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大军区政委降为地方干部，搞文艺有声有色，后来靠边站十几年

1959年，沈阳。周桓原本是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却在庐山会议后离开军队，转任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主要分管文教工作。对一名长期穿军装、做政治工作的高级将领而言，这次岗位变化十分突然，也让外界产生了“从军队降到地方”的印象。

但周桓并没有把这份调动仅仅看成个人进退。他面对的是一个并不熟悉的领域：文艺、教育、文化事业。后来辽宁文艺工作能够形成声势，与他的组织能力、军队作风以及对基层创作的重视，有着直接关系。

周桓早年的求学经历并不顺利。1928年，他因病离开学校，尚未读完初中。父亲希望他学一门手艺，谋个稳定出路，可周桓不甘心过早离开书本，独自前往天津投亲求学，进入天津中山中学读书。

在天津，他接触到进步学生和革命思想，人生方向随之改变。1930年，周桓进入湘鄂赣苏区，参加红军，先在红五军军政治部担任秘书。红五军军长是彭德怀，这段经历也使他很早接触到部队政治工作的实际内容。

那时的政治部工作，远不是坐在机关里发文件。刻写蜡板、油印传单、编印布告、整理战斗捷报，样样都要做。周桓从这些细碎事务起步，逐渐熟悉了宣传、组织和动员群众的办法。1931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后来授衔的高级将领中，入党时间并不算早。

红三军团成立后，周桓担任军团政治部秘书处处长。1933年，他被调到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负责发动群众、推动土地分配等工作，随后又担任中央警卫师政治部主任。1934年，该师改编为红二十三师，他继续留任。

长征途中，他先后在红八军团和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工作。尤其在陕北之后，周桓参与同东北军的联络与谈判。那一时期，红军需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既要讲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也要处理现实的军政关系。周桓所做的工作，正是把政治主张转化为具体沟通。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一次，东北军两位师长率领约二百人投奔八路军总部，周桓负责带队穿越太行山，前往邢台一带。行进途中，队伍不断吸收愿意抗日的人员，最终收容了两三千人，并在浆水川一带开展工作。

这件事看似是一次部队转移，实际牵涉敌军工作、部队整合和根据地建设。周桓的长处，也在这种复杂环境中显现出来：善于协调，能够把政治宣传、组织扩充和现实利益结合起来。后来，他调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继续承担联络友军、协调各方面关系的任务。

抗战胜利后，周桓前往东北，先任东北军政学校政治委员，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主任，协助罗荣桓开展部队扩编和干部培训。东北战场兵员来源复杂，新部队增长很快，训练、补充、整顿都不能只靠前线指挥员完成。

据有关军史资料记载，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东北部队培训、补充人员达数十万人，主力部队发展到七十万人左右，地方武装也达到三十五万人。周桓参与负责的二线兵团和政治工作，为这种大规模扩军提供了组织保障。

1949年，周桓担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承担省军区机构建设和干部调整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处理军区日常事务，并参与支援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沈阳军区成立，他与邓华搭档，出任政治委员，成为一方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

因此，1959年的调动格外引人注目。周桓离开军队，转到辽宁地方工作，分管文化和文艺。有人习惯用“降职”二字概括，其实这既有庐山会议后的政治背景，也同当时干部岗位调整有关。对于周桓来说，变化不只是职务名称，更是工作对象和工作方法的彻底转换。

他没有把军队中的老办法生搬硬套，而是重视文艺队伍建设，推动地方剧团、文工团和创作力量深入工厂、农村与基层单位。辽宁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推出和排演了不少具有影响力的作品，群众文艺活动也较为活跃。不得不说，周桓在文化工作上的成绩，超出了许多人对一名军队政工干部的预期。

遗憾的是，政治风暴到来后，他也未能置身事外。周桓受到批判，工作被停止，长期处于靠边站状态。一个曾经负责大军区政治工作的将领，转眼间失去正常履职条件，这种落差并非个人能力所能改变。

1979年，周桓恢复工作，后来担任文化部顾问。此前几十年，他做过红军政治部秘书，也做过八路军敌工干部、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和沈阳军区政治委员；离开军队后，又在地方文化战线上留下了相当清晰的工作痕迹。对于周桓而言，职务几度变化，始终没有脱离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这条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