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6月20日，湖南长沙，毛泽东专程来到杨树达家中。71岁的杨树达患有严重哮喘，坐在藤椅上晒太阳，听见学生进门，仍努力起身相迎。毛泽东赶忙扶住他，师生二人一别三十多年，重逢却是在这样的情形下。
杨树达是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求学时的国文老师。那时的毛泽东20岁上下，刚从韶山走进长沙，对新知识和国家大事都充满兴趣。杨树达不只讲文字训诂，也谈历史、时局和民族危机，这使年轻的毛泽东很受触动。
1914年，湖南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第一师范，师生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杨树达学问深，性情刚直，在学生中颇有威望。毛泽东则常常向他请教，二人的关系，早已不只是课堂上的师生。
真正让这段师生情谊留下历史印记的，是后来那场“驱张”运动。1918年，皖系军阀张敬尧控制湖南，横征暴敛，民怨迅速积聚。1919年，毛泽东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全省学生声援湖南人民，要求驱逐张敬尧。
当年12月，湖南学生举行总罢课，并派代表赴北京请愿。杨树达作为学界代表同行，毛泽东则是公民代表。12月18日，代表团抵达北京，在严寒中前往新华门，请求北洋政府处理湖南问题。
代表们在门外与持枪卫兵对峙数小时，始终没有得到正式接见。杨树达性情急切，进入接待处后质问道：“湖南学生冒雪进京，为什么不肯接见？”对方无言以对，只能推说请示。事情没有结果，代表团只好转而继续发动舆论。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后来把平民通信社设在一处寺庙里。杨树达前去商量事情，看见学生正在香案旁办公，便笑着说：“菩萨，我来敬香了。”简短一句玩笑，反映出两人相处时的亲近，也说明当时宣传工作的条件十分简陋。
毛泽东通过通信社向各地传递消息，持续揭露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舆论压力逐渐形成，湖南各界的抵抗也不断扩大。1920年6月，张敬尧离开湖南，“驱张”运动取得结果。此后，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杨树达则回到教育和学术领域，二人的人生轨迹由此分开。
道路虽不同，杨树达始终关注学生的消息。1935年，得知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他曾赋诗表达欣喜。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前夕，杨树达还参与劝说程潜、陈明仁接受和平解决方案。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从事文史研究，担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并当选省人大代表。
1954年，杨树达把自己的著作寄给毛泽东，同时表达赴京叙旧的愿望。毛泽东回信表示欢迎，却考虑到老师哮喘严重，劝他先养好身体。没想到一年后，毛泽东回湖南考察，直接登门看望。
屋里的气氛原本很温和。毛泽东询问病情，又让随行人员设法买药。随后，他拿出500元钱交给师母。杨树达看到这笔钱，神色突然严肃起来，问道：“你哪来这么多钱？”
这句质问并非客套。杨树达一生治学严谨，最看重操守，也反感利用权力谋取私利。周世钊见状，连忙解释毛泽东的收入由组织管理，这笔钱来自文章和著作的稿费。毛泽东也说明，买药和补贴老师的钱，都是自己的稿费所得。
在毛泽东看来，老师当年传授知识，帮助学生形成了观察社会、思考国家的能力。稿费并不是权力带来的收入，而是文字劳动所得。杨树达听明白后，误会才消除，师生又谈起当年在新华门外冒雪请愿的往事。
杨树达病情发作时，毛泽东没有让工作人员代劳，而是亲自端痰盂、照料老师。周世钊想接手，他也没有同意。这样的举动并不复杂，却把一个学生对老师的敬意落到了具体细节中。
1955年中秋前后，杨树达赴京开会，毛泽东又邀他到中南海相聚。席间，两人重提当年在北京请愿的经历。杨树达说，天气虽冷，但想到湖南学生被拒之门外，心里的怒气压过了寒意。那次相聚，成为他们留存不多的共同回忆之一。
1956年2月14日，杨树达病逝。毛泽东发去唁电，周恩来送花圈，灵柩后来安葬于岳麓山。那500元钱，也不只是一次临时接济，更像是毛泽东以个人文字收入，回报一位早年教师的方式。
类似做法并非孤例。毛泽东曾用稿费帮助章士钊，并把这笔钱称作“还债”，因为章士钊早年曾为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和革命活动提供过帮助。章士钊不愿接受，他便坚持从稿费中按年偿还，甚至提出还要继续支付利息。
对于生活困难的普通人，毛泽东也曾作过类似安排。工作人员报告一名车夫患病、家庭困顿，他便让人从稿费中取钱救急。车夫去世后，毛泽东又拿出钱作为抚恤，交给遗属。钱数有据可查，来路也说得清楚，这正是杨树达当年追问“你哪来那么多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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