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韦国清1913年出生于广西东兰，韦拔群则生于1894年，比他年长十九岁。两人同属东兰韦姓，同为壮族，但具体相隔几房，公开资料中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所谓“一家亲”，不能简单理解为近亲血缘，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从右江土地上走出，又先后把个人命运交给了革命。
韦拔群早年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农民运动领袖。他曾外出闯荡，也接触过旧军队，后来逐渐认识到，地方百姓受压迫最深的地方，正是土地、债务和地方武装盘剥最严重的地方。1920年代中期，他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接触了较为系统的农民运动理论。
那段经历改变了他的眼界。
回到东兰后，韦拔群没有把学到的东西停留在口号上，而是组织农民协会，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推动减租、抗债、抗捐等斗争。右江地区山多路险，交通闭塞，许多农民不识字，但他们能听懂身边人的话，也能判断谁真正替自己说话。
有意思的是，韦拔群开展工作时，非常重视地方习惯和民族语言。道理讲得再漂亮，若群众听不明白，事情仍然落不到地上。因此，农民运动在右江能够迅速扩展，与他善于把革命主张变成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有直接关系。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爆发，红七军成立，右江革命根据地逐渐形成。韦拔群主要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承担组织群众、建立政权和发展武装等工作。他不是只在前线指挥冲锋的人，也是在村寨之间不断重建组织、维持根据地运转的人。
韦国清参加革命时还很年轻。1929年百色起义前后，他投身右江革命队伍，后来成为红七军的一员。与韦拔群相比，他没有经历那么长时间的地方农民运动组织过程，却在战争环境中接受了部队政治工作、军事指挥和群众工作的锻炼。
两人的道路，由此出现了差别。韦拔群更像扎根乡土的农民运动组织者，韦国清则逐步成长为一名职业革命军人。但在当时的右江，组织群众和带兵作战并不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没有群众，部队难以生存；没有武装，群众运动也难以抵挡反动势力的围剿。
1930年代初，红七军主力转战后，韦拔群继续留在右江坚持斗争。1932年，他在广西东兰一带被捕遇害，年仅三十八岁。这个消息传开后，对当地革命者和群众都是沉重打击。韦国清此时已经离开广西，正在另一条战线上经受战争考验，但韦拔群的名字始终留在他的记忆里。
抗日战争时期，韦国清随部队转战华北，先后在晋察冀、山东等地工作。解放战争中，他又参与多次重要战役。长期的军旅生涯，使他从一名广西农家子弟，成长为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1949年12月，广西全境基本解放。韦国清后来参与广西的接管和建设，对家乡情况有着不同于一般干部的了解：哪里交通困难，哪里民族关系复杂，哪里群众基础较好，他并不只靠文件判断。右江革命留下的经验，成为他处理地方事务时的重要参照。
毛泽东在1971年南巡期间谈到广西，关心的不只是地方经济和部队情况，也包括革命传统如何影响群众工作。谈到韦拔群时，韦国清所能讲的，不仅是同乡和亲族关系，还包括右江农民运动留下的政治基础。
“拔群是老前辈。”这类话，可能比族谱上的称谓更能说明两人的关系。韦国清对韦拔群有亲属意义上的认同，也有革命队伍内部的敬重。前者来自东兰韦姓，后者来自共同的政治选择。
毛泽东问“是不是一家亲”，问的是血缘，却未必只关心血缘。韦拔群在土地革命时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韦国清后来在军队和地方承担重任，两条人生线索并没有重合，却都与右江这片土地紧密相连。
族谱能够说明相隔几房，档案能够记下职务和战事，真正把两人联系起来的，则是1920年代以来东兰社会的剧烈变化。一个在乡土中点燃农民运动，一个从这场运动中走进红军队伍，后来成为共和国的高级将领。毛泽东那句问话，正是在这样一层背景下，显出了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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