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行程遭特务泄露，毛泽东作出批示：在我回国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1949年12月6日傍晚，北京中南海新华门外，毛泽东登上驶往苏联的专列。就在列车即将出发前，公安机关截获了一份电报：中共首领将乘专列北上，前往苏联访问。

这不是普通情报。

新中国成立才两个多月，政权根基尚未稳固，铁路沿线治安复杂，国民党潜伏人员仍在活动。毛泽东首次出国访问，行程又属于绝密，一旦消息泄露，敌人完全可能利用沿线交通、车站和铁路内部漏洞制造袭击。

报告送到毛泽东案头后，他没有长篇批示，只写下一句话：“公安部：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落款是“毛泽东”。

这份批示的分量，公安系统的干部都明白。周恩来亲自部署警卫工作，罗瑞卿、杨奇清负责组织侦破。毛泽东离京后，专列沿线层层设防；与此同时，一支临时组成的专案力量开始追查那封电报的来源。

案子被编号为“0409”。

这个编号来自敌台发给台湾保密局的电文。它究竟代表什么，侦查员一时无法判断。真正有价值的，是电报中反复出现的“计小姐”和“王光侠”，以及一笔从香港转来的1500元港币。

侦查员查银行账目时，发现汇款并没有直接抵达北京，而是经天津转交。1949年10月21日和12月14日，香港分别汇来1500元港币，收款人都是计爱琳，地址则指向北京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

有意思的是，第二笔款项直到12月23日才被取走。侦查人员赶到天津核对账簿，虽然晚了一步，却拿到了收款人的姓名、住址和转款路径。线索由一串电波，落到了具体门牌号上。

梁家园东大院住着沈德乾一家。户口资料显示，沈德乾的妻子计致玫有一位妹妹，名叫计采南。她曾教过书，后来赋闲在家，生活方式与普通住户颇为不同。侦查员判断，敌台所谓的“计小姐”，很可能就是这个身份含糊的女子。

但仅凭猜测不能抓人。

侦查组借冬季防火、防盗、防奸的名义，让民警进入院内走访。计致玫谈到邻居时显得异常热心，还主动让计采南带民警查看房屋。几天后，敌台发报称，有“匪警”人员在计小姐后窗附近活动，并询问她家是否来过客人。

派出所确实进行过户口检查，夜间也有巡逻。敌人如此迅速地向台湾报告，说明院内有人一直留意外界动静。计采南由此被列为重点对象。

与此同时，公安部调来的四辆测向车在北京街巷缓慢行驶。由于当时设备简陋，城区建筑、金属设施都会造成干扰，测向工作只能一点点收缩范围。信号从丰台、朝阳一带逐渐集中，最后指向南池子磁器库南岔。

1949年12月底至1950年1月间，侦查员多次测定发报交点。为避免惊动敌人，一名女侦查员和一名技术干部装扮成夫妻，在清晨寒风中搀扶行走，借助便携设备确认信号强弱。供电所配合断电试验，电闸一拉，发报声随即消失；重新送电后，信号又出现。

电台就在南池子磁器库南岔7号院内。

院中一名新住户引起注意。他叫计旭，1924年出生，河南商丘人，名义上是公司职员，1949年12月4日才搬来，房租用面粉折算。房东抱怨，自从他住进来，电表走得更快，而且每天睡得很晚。

调查人员又从旧档案中找到计兆祥的照片。这个名字早已出现在被捕特务的供词里：计兆祥曾任国民党军队报务员，北平解放前接受潜伏任务。照片比对后确认，计旭就是计兆祥。

案情至此形成闭环。计采南是负责接收经费和传递消息的“计小姐”，计兆祥则是隐藏在7号院内的报务员。两人之间还有亲属与旧日关系，天津的忠祥棉布庄、天源义记行，则被用作接收资金和物资的联络点。

侦查组没有立即收网，而是继续掌握其通信规律。计兆祥每天清晨发报，收集内容涉及政府机构、军事部署、航空设施和公安系统。他有时查看报纸，有时借工作机会接近机关，还曾以投考技术员为名打探机场情况。

潜伏电台藏得很隐蔽，最后竟放在一只普通面桶里。里面同时搜出密码本、电报底稿170页、发报统计表，以及左轮手枪一支、子弹20发。

1950年2月26日上午7时，中央批准对相关人员实施逮捕。原计划等计兆祥发报时抓捕，但7时35分仍没有信号。梁超当机立断：“不能再等了，立即行动！”

计兆祥和妻子吴岚在睡梦中被控制，电台、密码和枪支一并缴获。梁家园东大院的计采南、计致玫等人也被捕，天津方面同步抓获王寿恒、雷玉璞，吴光宇随后在北京落网。

2月26日凌晨，周恩来听取案情汇报时提出，应当利用这部电台继续向台湾发报。计兆祥经过审讯后配合行动。3月5日，台湾保密局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北平”的电文，内容明确表示，潜伏人员已经被人民公安机关捕获，并警告继续从事破坏活动者。

毛泽东于1950年3月4日从苏联回到北京。此时，那个曾泄露他访苏行程的潜伏电台，已经停止发出真正的情报。

1950年6月2日，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判处计兆祥死刑，立即执行；计采南等同案人员分别受到有期徒刑或免予刑事处分、教育释放的处理。当日下午3时，计兆祥在天桥刑场被执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