婚刚两年，自己日子还过得紧巴巴。
马婉那边，她弟弟妹妹都在老家，帮不上什么忙。
我这个年纪，父母都早没了，兄弟姐妹就一个妹妹徐丽云。
可她那人，连自己家的事都料理不利索，我说了也是给她添堵。
最后我拨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响了几声，接起来了，是远房表弟，杨建邦。
他小时候我爸妈带他来过城里住过一阵，后来一直在县里跑运输，平时来往不多。
我说：“建邦，哥有点事想请你帮个忙。”他说：“哥你说。”我说：“哥要做个小手术，你嫂子那边我不想让家里操心，你能来帮我签个字不？”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行，没问题，你什么时候手术提前跟我说，我到时候过来。”
挂了电话，我靠在沙发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电视里在播一部老剧，马婉坐在沙发上织毛衣，毛线球滚到地上，她弯腰去捡。
她随口问了一句：“谁的电话？”我说：“单位同事，说下周出差的事。”她“哦”了一声，低头继续织毛衣。
我看着她的侧脸，那一瞬间，有一句话到了嘴边，又原封不动地咽了回去。
03
住进医院的前一天晚上，我花了很长时间做安排。
找出病历本、医保卡、身份证，整整齐齐地放进一个小文件袋里。
又找出两张银行卡，放在床头柜抽屉里，想了想，写了一张纸条压在卡底下：卡的密码是女儿的生日。
写完之后看了半天，又把纸条揉掉了。
太不吉利了，像是交代后事。
马婉在客厅里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大，像是在看什么家庭伦理剧。
我走出卧室，站到客厅门口，她转过头来：“你怎么还没睡？明天不是要出差吗？”我点点头：“就走一个礼拜，去省里开个会。你照顾好自己。”她“嗯”了一声，目光又转回到了电视上。
我站在门口看了她一会儿，她大概察觉到了，又扭头：“怎么了？还有事？”我说：“没事。就是你那降压药记得按时吃。”她笑了：“我知道，你少操心了，出你的差去吧。”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拎着一个小行李箱出了门。
行李箱里装了两件换洗衣服，一套洗漱用品，那份已经翻旧了的报告单。
走到楼下，我又抬头看了一眼家里的阳台。
马婉正在阳台上晾衣服，没看见我。
我转身往小区门口走，步子迈得有点慢。
说来也怪，那一刻我心里没什么害怕的感觉，倒更像是在瞒着家里人去做一件丢人的事。
到医院，办了住院手续。
护士把我领到病房，是个三人间，靠窗的位置。
隔壁床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刚做完手术，肚子上留了一道长口子，他老婆在床边给他擦手。
另一张床空着，被褥叠得整整齐齐。
我把行李放好，坐在床边。
手机响了，是女儿傅雨欣打来的。
我接起来，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匆忙：“爸，你最近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你吃饭没？”她说：“正吃着呢，就打个电话问问你。我给我妈买的那个按摩仪她收到没？”我说：“收到了，她每天用。”她说：“那就行。那我不跟你说了，单位还一堆事。”
挂了电话，我看着手机屏幕愣了半天的神。
屏幕暗下去，我的脸在里面一闪而过。
隔壁床的大姐递了个苹果过来：“兄弟，哪床的？”我说：“新来的。”她说：“你啊，安心养着吧，这个医院胸外科的刘主任手艺出名，咱都是来对了地方的。”
我接过苹果，说了声谢谢。
苹果在手心里放着，没动。
我脑子里一直在打算盘。
手术的医生已经约好了，住院押金也交了。
下午会有一个术前谈话的环节，需要家属或者受托人到场。
我刚给杨建邦发了条短信，他说晚上开车上来，明早来医院。
傍晚的时候，杨建邦发了条微信：哥，我临时跑一趟长途，可能得明天下午才能到。你那边能等不？
我盯着这条微信，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来回好几次。最后我说：你忙你的，这边我安排好。他回了一个字：好。
我把手机放回床头柜上，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
同病房的老头已经睡了，发出均匀的鼾声。
他的老婆趴在床边，头枕着胳膊，也睡着了。
窗外城市的灯光透过窗帘缝隙漏进来，在墙上投下一道暗黄色的光带。
我翻了个身，侧躺着，看着那道光线发了一会儿呆。
然后我拿过手机，翻开通讯录，找到马婉的号码。
手指悬在拨号键上，停了很久。
最后还是锁掉屏幕，把手机扣在枕边。
许英朗的脸又浮上来了。
他在那天晚上跟我说，千万别告诉任何人，你告诉他们，又能怎么样呢？
我闭着眼，他那个声音在耳朵里打着转，渐渐和病房里空调的嗡嗡声混在了一起。
手术前一天，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进行术前谈话。
他拿着一张手术知情同意书，上面密密麻麻列着各种可能的风险。
医生一条一条念，念到“术中可能出现大出血、心律失常、肺部感染”之类的字样时，我的脑子有点走神。
他说：“你这个位置靠近血管，手术中如果发现粘连严重，可能需要扩大切除范围。这些你都得了解一下，然后签字。”
我说：“好。”接过笔，握在手里。笔尖悬在签字栏上方，停了一下。医生看着我：“你家属没来？”我说：“没人来，我自己签。”
我把名字写在了那行横线上。
签完字，我把笔放下，冲医生笑了笑。
医生看着我，没说什么，只点了点头：“行，那明天早上七点半第一台手术。”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里的灯惨白惨白的，一直亮到尽头。
04
第二天早上不到六点，护士来了。
给我量了血压，换上手术服，插了留置针。
隔壁床的大姐看得出我是自己一个人来手术的，她特意跑过来跟我说：“兄弟，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喊我们一声就行。”我说：“谢谢大姐。”她拍拍我的肩膀，像家里人似的。
七点整，护工推着平车来了。
我躺上去，看着天花板上的灯一盏一盏地滑过去，心里出奇地平静。
那种平静说来也怪，像是悬在空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护工把我推进手术专用电梯，门合上的一刹那，我看到走廊尽头空无一人。
手术室的灯很亮，亮得让人睁不开眼。
麻醉师给我打了一针后，我的眼皮越来越重。
最后我迷迷糊糊地看到一个戴着口罩的医生走过来，低头看了我一眼，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
然后所有声音远去了，像一头扎进了很深很深的水里。
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
四周一片昏沉，眼皮沉得像挂了两块铅。
耳朵边先是一阵嗡嗡声，然后慢慢清晰起来，是监护仪“滴、滴、滴”的声响。
我想动一动，发现身体像不是自己的，胸口沉甸甸的。
刀口那里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那种疼痛让你连呼吸都不太敢使劲。
我眯着眼睛，视线慢慢聚焦。
天花板上是灰白色的吊顶板，一盏日光灯亮着，但灯光不算刺眼。
我缓缓转动脖子，看向床边。
空荡荡的。
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水杯，是护士走之前放的。
病房里另外两床的病人都有人陪着，隔壁床的大姐正在跟她老公说笑。
大姐发现我醒了，隔着一道布帘喊了一声：“兄弟，你醒啦？感觉怎么样？”
我动了动嘴唇，声音又干又沙：“还行。”护士闻声走过来，检查了一下输液管，又量了血压，跟我说：“手术挺顺利的，好好休息。家属呢？让他过来看看你。”我说：“他晚点到。”
护士走后，病房里重新安静下来。
我闭着眼躺了一会儿，胸腔里的疼痛一阵一阵翻涌上来。
窗外的天已经暗了，路灯还没亮，对面楼的窗户里透出几盏橘黄色的灯。
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慢慢从心底渗上来，像凉水漫过脚背。
那股滋味，后来我知道，叫做孤独。
下午五点多，马婉打来电话。
我一看是她的名字，缓了缓气，才接起来。
她那边的声音有点嘈杂，似乎是在菜市场。
她说：“你出差啥时候回来？家里灯泡坏了一个。”我说：“还得几天。你先买一个让物业的师傅换上，你一个人别站凳子上。”她在那头说：“我知道，你啥时候回来我自己上。”我说：“嗯，别逞能。”
电话挂断后，我看着手机屏幕上“通话结束”几个字，心里翻来覆去的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刀口又疼了，我按了两下镇痛泵的按钮，药液顺着管子流进身体，疼痛慢慢散去。
我闭上眼睛，想起了许英朗那句“手术以后你就知道了”。
我总觉得他说的这句话里，还藏着别的意思。
05
术后第二天，我开始可以勉强靠着床头坐起来了。
伤口依然疼，但比第一天好了不少。
胸管还插着，每动一下都觉得肋骨间有什么东西在拉扯。
护士早上来拔了尿管，嘱咐我要下地走两步，说防止血栓。
我扶着床沿，一点一点挪到地上，脚踩着拖鞋，像踩在棉花上。
每一步都走得极慢，走一个来回就出了一身汗。
下午四点多，走廊里传来一阵脚步声。
我以为是护士换药，没在意。
门被推开一条缝，探进来一颗脑袋。
那颗脑袋我熟悉得很，是我单位多年的老同事彭顺。
我愣了一下。
彭顺一笑，推门走了进来，手里提了一兜橘子，放在床头柜上：“老傅，你怎么跑这来了？也不说一声，我问人事那边才知道你请假了，打你电话也关机，查了排班表才知道你做手术了。”
他说这种话的语气很热络，就像我们平时的关系一样。
他把橘子放下，又左右打量了一下病房：“你家属呢？”我说：“家里有点事，晚点过来。”他点点头，拉过凳子坐下，跷起二郎腿：“你这手术做得大不大？什么毛病啊？”我说：“肺上长了个结节，切掉了，不碍事。”
彭顺的手在膝盖上敲了两下，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到床边的心电监护仪上，又移开：“那你是怎么查出来的？体检？”我说：“嗯，体检查出来的。”他感慨着：“咱们这个年纪，该注意身体了。前阵子老李也是，高血压犯了，住了半个月才出院。”他聊了一通有的没的，然后忽然话锋一转，目光垂下去：“对了老傅，你手里那个项目，局里的意思是先让老赵接过去，等你恢复好了再说。”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轻描淡写，像随口提了一句。
我心里却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划了一下。
那个项目我跟了快一年，今年年底就要验收。
我说：“局里定的？”彭顺有点不自然地摸了摸鼻子：“昨天开会定的，让你先安心养病，工作的事不用操心。你也知道，上面最近催得紧，那边不能停下来。”
他坐了一会儿，看了看手表，站起来：“你好好养着，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言语一声。”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对了，住院费之类的要是紧张，跟我说一声，大家伙给你凑凑。”我说：“不用，够用。谢谢你来看我。”他摆摆手说“客气啥”，就走了。
门关上后，病房里重新安静下来。
我靠在床头，看着他放在床头柜上的那兜橘子，心里不知怎么的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隔壁床的大姐接了个电话，挂断后跟她老公说：“晚上咱闺女过来，给你带炖排骨。”我心里又酸又凉，像吃了一口风。
傍晚，妹妹徐丽云打来电话。
她先是寒暄了几句，问我在哪。
我说在外地出差。
她哦了一声，然后声音压低了些：“哥，我有点事想找你商量。”我说：“什么事？”她说：“志强那边要交首付了，差五万块。我这手头紧，你看能不能先借我周转一下？”志强是她儿子，我外甥，刚结婚不久。
我说：“你急不急？我这边手头暂时不太宽裕。”徐丽云的声音立刻紧了起来：“哥，我也不想跟你开口，实在没法子了，银行那边催得紧，说月底前不交首付，这房子就给别人了。”
我靠在病床上，手机贴在耳朵边，胸口一阵一阵地刺痛。
我跟自己说，我说出真相吧，告诉她我在医院躺着，刚做完手术。
可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
许英朗的面容在脑子里闪了一下又暗了下去。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我下个月初给你想办法。你容我几天。”徐丽云在那头连声道谢：“哥，谢谢你，真的，我实在没别人可找了。”
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回床头柜上。
我安静地躺了一会儿，然后慢慢侧过身去，面朝着墙。
那墙面白得刺眼，什么也没有。
我想了一会儿，又把枕头往怀里紧紧抱了抱。
06
术后第五天，我的刀口愈合得还算不错。
胸管已经拔了，镇痛泵也停了，疼痛从之前的火烧火燎变成了一种持续的钝痛，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沉重地压着。
医生查房时说，下周一没有意外就可以出院。
我点点头说好。
我打开手机看了一眼。
工作群里几十条信息，大部分同事在聊新办公楼分配的事，老赵在群里发了句话：“那个项目我接一下，等老傅回来还给他。”底下几个人跟着回复：“赵哥辛苦了”
“赵哥多担待”。
我把手机扣在枕边，闭上眼睛。
那一下脑子里很安静，安静得像许英朗走后我站在殡仪馆门口的感觉。
我住院六天，除了彭顺来坐了二十分钟，妹妹打了一通电话要借钱，单位里再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起过我的情况。
我失踪了一个星期，说是出差，其实没有人注意过我到底去了哪里。
女儿傅雨欣是在术后第三天打来电话的。
那天我正在走廊里扶着墙慢走，接起电话的时候步子停了一下。
她在那头声音轻快：“爸，我妈说你出差去了？啥时候回来啊？我给你们寄了一箱猕猴桃。”我说：“还得几天。”她说：“那我妈说家里灯泡换了，你回来弄一下啊。”我说：“知道了。”
我挂了电话，站在走廊里，扶着墙，站了一会儿。旁边的病房里传出来笑声，像是一家人正在聊天。我转过身，慢慢走回自己的病房。
隔壁床的大姐看我自己走回来，在身后喊了一声：“兄弟，你也真是的，家里人也不说来看看你。”我笑了一下：“家里人忙。”她又问：“那你媳妇呢？”我说：“在家。有点走不开。”大姐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转过头去继续看她手机上的短视频。
很多时候我总觉得，这世上有一种痛苦，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而是像水渗进墙缝一样，一点一点地让墙壁发潮、发软。
你找不到具体是哪一秒钟垮下来的，但它就那么一直在侵蚀着你。
那天傍晚，住院部楼下送来一辆救护车，呜呜的鸣笛声在楼下响了好长一会儿才停。
我靠在床头，从窗户望出去，看见两个护士推着平车一路小跑进了急诊楼。
我把窗帘拉上，在床上躺下来，看着天花板。
手机亮了一下，是朋友圈的推送。
马婉发了一张照片，是个四寸的小蛋糕，配着一行文字：“祝我家小宝贝两岁生日快乐。”照片上是我外孙的小脸，举着双手比划着，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我看了一会儿，在下面点了一个赞。
然后我把手机放下，闭上眼睛，静静地躺着。
刀口还在疼，那种疼，像有一根线一直从胸口拉到了后背。
我背过身去，面朝着墙，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护士进来查房，随手把灯开亮了一盏。
我听见她跟我说：“你睡觉的时候出了不少汗，我拿个毛巾帮你擦一下。”她帮我擦了擦额头和脖子，又倒了杯温水放在床头柜上。
她问了一句：“你朋友呢？还没来看你？”我说：“他住得远。”护士点点头，没再问。
可我心里知道，护士说的“朋友”，是空荡荡的病房里，那个我一直等着、却始终没有出现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