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0年7月25日，北京，王建安在家中病逝。消息没有立即传开，家里也没有设灵堂，更没有通知大批老战友前来告别。几天后，亲属按照他的遗愿，将遗体送往医院，用于医学研究。
这件事传出去后，不少老部下难以接受。有人问王建安的夫人：“老首长去世，怎么没有通知大家？”家属只能解释，老人临终前已经交代，一切从简，不办追悼会，不收花圈，也不惊动旧日同事。
儿子后来感慨道：“父亲生前很少去医院，没想到去世以后，遗体却进了医院。”这句话听着凄凉，却并不是将军晚年无人照料，更不是组织忘记了他，而是他本人早已决定，把身后事办得越简单越好。
王建安的一生，几乎都在战场和军队建设中度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长期在红四方面军任职，经历过反“围剿”、长征和抗日战争。作战时敢打敢拼，担任领导后又重视部队纪律，因此在部队中威望很高。
许世友与王建安的关系，曾经也是军中常被谈起的一段往事。1936年，许世友担任红四军军长，王建安任政委，两人形成军政搭档。后来，张国焘问题引发组织审查，许世友因替一些同志辩护，情绪激烈，甚至产生过带部队离开的想法。
王建安得知后，没有顺着私人感情处理，而是把情况报告了上级。对军人来说，这是一道很难迈过去的坎：一边是多年并肩作战的战友情，一边是组织纪律。许世友一度因此误解王建安，认为他背弃了自己，两人的关系也陷入僵局。
多年以后，随着革命形势变化，两位老将重新走到一起。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曾出面做工作，使这段隔阂逐渐消除。1948年济南战役中，王建安与许世友分别承担重要指挥任务，部队协同作战，最终攻克济南。所谓“山东双雄”，并非只靠私人交情，更有战场配合和长期磨合的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王建安进入朝鲜战场，参与志愿军第九兵团的指挥工作。严寒、伤病和高强度作战，对部队和指挥员都是严峻考验。长期劳累使他的身体受到影响，回国后不得不接受治疗，但军务并没有因此完全停下。
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时，王建安没有与大多数将领同时授衔。原因涉及个人性格、历史经历以及组织审核等多方面，并非战功不足。经过进一步研究和多位领导同志推动，1956年，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成为少数后来补授上将的高级将领之一。
授衔之后，王建安先后在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和福州军区任职。职务多为副司令员，可他并不把“副职”看成失意。军队工作讲究分工，能把分管的事情办扎实，同样是职责所在。他常提醒身边干部，领导不能脱离部队和实际情况，不能坐在机关里凭想当然发号施令。
1972年，王建安重新被起用，调往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韩先楚当时主持军区工作，起初对这项安排颇有顾虑。王建安是革命老同志，资历深、威望高，贸然安排在自己身边，容易让外界产生误解，也可能增加协调难度。
有意思的是，韩先楚并非轻视王建安，恰恰是因为尊重这位老首长，才觉得让他担任副手似乎有些屈才。经过考虑，他还是接受了组织决定，并亲自迎接王建安。两位开国上将共事后，工作配合顺畅，福州军区的训练、战备和建设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1975年，王建安出任中央军委顾问。年近七旬的他没有把顾问当成清闲职位，而是继续到各地调查部队情况。从1976年至1980年，他多次深入基层，了解装备、训练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长途奔波使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仍习惯把重要情况记下来，带回去研究。
晚年的王建安生活十分俭朴，不喜欢铺张，也不愿因个人身份给组织和同志增加负担。他对家人说：“身后事不要麻烦别人。”这不是一句客套话，而是被家属认真执行的遗嘱。
因此，他去世后没有公开操办仪式，老战友和老部下也未能第一时间赶来吊唁。等消息传开，许多人已经无法见到将军最后一面。遗体送往医院，则是因为他生前留下遗愿，希望用于医学研究。
一位从硝烟中走出来的上将，最终没有礼宾仪仗，没有鲜花簇拥，甚至没有一场公开告别。留下的，是一份经过家人、组织和医院按遗愿办理的身后安排。对王建安而言，军人的价值不在身后排场，而在活着时把该承担的责任承担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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