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英国人拍下上海城乡百姓的日常，127年前的真实影像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上海公共租界。

一台木制相机架在南京路某处街角，遮光布下，五十八岁的英国工程师大卫·马尔·亨德森将头埋进取景器，调整着焦距。

他的手指因多年绘制灯塔图纸而异常稳定。

快门落下时，镜头捕捉到的并非外滩的洋行大楼，也非跑马场的草坪——而是一个正蹲在路边方桌前喝粥的中年男子。

此人一手端着瓷碗，一手攥着筷子，斜着眼睛望向镜头。

桌面上摆着好几只碗碟，米饭、小菜，看上去颇为丰盛。

亨德森后来在照片的原始注释中，将这种情景称为中国人的“粥时间”。

一

亨德森来到上海，已是第二十九个年头。

1869年，这位在伯明翰女王学院修完工程的苏格兰人抵达中国，受聘于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署。

两年后，他被任命为总营造师——也就是总工程师。

此后的近三十年里，他的主要职责是设计、建造和维护中国沿海的灯塔网络。

从北方的渤海到南方的南海，他主持建造了三十四座灯塔，改良了十处原有航标。

花鸟灯塔、横澜灯塔，这些至今仍在指引航船的建筑，图纸出自他手。

但这个为万里海疆绘制航标的人，在1898年的某个时刻，将镜头转向了陆地。

转向了他生活了近三十年的这座城市里，那些与他毫无交集的人。

二

亨德森的第一张照片，对准了一座公堂。

官员端坐于大堂正中，身着补服，面色肃穆。

原告与被告双双跪在堂下，低头接受质询。

两人中间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听审”二字。

官员两侧各立一名亲兵，手持棍棒，是官员的护卫。

堂上的光线从高窗斜射进来，照在青砖地面上，将跪着的人影拉得很长。

这是1898年上海地方衙门的日常。

这一年，公共租界的华人人口已达二十四万余人，法租界与华界的人口也在急剧膨胀。

大量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的移民涌入这座城市，寻找生计。

人口的激增带来了纠纷的激增——土地、债务、斗殴、契约，每日都有新的案子递上公堂。

跪在堂下的那些人，或许是为了三尺地界，或许是为了一笔赊账，又或许只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

亨德森的镜头没有追问答案。

他只是记录下这个瞬间——一个五十八岁的英国人，透过取景器，看着两个素不相识的中国人跪在陌生的官员面前。

三

走出衙门，亨德森将相机架在了街边。

一个挑着担子的剃头匠正在给客人理发。

剃头挑子一头是烧水的炉灶，一头是工具箱，这是流动剃头匠的标准装备。

客人坐在一条矮凳上，围布披到肩头，笑得很开心——旁边有个孩子正在逗他。

剃头匠手中的剃刀在阳光下闪了一下，几缕头发落在地上。

不远处，三个小男孩并排坐在一条长板凳上。

面对这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和他面前那个黑黢黢的奇怪机器，三个孩子的反应截然不同：一个睁大了眼睛，满是好奇；一个往后缩了缩身子，脸上带着惊恐；还有一个，面无表情地看着镜头，镇定得不像个孩子。

一个稍大的男孩站在后面的石台上，也在看。

他们的发型很有意思——前额剃得光光的，脑后留着细细的一条辫子，垂在肩膀上。

那是大清国每一个男性子民从出生起就必须保留的发式。

街头的小吃摊前，几个孩子围成一圈。

摊主是个老头，戴着一顶软檐帽。

锅里冒着热气，孩子们伸着脖子等。

其中一个小孩大概玩热了，把棉袄脱下来抱在怀里。

一百二十七年后再看这顶帽子，样式竟与今日无甚差别。

亨德森一定在街头站了很久。

他的相机捕捉到了这些瞬间——剃刀划过发丝，孩子的表情变化，锅里冒起的热气。

这些画面与他在海关工程师办公室绘制的那些精密图纸截然不同。

图纸上每一根线条都有其功能，而镜头里的每一张脸，都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普通一刻。

四

亨德森的镜头继续向西，进入了城市的边缘地带。

一个乞丐出现在画面中。

他肩上挑着一根扁担，一头挂着一只空箩筐，另一头——箩筐里坐着一个孩子。

扁担微微弯着，两头的重量明显不均，说明这不是摆拍。

乞丐穿着破烂的衣衫，手里举着一只笸箩，伸向摄影师的方向。

箩筐里的孩子探出脑袋，望着镜头。

1898年的上海，乞丐随处可见。

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找不到工作的人只能在街头乞讨。

他们住在用芦苇和竹片搭成的窝棚里，被称作“滚地龙”。

大人和孩子都蓬头垢面，衣衫褴褛。

亨德森在取景器里看到的这个乞丐，不过是成千上万这样的人中的一个。

但那个坐在箩筐里的孩子——那个探出脑袋望向镜头的孩子——让这张照片与其他乞丐的照片有了区别。

亨德森按下了快门。

他可能不知道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会不会长大，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走出那只箩筐。

五

在一条巷子口，亨德森遇到了一家木栈。

两名男子正站在一根巨大的圆木两侧，手持一把大锯，一来一往地将圆木锯成木板。

这是极累的体力活——拉锯需要全身的力量，更需要两人之间的默契配合。

其中一人的裤子上破了一个大洞。

亨德森的原始注释中提到了这一点。

一个破洞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人买不起一条新裤子，意味着他的收入仅够糊口，意味着这门需要经验、需要体力的手艺，并未给他带来体面的生活。

亨德森在海关的薪水是多少，史料没有记载。

但他在上海涌泉路（今南京西路）建造了自己的住宅，命名为“马尔公馆”。

宅前有花园，养着狗，家中雇有仆人。

他还在上海网球俱乐部打球，照片中他手持球拍，站在俱乐部的草地上。

而此刻他镜头里的这两个木匠，正在为锯开一根圆木而汗流浃背，裤子上的破洞在午后的阳光下一览无余。

这座城市就是这样——亨德森住在涌泉路的洋房里打网球，而几百米外，有人正为了一碗粥在街边蹲着，有人正为了锯开一根木头而耗尽力气。

六

亨德森走出了城区。

在靠近浦东的江面上，几艘小舢板漂浮在水上。

舢板后方有一条长而窄的木桥，有行人正在上面通行。

远处的浦东岸线上，已经可以看到酒店、仓库和一座工厂的烟囱。

浦东在这一时期正在发生变化。

1862年和1865年，洋商在浦东设立了祥生船厂和耶松船厂，并修建了仓栈等设施。

到1866年，浦东已有了十一座码头。

码头上，两名工人正在劳作。

他们穿着短褂，裤腿卷到膝盖以上，赤脚踩在码头的木板上。

远处工厂的烟囱冒着黑烟，与近处小舢板上的船帆形成了奇异的对比——一边是工业时代的滚滚浓烟，一边是延续了千百年的木船与风帆。

1898年的上海，正处在这两种时代的夹缝之中。

一座工厂附近的墓地里，坟墓整齐排列，像一排排小房子。

每座坟的屋山位置都镶嵌着墓碑。

几名女子沿着墓间的小径前往工厂上班。

一根烟囱正冒着滚滚黑烟。

生者与死者之间，只隔着一排排低矮的坟包。

工人们每天穿过墓地走向工厂，从死者的身边经过，走进冒着黑烟的车间。

这一幕如果放在亨德森的故乡苏格兰，大概会被视为某种哥特式小说的场景。

但在1898年的上海，这只是普通的一天。

七

在城乡接合部的一间茅草屋前，亨德森又架起了相机。

几个乡村百姓蹲在茅屋前吃粥。

他们使用的碗很小，不像北方人用的碗那么大而气派。

亨德森的原始注释中说，前排最右边的男子在“炫耀自己的长指甲”——后来的研究者指出，这显然是基于西方人成见下的过分解读。

一个中国人留着长指甲，原因可能很简单：他不需要从事体力劳动，或者他单纯就是懒得剪。

但在一个英国工程师的眼中，这个细节被赋予了某种“东方主义”的色彩。

亨德森在华近三十年，设计建造了数十座灯塔，绘制了无数张工程图纸。

他对中国沿海的礁石、洋流、季风了如指掌，但他对眼前这些蹲在茅屋前喝粥的人，了解得并不比一个刚到上海的传教士更多。

他能准确计算出一座灯塔的透镜曲率，能设计出抵御台风的塔身结构，但他不知道这个留着长指甲的人为什么留着长指甲。

工程师的精确与人类学的无知，在1898年的这个瞬间，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

八

苏州河上，一条小木船正载着人进城。

船很小，上面却挤了十多个人。

两名妇女坐在最前面的船头位置。

船尾的艄公用竹篙撑着水底，船在浑浊的河水中缓缓前行。

两岸是低矮的民居和零星的农田。

这些乘船进城的人，有的背着包袱，有的挑着担子，有的怀里抱着孩子。

他们是来自苏州河上游乡村的百姓，沿着水路进入上海——这个在1898年已经吸引了二十四万华人定居的“冒险家乐园”。

亨德森站在岸边，看着这条小船从镜头前经过。

他可能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进城之后能找到什么活计。

他只知道，这是1898年，这是他来到上海的第二十九个年头，这是他最后一次用相机记录这座城市。

九

1898年，亨德森从中国海关退休。

这位在海关服务了近三十年的总工程师，终于要回到英格兰了。

他整理行装的时候，那些照片——那些他在1898年拍摄的上海城乡影像——被收进了行囊。

照片里有跪在公堂上的原告与被告，有坐在街边喝粥的中年男子，有挑着担子的剃头匠，有三个表情各异的小男孩，有围着小吃摊等待的孩子，有挑着孩子乞讨的乞丐，有裤子破了大洞的木匠，有浦东码头的工人，有穿过墓地去上班的女子，有蹲在茅屋前喝粥的乡民，有挤在苏州河小船上进城的百姓。

这些人和亨德森之间，隔着语言、肤色、阶级、职业的巨大鸿沟。

亨德森住在涌泉路的马尔公馆里，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住在“滚地龙”里。

亨德森在上海网球俱乐部打球，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辈子没有碰过网球拍。

亨德森设计灯塔为远洋轮船导航，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这辈子没见过大海。

但在1898年的那些瞬间里，当亨德森把脑袋埋进相机的遮光布下，当他的手指按下快门的刹那，这些鸿沟暂时消失了。

取景器里的世界是平的——官员与乞丐，富人与穷人，英国工程师与中国百姓，都被压缩在同一张底片上。

底片上的每一个人，都只是一个点，一个由银盐颗粒构成的光影。

没有身份的高低，没有贫富的差距，只有光与影的分布。

十

亨德森离开上海后，这些照片在他家的阁楼里沉睡了数十年。

直到2009年，他的曾外孙女菲莉西蒂·索默斯·伊芙在母亲家阁楼的一个潮湿角落里发现了一只纸板箱。

箱子里有数百件物品：照片、信件、技术图纸、其他文件。

其中就有亨德森在1898年拍摄的这批上海城乡影像。

2013年，这些照片在英国伦敦由布鲁姆斯伯里拍卖行拍卖，估价五百英镑。

照片中的那些人——那个坐在箩筐里的孩子，那个裤子破了大洞的木匠，那个穿过墓地去上班的女子——他们的名字没有留下来。

他们的一生，浓缩在亨德森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

亨德森于1923年9月18日在英格兰东萨塞克斯郡的霍夫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他死后十一年，花鸟灯塔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他设计的那些灯塔，至今仍在指引航船。

而他拍摄的那些照片，则让一百二十七年后的我们，看到了那个坐在街边喝粥的人，那个挑着孩子乞讨的人，那个在木栈前拉锯的人。

他们早已不在人世。

但亨德森的底片把他们留了下来。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上海。

一个英国人收起相机，离开了街角。

他身后，喝粥的人继续喝粥，剃头匠继续剃头，孩子们继续围着小吃摊等待。

没有人知道这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拍下了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一百二十七年后的某一天，会有人翻出这些照片，透过发黄的银盐颗粒，与他们对视。

亨德森的镜头早已冷却。

但取景框里的那个世界，还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