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46岁女子和老公分床睡，夜里实在熬不住只能每天晚上出门溜达

上海46岁女子和老公分床睡，夜里实在熬不住只能每天晚上出门溜达

我叫林美娟，今年四十六岁，住在上海普陀区一栋老式公房的五楼，没电梯，楼梯拐角堆着邻居家的旧鞋柜和腌菜坛子。我跟老公周建平分床睡，到今天整整三年零四个月了。

刚开始分床是因为他打呼噜。那呼噜声像电钻打墙，又像老式拖拉机爬坡，我戴上耳塞都能隔着枕头感觉到床板在震。我白天在社区服务中心上班，管着一堆杂七杂八的事情，晚上睡不好白天头昏脑胀，有回给老人办补贴填错了身份证号，让主任骂了一顿。我回家跟建平商量，说要不咱分房睡吧，他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从柜子里抱了床被子去了小房间。

那间小房间本来是儿子周瑞住的，瑞瑞考上南京的大学后一直空着，书桌上还摆着他高中时的练习册和一只缺了耳朵的皮卡丘玩偶。建平搬进去以后，那个房间的门晚上就关上了，我们两个人隔着一条不到五米长的过道，各自睡各自的觉，各自过各自的日子。

起初只是分床，后来不知道从哪天起，话也分开了。早上我起来做早饭，他已经在门口穿鞋，说一句“走了”就出门。晚上我下班买菜回来，他已经坐在沙发上看手机，看到我进门就站起来去厨房倒水，有时候说一句“今天菜挺新鲜”，有时候什么也不说。我们像合租的房客，共用一套水电煤气，厨房灶台上摆着两口锅，一口是他的，一口是我的。

儿子瑞瑞偶尔打电话回来，视频那头喊“爸呢”，我把手机递给建平，他接过来说几句“钱够不够花”“天冷加衣服”，然后又还给我。挂了电话，屋里又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冰箱压缩机的嗡嗡声和水管里水流淌的声音。

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夜里出门溜达的。

最开始是睡不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白天那些琐碎事——谁家漏水来找社区调解，门口快递柜又坏了，三楼张阿姨家的狗在楼道里拉屎。越想越清醒，越清醒越烦躁，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一道细长的裂纹，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到了一点多实在熬不住，我爬起来穿上外套，轻手轻脚开门下楼。

那是我第一次夜里出去。小区里黑乎乎的，路灯有几盏坏了没人修，地上坑坑洼洼的影子。我沿着小区围墙走了一圈，看到门卫老李在值班室里打瞌睡，电视开着，放着无声的戏曲频道。出了小区大门往右拐，是一条两边种着梧桐树的小马路，白天车来车往，夜里空空荡荡，只有偶尔一辆出租车慢悠悠地滑过去。梧桐叶在风里沙沙响，踩在脚下咯吱咯吱的。

我走到街角那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买了一瓶水，坐在门口的塑料凳上喝。店员是个年轻小伙子，戴着鸭舌帽，也不跟我说话，低头刷手机。坐了一会儿，我又沿着原路走回去，上楼，开门，过道里静悄悄的，建平那屋门缝底下透出一线光，他也没睡着。我回到自己床上躺下，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像被夜风吹散了一些，慢慢就睡着了。

从那以后这就成了习惯。每天晚上十一点多，等建平关了电视进屋，我再等上半个钟头，然后起来换衣服出门。我走的路越来越远，从小区周边走到隔壁的街坊，走到以前瑞瑞上过的小学门口，走到我和建平刚结婚时租住过的那个老弄堂。那时候我们住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亭子间，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缩在被窝里不敢伸脚，但两个人挤在一起，半夜翻身都能碰到对方的后背，呼出的热气喷在脖子上，痒痒的，暖暖的。

弄堂口那家生煎店早拆了，现在是个卖奶茶的铺子，夜里关门落锁，卷帘门上喷着花花绿绿的涂鸦。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想起刚结婚那年冬天，建平下了夜班回来，从怀里掏出一纸袋生煎，还是热的，底子煎得焦黄，咬一口汤汁烫了舌头，他嘿嘿笑着递给我一杯豆浆。我问他怎么不买两杯，他说喝过了，我不信，硬让他喝了一口我的，两个人你一口我一口，站在弄堂的风口里，冷得直跺脚，心里头却热乎乎的。

那些日子现在想起来像上辈子的事。我跟建平有多久没一起吃过早饭了？有多久没面对面坐下来，什么都不干就说说话？想不起来了。日子像流水一样淌过去，把那些细碎的温情都磨平了冲走了，剩下两个人在同一套房子里各过各的。

夜里出门溜达，我碰到过各种各样的人。有回在苏州河边的步道上，看见一个穿校服的女孩蹲在栏杆下面哭，书包扔在地上，拉链开着，露出半本皱巴巴的练习册。我走过去没敢惊动她，远远站了一会儿，后来她自己站起来擦擦眼泪走了。还有一回在菜市场后面的垃圾站旁边，看见一个老头在翻纸板箱，背驼得像一张弓，手电筒的光在黑暗里一晃一晃的。我转身去便利店买了两个热包子放在垃圾站台子上，走远了回头看一眼，他正拿起包子往嘴里送。

这些人这些事让我觉得夜里不光我一个人醒着。这个城市有那么多人在黑暗里藏着各自的心事，有人哭，有人饿，有人睡不着，有人活了一辈子到老了还要半夜翻垃圾。我这点失眠算什么呢？

但失眠还是失眠。有天晚上我走到离家三站路远的那个街心公园，坐在秋千上晃荡。秋千的铁链子生锈了，一晃就吱呀吱呀响。那会儿大概凌晨两点多，公园里一个人都没有，几棵老槐树的影子被月光拉得长长的，在地上摇来摇去。我忽然想起上个月单位体检，报告上写着“轻度焦虑状态，建议心理科就诊”，我没当回事，把报告塞进抽屉里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听见有人叫我名字。

“美娟？是林美娟伐？”

我吓了一跳，从秋千上站起来，看见公园长椅上坐着一个人影，模模糊糊的，穿着深色外套，头发花白。走近了才认出来，是住在我们家楼下的赵阿姨，六十二岁，老伴前年走的，儿子在国外，一个人住。

“赵阿姨，你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我问。

她招招手让我过去坐。长椅旁边的石桌上放着半瓶矿泉水和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个橘子。赵阿姨递给我一个橘子，说睡不着出来透透气，这公园晚上安静，比在家里躺着强。

我俩坐在那儿剥橘子，橘子皮在月光下泛着油亮的光。赵阿姨说她老伴在的时候也打呼噜，打得整栋楼都能听见，她嫌吵跟他分床睡了十多年。老伴走那天晚上，她坐在殡仪馆的椅子上，忽然觉得耳朵里空荡荡的，那种熟悉的呼噜声再也听不见了，她哭得差点晕过去。

“美娟啊，”赵阿姨说，“我当年嫌他吵，现在想听他吵都听不着了。你说人是不是贱骨头？”

我没接话，橘子瓣塞进嘴里，酸得眼泪差点下来。

那天晚上回去，我路过建平房门口，听见里面传来均匀的呼吸声，还夹杂着断断续续的呼噜。我站了一会儿，没推门，回了自己屋。

日子照旧过。白天上班，晚上溜达。我跟建平之间还是那副不咸不淡的样子，但有些事情悄悄变了。比方说，我晚上出门的时候，发现厨房灶台上会放着一杯温水，杯底压着一张便签纸，写着“外面冷”两个字，建平的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又比方说，我溜达回来轻手轻脚开门，过道里那盏感应灯原本坏了没人修，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换了个新的，人一走过就亮堂堂的，不用摸黑换鞋。

我假装没注意这些，建平也不提，我们就这么默契地维持着表面上的平静。

直到上个月，出事了。

那天下午我请假去银行办点事，回来路上经过建平单位门口，想着他快下班了，就站在马路对面等了一会儿。他的单位是家做印刷的小厂，这几年生意不好，厂里就剩七八个人。我看见建平从厂门出来，身边跟着一个女人，四十来岁，卷头发，穿一件红毛衣，俩人边走边说，那女人伸手在建平胳膊上拍了一下，建平笑着往后躲了一下。

我当时站在马路对面，手里的银行回执单被我攥成了一个团。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酸的涩的都有，像吞了一口没熟透的柿子。我转身走了，没过去打招呼。

那天晚上我没出门。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那条裂缝，脑子里一遍一遍过那个画面——红毛衣的手拍在建平胳膊上，建平笑着往后躲。我们结婚二十三年了，他多久没对我那么笑过了？我想不起来。他的笑好像都在年轻时候用完了，剩下这些年全是一张木木的脸，早上说“走了”，晚上说“回来了”，吃什么菜都说“随便”，看电视永远停在体育频道。

夜里十一点多，我听见建平那屋门开了，他去了趟卫生间，又回去了。我等了一会儿，起来走到他门口，犹豫了半天，抬手敲了两下。

里头没声音。我又敲了两下。

“建平，你睡了没？”

过了几秒钟，里头说：“没呢，咋了？”

“我睡不着，咱俩说说话行不行？”

里头沉默了好一阵，然后听见他掀被子下床，拖鞋啪嗒啪嗒走到门边，门开了。他穿着那件洗得领口变形的旧睡衣，头发乱糟糟的，眼睛下面青黑一片，看着比实际年龄老了好几岁。

“进来说吧。”他侧了侧身。

我走进去，屋里一股他的味道，混着枕头上的汗味和搽脸油的淡淡香气。书桌上还是瑞瑞那些旧东西，旁边多了一只建平的搪瓷茶杯，杯底积着一圈茶垢。床是单人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有个浅浅的凹坑。

我在床沿坐下，他站在窗前，背对着我。

“建平，”我说，“咱们这样下去，还叫过日子吗？”

他没回头，肩膀动了一下。

“你什么意思？”他问。

“咱俩一天到晚说不上十句话，各睡各的，各吃各的，跟搭伙过日子有什么区别？我今天在你单位门口看见你跟一个女人……”

我话没说完，他猛地转过身来，脸涨得通红。

“你说什么？你跟踪我？”

“我没跟踪，我办事路过看见的。”

“那是厂里的会计，刘姐，人家问我下个月纸张采购的事！”他声音提高了，“林美娟，你脑子里想什么呢？”

“我想什么？”我也站起来，“我什么都没想，我就想问你还拿我当不当你老婆？咱俩多久没一起吃过一顿囫囵饭了？你多久没正眼看过我了？你晚上关门睡觉，我在过道里走路都怕吵着你，我像个贼一样在自己家里过日子！”

我说着说着嗓子就哑了，眼泪哗哗往下淌。二十三年了，我好像头一回这么大声跟他说话。那些憋在心里的话像决了堤一样往外涌，我说他打呼噜吵得我睡不着，我说他从来不跟我聊单位的事，我说儿子走了之后这个家像个空壳子，我说我每天晚上出去溜达因为那个家里闷得喘不过气。

建平站在那儿听，脸上的红慢慢褪了，变成一种灰白。他嘴唇抖了抖，想说什么又咽回去，转身从书桌抽屉里摸出一盒烟，抽出一根点上。他以前不抽烟的，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抽的烟。

他抽了半根，才开口说话，声音很低，像从嗓子眼挤出来的。

“美娟，你以为我不想好好过吗？”

他跟我说，印刷厂今年年底可能要关门，老板已经在找下家了，他们这些人过了年就要自谋出路。他五十二了，没有别的本事，只会摆弄那些印刷机器，出去找工作谁要他？这些话他一直压在心里没说，因为说了怕我担心，怕我跟他一块儿愁。

“你说我不跟你说话，”他吸了口烟，“我说啥？说厂子快黄了我快下岗了？说咱俩儿子在南京谈了个女朋友，以后结婚买房要钱我拿不出来？这些话我说出来能咋样？你跟着我一块儿发愁？”

我愣住了。瑞瑞有女朋友了？这事儿我都不知道。

“还有你那体检报告，”建平掐灭了烟，“我看到了。轻度焦虑，你知不知道我看着这几个字心里啥滋味？我想着你天天晚上往外跑，我不敢拦你，我知道你心里憋得慌。我只能在厨房给你倒杯水，换个灯泡，别的我还能干啥？我就是个没用的老头子。”

他说着说着声音也抖了。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我这才发现他头顶的头发比去年少了好大一片，后脑勺都露头皮了。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伸手拉住他的手。那只手粗糙干燥，指节上有常年搬弄纸张留下的薄茧。他反手握住我的手，握得很紧，像怕我跑了似的。

我俩就那么坐着，谁也没再说话。单人床挤着两个人，肩膀挨着肩膀，跟二十多年前在亭子间里一模一样。我靠在他肩上，闻到他身上烟味混着旧衣服的味道，眼泪又下来了，但心里头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开了。

那天晚上我睡在了小房间的单人床上，建平挤在边上，两个人侧着身，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但能感觉到对方的体温。

从那以后，我跟建平之间慢慢变了样。

他没再关着门睡觉，门半掩着，半夜我听见他那边的动静，翻个身或者咳嗽两声。我也不天天晚上出去溜达了，有时候躺在床上睡不着，就爬起来走到他门口，他要是也没睡，我们就隔着门说两句废话——“明天买菜吗？”“买条鱼吧。”“行。”

有天晚上我又出门了，但不是因为失眠。建平加了个夜班，说厂里赶一批活，他得盯着，十一点多才下班。我算了算时间，穿了外套下楼，走到小区门口等他。夜里的风吹得梧桐叶哗哗响，我站在路灯底下，看见远远的有个人影骑着自行车过来，车筐里好像放着什么东西。

走近了是建平，他骑的还是那辆旧凤凰，车筐里放着一袋热乎乎的糖炒栗子。他看见我，刹车停下来，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路过那家老店，闻到香味了，想着你爱吃。”

我接过来，栗子还是烫的，纸袋外面渗出一圈油渍。我俩推着自行车并排走，梧桐叶在脚下沙沙响。我剥了个栗子塞进他嘴里，他嚼了两下说甜，我剥了个塞自己嘴里，确实甜，又糯又香。

“以后别老一个人半夜往外跑了。”建平推着车，眼睛看着前面的路，“我陪你溜达。”

“你不是打呼噜吵我嘛，”我说，“等你把呼噜治好了再说。”

他嘿嘿笑了两声，那笑声让我想起亭子间里那个揣着生煎包回来的年轻人。

后来我真的带他去看了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说他睡眠呼吸暂停挺严重的，得用呼吸机。建平嫌丢人，说什么也不肯戴那个面罩，我跟他吵了一架，最后他拗不过我，还是买了。第一晚戴着睡觉的时候他憋得慌，翻来覆去折腾到半夜，我坐在旁边守着，隔一会儿问他难受不难受，他嗯一声表示还行。

过了几天适应了，呼噜声真就小了。我夜里终于能睡个整觉，但奇怪的是，有时候半夜忽然醒过来，听不见隔壁的呼噜声，心里反而空落落的。我悄悄爬起来走过去看，见他侧着身睡，呼吸平稳，那个白色的面罩扣在脸上，像太空人一样。我看了会儿，帮他掖了掖被角，回去继续睡。

上周六晚上，建平下班早，买了一条鲈鱼和一把小青菜回来。他在厨房里忙活，我坐在客厅择菜，电视开着，放着本地新闻。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茶几上一只剥了一半的橘子上，橘子皮被建平剥成了一朵花的样子，是他跟赵阿姨学的。

吃饭的时候，他把鱼肚子那块最嫩的肉夹到我碗里。我说你吃，他说你瘦了多吃点。我低头扒饭，眼泪滴进碗里，跟米饭搅在一块，咸咸的。

吃完饭他洗碗，我擦桌子。厨房水龙头哗哗响着，我靠在门框上看着他微微驼背的背影，忽然说：“建平，咱俩以后每天晚上吃完饭出来走走吧，别等到半夜了。”

他关了水龙头，回头看了我一眼，笑了。

“行啊，那你去跟赵阿姨说一声，不然她天天晚上在公园等你，等不着该着急了。”

我也笑了。窗外的梧桐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飘飘悠悠落下来，有几片贴在纱窗上，像金色的手掌。

从那天开始，我们每晚七点半出门溜达。沿着苏州河边的步道走，从西康路桥走到江宁路桥再走回来，正好四十分钟。路上碰到遛狗的邻居，碰到跳广场舞的大妈队伍从身边经过，音乐声震天响。碰到赵阿姨拿着蒲扇坐在公园长椅上，旁边石桌上照例放着一袋橘子。

赵阿姨看见我俩一块儿来，眯着眼笑，递过来两个橘子说：“这才像两口子嘛。”

我跟建平在长椅上坐了一会儿，秋风吹过来，带着河水淡淡的腥气和桂花香。远处桥上亮起一串灯，倒映在水里，碎碎的、晃悠悠的，像掉进河里的星星。

回家的路上，建平忽然伸手牵住了我的手。他的手还是那么粗糙干燥，但手心是热的。我们俩就这么牵着手走，梧桐叶在头顶沙沙响，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交叠在一起。

走到楼下要上楼了，建平松开手去掏钥匙。我站在楼梯口，看着老旧的楼道，看着墙角邻居堆的鞋柜和腌菜坛子，看着墙上那些剥落的水泥和歪歪扭扭的小广告，这个地方我住了二十年，从来没觉得它这么顺眼。

上楼的时候我走在前面，建平跟在后面，他的脚步声沉沉的，一步一个台阶。走到四楼拐角，我停下来等他，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点疑惑。

我说：“没事，你走慢点，我等你。”

他哦了一声，加快两步走上来，跟我并肩。五楼那盏新换的感应灯亮了，暖黄色的光照着家门口那块旧的蹭脚垫，垫子上印着“欢迎回家”四个字，字迹都磨得快看不清了，但还在那儿。

进了门，我换鞋，他换鞋。厨房水壶里的水是出门前烧的，这会儿正好温着。我倒了两杯，一杯端给他，一杯自己捧着，靠在沙发上看电视。他把电视调到新闻频道，但没有像以前那样盯着不放，而是靠在沙发另一头，茶杯捧在手里，时不时看我一眼。

夜里十点多，他先去洗漱，然后站在小房间门口问我：“今天还睡那边？”

我说：“你呼噜声小了，我试试。”

他把被子抱回大房间，拍了拍枕头，自己先躺下了。我洗漱完进屋，关了灯，黑暗里听见他的呼吸声，平缓均匀，偶尔有一两声轻微的呼噜，但不像以前那么震天响了。

我翻了个身面朝他，他也翻了个身面朝我，黑暗中看不清表情，但能感觉到他的目光。

“美娟，”他轻声说，“以前对不住你。”

我说：“睡吧，明天还要早起。”

他嗯了一声，伸手过来握了握我的手，然后松开，翻回身去。我闭着眼，听着他的呼吸，慢慢也睡着了，一夜无梦，睡得踏实。

早上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照进窗户了，建平不在床上，厨房里传来油锅滋滋的声音和葱花爆锅的香味。我穿上拖鞋走过去，看见他系着围裙在煎荷包蛋，灶台上摆着两碗粥，一碟酱瓜，还有半根油条。

他回头看见我，说：“快刷牙洗脸，粥要凉了。”

我站在厨房门口，阳光打在他后背上，照得他白头发亮晶晶的。昨晚上他说“对不住你”那句话还在我耳朵边转，我忽然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对得住对不住的，二十多年的夫妻，磕磕绊绊走过来，谁没辜负过谁？重要的是到了这个岁数，还愿意把被子抱回来，还愿意早起煎两个荷包蛋。

我应了一声，转身去卫生间。路过那只皮卡丘玩偶的时候，我顺手把它耳朵上沾的灰擦了擦，放正了。

刷完牙出来，我俩面对面坐着喝粥，他把自己碗里的蛋黄拨到我碗里，说他胆固醇高不能多吃。我吃了一口煎蛋，底子煎得焦黄，跟当年弄堂口生煎店的底子一样脆。

窗户外面，梧桐叶还在往下落，风把一片金色的叶子吹进来，落在窗台上。我放下筷子伸手去捡，建平说别捡了，让它在那儿吧，好看。

我就没捡。

那片叶子在窗台上待了一整天，阳光照着它，叶脉清清楚楚，像一张缩小了的地图。夜里我洗完碗去关窗户，看见它还躺在那儿，就把它拿进来，夹在了茶几下面那本旧台历里。

台历翻到十一月了，再翻两页就是新的一年。我合上台历，建平在客厅喊我：“美娟，今晚还出门不？”

我说：“出，你等我穿个外套。”

他站在门口换鞋，弯着腰系鞋带，后脑勺那一片白发在灯光下显得特别明显。我走过去帮他把领子翻好，他说走吧，拉开门，楼道里的感应灯应声而亮。

我们俩一前一后下了楼，夜风迎面扑来，带着深秋的凉意和远处人家窗口飘出的饭菜香。小区里路灯修好了，亮堂堂的，老李在门卫室泡茶，看见我们点点头。出了大门往右拐，梧桐叶在脚下沙沙响，苏州河的水在月光下泛着银色的波纹。

建平走在我左边，伸手牵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心干燥温暖，握着我的力气不大不小，像握着一件用惯了的老物件。

我们就这么走着，什么话也没说。桥上的灯倒映在水里，一晃一晃的，星星在头顶，远的近的，明的暗的，密密匝匝铺满了整个夜空。

以前我夜里一个人溜达，觉得这城市大得没边没沿，黑得没着没落。现在两个人一块儿走，路还是那条路，灯还是那些灯，但怎么走都不觉得长了，怎么黑都觉得亮堂。

过桥的时候，建平忽然停下来说：“明天早上想吃什么？我起早去买。”

我想了想说：“生煎吧。”

他笑了：“那得跑老远，原来弄堂口那家早没了。”

“我知道，”我说，“咱俩一块儿去，找找别家。”

他说行，拉着我继续往前走。夜风吹过来，吹乱了我的头发，我伸手拢了拢，余光瞥见他偷偷看了我一眼，嘴角带着一点笑。

我没拆穿他，由着他看。都四十六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桥下的水静静流着，两岸的万家灯火倒映在水里，碎成一河的光。我攥紧了他的手，他也攥紧了我的。

日子还长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