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请了个月嫂姑娘，发工资时她问我：我可以和你同居不

85年请了个月嫂姑娘，发工资时她问我：我可以和你同居不

楔子

一九八五年腊月，上海杨浦区一间十二平米的亭子间里，我把用信封装好的三个月工钱递给她，信封鼓鼓囊囊的，边角被我的手指捏出了汗印。她接过来没数，低头看着信封口折进去的那一道痕，看了很久。然后她抬起头，刘海底下那双黑眼睛直直地撞过来，问了我一句话，我手里的搪瓷缸“咣”一声掉在了地上。

第一章 亭子间的敲门声

一九八五年秋天来得晚，十月份了还热得人心烦，弄堂里晾着的衣裳一上午就能干透。我住在杨浦区一条叫榆林路的弄堂里，房子的格局是那种老式的石库门，前楼住了王家姆妈一家三口，后楼是房东刘老太的屋子，我住三楼亭子间，只有十二个平方，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煤炉子，转身的时候胳膊肘能同时碰到三样东西。

那年我三十二岁，在附近一家棉纺厂做机修工，三班倒，有时候连着上两个夜班回来，脚底板都是木的。老婆跟我离婚之后带着闺女回了娘家，这间亭子间就我一个人住。下班回来煮一碗阳春面，卧个荷包蛋，面汤里滴两滴酱油，吃完把碗往水池里一泡，倒头就睡。日子过得像一口没滋没味的白粥，稠归稠，但就是不香。

九月底的一天夜里，我对门张家姆妈敲我的门，敲得很急，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她穿着睡衣站在门口，头发散着，一脸为难：“小陈啊，我娘家侄女来上海找活干，今晚实在没地方落脚，能不能在你这边打地铺凑合一宿？就一晚，明天我带她去找工。”

我当时迷迷糊糊的，脑子还没从上一班的白班转过来，随口就应了。张家姆妈下楼去领人，我在屋里手忙脚乱地把床上的脏衣服拢成一堆塞进脚盆里，又把煤炉上的铁锅拿开，尽量让这十二平米看着不那么像猪窝。

她进来的时候我正弯着腰往床底下塞鞋。抬头看见门框里站着个人——小姑娘，顶多二十出头，瘦瘦小小的，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底下是条灰裤子，裤脚往上卷了两折，露出一截白生生的脚踝。她手里拎着一个花布包袱，包袱打得很规整，方方正正，四角都捏出了棱。她站在门口没进来，先往屋里扫了一圈，目光从煤炉到床再到窗户，安安静静的，像在数一件一件东西。

张家姆妈在后面推了她一把：“进去呀，站着干嘛。这是小陈，隔壁的，人好得很。”又转头对我说，“她叫阿秀，刚满二十，从南通来的。能吃苦，啥活都肯干。”

阿秀冲我点了点头，声音很轻，像怕吵着谁：“陈师傅，打扰了。”

那一晚她睡在地上，我给她铺了一层旧棉被，又找了件干净工装给她当枕头。她躺下来之后就把自己团成小小的一团，背对着我，呼吸很快变均匀了，像是累极了。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条裂缝，听着外面弄堂里断断续续的猫叫，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睡着。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她已经不在地上了，棉被叠得整整齐齐摞在墙角，花布包袱放在被子上面，工装叠成豆腐块搁在包袱顶上。

桌上放着一碗粥，一只剥好的水煮蛋，粥碗底下压了张纸条，字写得歪歪扭扭：“陈师傅，粥趁热喝。我去找活了。阿秀。”

我端着那碗粥坐在床沿上喝了一口，米粒熬化了，稠稠的，上面浮着一层米油。我低头看着碗里自己的倒影，忽然觉得这间亭子间好像比平时亮了一点。

之后几天我没再见到阿秀。张家姆妈说她去码头那边的装卸队问过活，人家不要女工；又去过纱厂，厂里要熟手，她没干过，被拒了。我下班回来偶尔在楼梯上碰见张家姆妈，她总要叹口气说一句“那丫头命苦”，也不多解释。我也没多问，日子照常过，一碗阳春面一个荷包蛋，吃完洗锅上床。

到了十月中旬，有一天下午我下了白班回来，走到楼底下就听见楼上有说话的声音。张家姆妈嗓门大，正在跟谁讲着什么，时不时夹着一两句上海话和南通话混在一起的腔调。我上楼经过张家姆妈门口的时候门开着，我看见阿秀坐在她家饭桌边，手里捧着一碗茶，脸上带着那种刚哭过之后还没来得及擦干净的潮红。

张家姆妈看见我，立刻招手：“小陈小陈你过来。正好正好。”

我走进去站在门口，脚上还穿着厂里的翻毛皮鞋，鞋底带着工车间的机油味。阿秀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睛是红的，鼻尖也是红的，像冬天里被冷风吹过的萝卜。她冲我笑了一下，笑得很浅，嘴角只动了一点点。

张家姆妈拉着我的胳膊说：“阿秀明天开始去一户人家做月嫂了。主家在东边那条新工房里，三室一厅，家里刚添了孩子。就是——那家人给的工钱不高，做三个月，一个月三十五块。阿秀算了算，去掉吃饭和住的地方，剩下没几个钱。她原来在老家有个弟弟在念书，每月要寄钱回去……”

我站在那儿，翻了翻工装裤口袋。口袋里还有上个月剩的几块钱，加上这个月工资还没发，口袋里空荡荡的。我说：“张家姆妈，我能帮什么？”

张家姆妈看了阿秀一眼，阿秀低下了头。她把手里的茶碗放在桌上，碗底磕在桌面上发出轻轻一响。然后她开口了，声音还是那样轻，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陈师傅，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我在外面租房子太贵了，你那间亭子间，能不能分我一个角落？我可以睡地上，不占你地方。我每天帮你做饭洗衣裳，当抵房租。你那个煤炉子，我还能每天烧热水给你烫脚。三个月，就三个月。等我攒够了钱给弟弟寄了学费，我就搬走。”

她说完这些话之后整间屋子都安静了。张家姆妈在旁边站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装作在看墙角的蜘蛛网。我站在门口，工装裤口袋里那只空荡荡的手攥了一把，攥到了裤兜的布缝。

我看着她。她坐在饭桌边，蓝布褂子的袖口磨出了毛边，手指甲剪得很短很干净，指甲缝里还有洗衣服留下的肥皂印。她等我回答的时候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绞着膝盖上的布面，一下一下地绞，像在拧一条看不见的毛巾。

我说：“行。你明天搬过来吧。”

阿秀抬起头，那双黑眼睛亮了一下，像阴了半天的天忽然从云缝里透出一线光。她嘴唇动了动，声音有点发颤：“谢谢陈师傅。”然后她站起来，冲我鞠了一个躬，腰弯得很低，额头几乎碰到桌面。我手足无措地往后退了一步，鞋跟在门槛上磕了一下，差点仰面摔出去。

那天晚上张家姆妈送我到楼梯口，拍了拍我的后背，压低声音说：“小陈你别嫌我多事，阿秀这姑娘不容易。她爹前年走的，去年她妈也病了，家里就剩她和她弟弟。她就想在上海挣点钱，让弟弟把书念完。她住你那儿三个月，你就当家里多了个妹妹。”

我靠着楼梯扶手，看着楼下那盏昏黄的楼道灯，灯泡上落了一层灰，光晕软绵绵的。我说：“知道了姆妈。没事的。”

第二天下午阿秀搬进来了。她的花布包袱还是那个四四方方的样子，多了一个洗脸盆和一个竹壳热水瓶。她进了屋之后先把包袱放在墙角，然后蹲下来打量了一遍整个亭子间，像在丈量一块地皮。她抬头看了看床底下的空间，又看了看窗户和煤炉之间的位置，最后指着一处靠墙的空地说：“陈师傅，我睡这里行不行？不挡你走路。”

我点了头。那天晚上下班回来的时候，屋里变了样子。桌上的油瓶子被擦过了，瓶身锃亮；煤炉旁边的小铁架上多了一只搪瓷缸和一把竹勺；床头的旧报纸被收走了，换了一块洗干净的蓝布垫着；窗户被打开过，空气里煤灰味散了，飘着一股淡淡的肥皂香。她蹲在墙角收拾自己的地铺，铺了两层旧报纸垫底，上面叠着那条叠成方块的棉被，被面朝外，角角对对。

她听见我进门的声音，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刘海被风吹得有点散，她用手背拢到耳朵后面去。

那是我头一次仔细看她笑的样子。眼睛弯起来，鼻梁上有一道浅浅的褶，嘴角往上翘的时候左边比右边高了那么一点点。像春天的柳树芽，轻轻一下，没声没响的，就开了。

第二章 三个月的日子

阿秀住进来之后，我这间亭子间忽然变得像个家了。不是那种讲究的、窗明几净的家，是那种有人气儿、有烟火味、你一推门就有一股暖意扑过来的家。每天我下班回来，煤炉上的铁锅里一定煨着一锅热汤，有时候是冬瓜虾皮汤，有时候是萝卜骨头汤——骨头是菜场收摊的时候最便宜的那种脊骨，上面刮不出几两肉，但熬出来的汤是奶白色的，舀一勺浇在饭上，整个胃都舒展开了。

她做月嫂的那户人家在榆林路往东走十五分钟的一片新工房里，家里男的是造船厂的技术员，女的是纱厂的会计，刚添了个闺女，才出月子。阿秀每天一早六点半出门，下午四五点回来，有时候主家有事留她多待一会儿，就要到天黑才回。她回来的时候从不空着手，总在路上捡一两根人家扔的菜边子，或者买一毛钱的豆腐，回来往汤里一搁，又是一顿热乎的。

她话不多，但什么事都做得仔细。我放在床头的脏衣裳她拿去洗了，晾在天井的铁丝上，干了收回来叠好放在我枕头边上。煤炉里的煤灰她每天清一次，清出来的灰倒进垃圾桶里，桶盖盖得严严实实。我的搪瓷缸原来有两道磕痕，她不知道从哪找了块细砂纸把磕痕磨平了，虽然磨过的地方颜色浅了一块，但摸上去光滑了。她做这些事的时候从来不声张，我发现了去问她，她就笑笑，说“顺手的事”。

有一天下雨，我下夜班回来淋了一身，推门进屋的时候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的。阿秀已经回来了，正蹲在煤炉前面捅炉子，听见动静转过身来看见我湿透了的样子，二话没说把炉子上的热水瓶提起来倒了半盆热水，又从床底下拽出那只搪瓷脚盆摆在我面前。

“陈师傅，你先烫个脚，我去给你把衣裳烘干了。”她说完就转身去够晾衣架上的干毛巾。

我坐在床沿上把解放鞋脱下来，袜子拧得出水，脚泡在热水里的那一瞬间，整条腿上的筋都松了一下。热气从脚底板往上蒸，蒸到膝盖，蒸到腰，蒸到后脑勺，我靠着床头的墙闭上眼睛，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舒服吧？”阿秀的声音从晾衣架那边传来，带着一点藏不住的笑。

“嗯。”我应了一声，眼睛没睁开。

“你在厂里站一天，脚肯定酸。以后我每天都给你烧热水。你现在有热水瓶了，烫完脚还有剩的，明早还能刷牙。”

我睁开眼看着她。她正背对着我踮脚收衣裳，蓝布褂子被雨水打湿的贴在背上，露出薄薄一层的肩胛骨形状。她个子矮，晾衣架拉得高，她得把脚尖踮起来才能够着，够一下衣架晃一下，她又踮一下。我看了几秒钟，把视线转回脚盆里，水面浮着一层细小的热气，在我眼前腾起来又散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月底的时候阿秀拿到第一个月的月嫂工钱，三十五块，她去邮局给南通老家寄了二十块，剩下的十五块她拿回来给我看：“陈师傅，这是这个月的菜钱。你上班辛苦，饭不能省。”

我把那十五块推回去：“你自己留着。我一个大男人，吃饭花不了几个钱。”

她把钱重新推过来，手按在钞票上，仰脸看着我说：“你让我住在你这儿，不收我房钱，每天还吃你煤炉子烧的饭。你要是不收菜钱，我明天就不做饭了，天天啃冷馒头。”她说话的时候表情认真得很，眼睛一眨不眨的。

我看着她，忽然笑了，笑得肩膀抖了一下。她大概被我的笑弄得有点莫名其妙，脸微微红了，但手还压在那十五块钱上不肯松。我说：“行。你管账。我工资发了也交给你。”

“真的？”她眼睛亮起来。

“真的。我每个月工资发四十二块五，交给你四十块。你管饭管煤管油盐酱醋，剩下的你存着。”

她从那天起就真管了。我的工资本来是每月发到手里往抽屉里一扔，要用钱就从里头掏，月底剩下的几块就去街口买二两猪头肉打牙祭。现在她把钱收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信封上用铅笔写着“菜”和“存”两个字，每次花钱都记一笔，记在小本子上，哪个菜几分钱、哪根葱几厘钱，一笔一画工工整整，比我厂里的检修记录还细致。

到了第二个月中旬，有一件事让我心里头动了一下。那天我中班回来比平时早，大概是下午三点多，推门进屋的时候阿秀正在床上趴着写字——她的地铺上叠着被子，她就趴在被子上面，枕着胳膊，另一只手捏着铅笔在小本子上写。她写得入神，没听见我开门。我站在门口看了她一眼，她侧着身子，蓝布褂子边角往上翻了一小截，露出一圈灰白色的秋衣。

她写了一会儿停下来，用铅笔头戳了戳自己的腮帮子，像是在想下一句怎么写。然后她又在纸上写了几行，写完之后把本子合上，翻了个身仰面躺着，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嘴唇轻轻地动了动，像在念自己刚写的什么话。

我退了一步，把门先关上了，然后重新敲了一下：“阿秀，我回来了。”

里面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然后她的声音传来：“哎，陈师傅，今天怎么这么早？”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她已经坐在床沿上了，小本子收进了花布包袱里，脸上有点慌，但看见我进来又笑了起来：“正好，我今天买了条鲫鱼，养在脸盆里了，晚上给你做鲫鱼豆腐汤。”

我看着她蹲在脸盆旁边捞鲫鱼，鱼尾巴啪地打了她一脸水，她“呀”了一声往后躲，伸手擦脸上的水珠，笑得前仰后合。那一刻我站在门边靠着墙，忽然觉得这间十二平米的亭子间大得不像话，大得能装下一整条弄堂的阳光。

第二个月月底发了工资，我照例把四十块交到她手上。她接过去放进牛皮纸信封里，然后低头翻了翻她那个小本子，翻到最后一页，把本子转过来给我看。本子上写着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但写得很用力：“陈师傅，这个月菜钱用了十二块三，煤用了三块六，还有针线肥皂什么的用了两块一。总共十八块，存了二十二。你现在一共有四十块五的存款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很小的得意，像小孩子考试得了满分回来给大人看卷子。我接过本子看了看那行字，又看了看她。她正仰着脸等我的反应，嘴角抿着一点笑，眼睛里亮晶晶的。

我说：“存得不少了。”

“嗯。”她点头，“再攒几个月，你就能买一台收音机了。你不是说你晚上睡不着想听评书吗？”

我愣了一下。我好像只在某一次吃饭的时候随口提了一句“要是有一台收音机就好了，晚上听听《三国演义》评书”，说完自己就忘了。她记在了小本子后面，记在了“陈师傅说过的话”那一页里。

那天晚上鲫鱼豆腐汤很鲜，鲜得我把碗底舔了两遍。阿秀坐在我对面捧着碗喝汤，热气糊了她一脸，她低头吹汤面的样子认真得像在做功课。窗外弄堂里有人拉二胡，调子断断续续的，拉到一半又从头再来。煤炉上的铁锅里咕嘟咕嘟地响，声音混在一起，热热闹闹的。

我低头看着碗里的鱼骨头，忽然觉得这种日子，如果能一直过下去就好了。

第三章 第三个月的夜

一转眼第三个月就到了。那阵子天冷得特别快，十一月底弄堂里就开始刮那种往骨头缝里钻的风，晾在天井里的衣裳不到半天就冻得硬邦邦的，收回来的时候“咔咔”响，像折纸片。阿秀每天出去做月嫂的时候多穿了一件我旧工装改小的棉背心，她说主家暖气烧得不旺，抱着孩子在屋里来回走的时候脚底板还是凉的。

十二月头那一周她回来得一天比一天晚。有一天晚上七点多才进门，天已经全黑了，她推门进来的时候整个人的脸色发白，嘴唇没有血色，额头上却一层细汗。我正蹲在煤炉前面捅火，回头看见她的样子，手里的火钳差点掉下来。

“你怎么了？”

她把花布包袱放在墙角，坐在自己的地铺上弯着腰解开棉鞋鞋带，手抖得解了几次都没解开。我走过去蹲在她面前把她鞋带解了，她的脚从鞋里抽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了——脚踝上面有一圈乌青色的勒痕，像被什么东西紧紧绑过的。

“主家今天让我背着她家孩子去卫生所打针，来回走了四趟，最后一趟回来下楼梯的时候踩空了，把脚崴了。”她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家的事，“没啥大事，明天就好了。”

我蹲在地上看着她脚踝上那圈乌青，心里头翻了一下。她每天在那户人家抱孩子、洗尿布、做饭、收拾屋子，一个月挣三十五块钱，崴了脚回来只说一句“没啥大事”。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最终只站起来说了一句：“躺着别动，我给你打热水烫脚。”

那天晚上的热水是我烧的。她坐在铺上把脚泡进盆里，泡了大约一炷香的工夫，她低头看着水面，忽然说了句话，声音很轻：“陈师傅，你对我真挺好的。”

我正背对着她在煤炉上热剩饭，手里的锅铲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翻锅里的饭粒：“你对我也好。”

她没再说什么。屋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热水盆里偶尔有水珠滴落的声音。

那之后她走路就有点瘸，但她每天还是照常出门。我跟她说主家那边请一天假养养脚，她说孩子太小，换别人带她不放心。我不再劝了，每天出门前她把花布包袱背在肩上，我看着她走到楼梯口，脚踝还肿着，步子一深一浅，她就那样一深一浅地走下去，拐过楼梯拐角不见了。

第三个月的最后一周，有一天下午我提前下了班。厂里机床出了故障提前检修，我两点多就回了弄堂。走到楼下的时候听见二楼张家姆妈在跟谁吵架，声音尖利地钻进楼梯间里。我往上走了两步，听出来张家姆妈吵架的对象是她丈夫张伯伯，两个人嗓门一个比一个高，翻来覆去都是“钱呢”“花哪去了”“你是不是又给你乡下侄子寄钱了”这几句来回转。

我快走几步上了三楼，关上门把楼下的声音隔在木板后面。阿秀还没回来，屋里空空的，只有煤炉上烧着半壶水，水开了，噗噗地顶壶盖。我把壶拎下来灌进热水瓶里，然后坐在床沿上发了会儿呆。

楼下吵架的声音渐渐小下去了。张家姆妈嗓门大但气性短，吵完了就去做饭了，油锅刺啦一声响从楼下传上来。我听见隔壁那户人家在放广播，正在播天气预报，说今夜到明天有寒潮，最低温度零下三度。

我站起来走到阿秀的地铺旁边蹲下，伸手摸了摸她铺在地上的那层旧报纸，报纸潮潮的，用手一捻就破了。她那床棉被薄得几乎没什么分量，叠起来的时候看着方方正正，展开来盖在身上怕是跟盖一层布差不多。天井里晾着她洗好的蓝布褂子和那条灰裤子，已经被风吹干了，硬邦邦地挂在铁丝上晃。

我把她的被子抱起来掂了掂，轻飘飘的。然后我打开衣柜——其实就是一个旧木箱改的，里面翻出一床多余的棉花胎，是我前妻走的时候没带走的，一直压在箱底，棉花都压扁了。我把棉花胎抱出来铺在地上，把她的薄被子搁在上面，又用手把四角按了按。铺完之后我蹲在旁边看了看，那层棉花胎虽然没有弹起来，但好歹比直接贴地砖暖和些。

傍晚六点多阿秀回来了。她进门先蹲下换鞋——脚踝已经消了肿，但动作还是不利索——然后抬头看见自己地铺上新铺的那层棉花胎，愣了愣。她抬头看我，我在桌边坐着剥花生，装作没注意她。

“陈师傅，这棉花胎……”

“箱子里翻出来的，旧了，放着也是放着。”我剥了一颗花生丢进嘴里，“你睡地上太凉了。”

她站在那儿看了那个铺了很久，然后慢慢地坐下去，用手掌压了压棉花胎的厚度。她没有说谢谢，只是低着头，手指在棉花胎上摸过来摸过去，像在摸一块从来没有摸过的布料。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站起来走到煤炉边开始做饭，切菜的时候手里的刀比平时慢了一些，一刀一刀切得很仔细，切的每一片白萝卜都厚薄一样。

吃饭的时候她忽然放下筷子，看着我说：“陈师傅，月嫂的活儿后天就满了。主家说要续，问我愿不愿意再做三个月，工钱涨到四十块。”

“那是好事。”我说，“你答应了？”

她摇了摇头：“我跟他们说我要想想。”

“为啥要想？工钱涨了，活儿你也熟了。”

她手里的筷子在碗沿上搁着，没拿起来。她看着碗里那几片白萝卜，安静了好一会儿才说：“因为我想换个活干。做月嫂太绑人了，白天夜里都不得空。我想找个能按时上下班的，晚上回来还能……还能给你做饭。”

她说最后那几个字的时候声音越说越低，最后一个“饭”字几乎含在嘴里没吐出来。我嘴里嚼着一口饭停了，半晌才咽下去。窗外风刮起来了，寒潮到了，吹得窗框咯吱咯吱响。

“阿秀，”我说，“你活儿找好了再说。工钱不着急。”

她点了一下头，把筷子拿起来重新吃饭。那天晚上她比平时多吃了半碗饭，吃完之后把碗洗得格外干净，碗底对着煤炉的灯光照了照，连一个油花都没有。

第四章 信封里的三个月

月嫂的活儿干完那天是腊月初三。阿秀把主家的钥匙还了，抱着孩子又哄了半个钟头才出来。回来的时候她身上没背花布包袱，空着两手，脸上倒比平时松快了些，像卸了一副担子。

她进屋之后先到窗台边站了一会儿，看着外面弄堂里光秃秃的梧桐树枝子在风里摇，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陈师傅，我明天去纱厂问问活。我打听过了，清花车间招临时工，不用熟手。”

“那行。”我从床头的抽屉里翻出一个信封，信封上印着棉纺厂的落款，被我揉得皱巴巴的。我从里面抽出三张十块的钞票和几张零票，数了又数，一共三十五块。这是她第三个月的工钱，主家前几天就结了，她回来就交给我了，说让我帮她存着。我连着她之前给的那十五块菜钱和自己攒的四十多块一起拿了出来，装了满满一信封。

“阿秀，这是三个月的工钱，你数数。”我把信封递给她。

她接过来的时候手指碰到信封口那道被我捏出来的折痕，停了一下。她没有打开数，把信封翻过来看了看背面，又翻回去看了看正面。然后她抬起头，刘海底下那双黑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看了大概有两三秒钟，她的嘴唇动了一下。

屋里的煤炉烧着，铁锅里煨着一锅白菜粉丝，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楼下有人在收衣裳，晾衣架的铁丝上“哗啦”一声滑过一串衣架。窗外天已经暗了，十二月的夜来得早，五点多钟就能看见对面楼顶上的烟囱里冒出灰白色的炊烟，一团一团往天上飘。

阿秀把信封放在桌上，压在她那只小本子上面。她看着我，声音比平时低，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的，像在一颗一颗地往地上摆石子：“陈师傅，你让我做月嫂把钱攒够了，三个月也到了。我不该再住你这儿了。可是——”她停了一下，那只按在信封上的手指微微蜷了蜷，“我可以和你同居不？”

煤炉上的铁锅盖子被蒸汽顶着，“咔嗒咔嗒”地跳了两下。水汽从锅盖缝隙里涌出来，白腾腾的，在我和她之间隔了一层薄薄的雾。我透过那层雾气看着她，她坐在床沿上，蓝布褂子的领口洗得起了毛边，袖口那圈磨白的地方在我眼前晃。她说完那句话之后嘴唇就抿紧了，两只手从信封上拿下来放在膝盖上，手指绞着蓝布褂子的布面，一下一下绞，和三个月前在张家姆妈饭桌上那次一模一样的动作。

我站在桌边，手里还捏着刚才剥花生的壳，花生壳的碎屑粘在我手指缝里，一粒一粒硌着皮肤。我看着她，看了很久。窗外的风把梧桐枝子吹得打在窗玻璃上，啪、啪，一声一声很规律，像谁在一下一下叩门。

“阿秀——”我开口，声音有点干，我清了清嗓子重新说，“阿秀，你住在这儿当然行。三个月到了，你再住三个月也可以。我说过，你什么时候搬都行。”

她摇了摇头。动作不大，但很坚定。

“我说的不是这个。”她说，“我说的是……”她低下头看着自己膝盖上的手指，那双手绞来绞去，蓝布面上被她捏出一圈一圈的褶，“我说的是，我想跟你过日子。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我们一起生活。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一直住在这儿，不是借住，是跟你一起住。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我可以先不告诉别人，咱们就悄悄过。等你觉得合适了再说。”

她说完这段话之后整间屋子的声音都好像被抽走了。锅盖不跳了，风也小了，楼下收衣裳的声音也没了。我站在桌边，手里那把花生壳慢慢松开手，碎壳落了一桌面。我看着阿秀，她低着头，耳尖红得像被煤炉的火燎过。她那截白生生的后脖颈露在蓝布褂子的领口外面，皮肤上起了一层细小的颗粒，是冷的，还是紧张的，我看不出来。

我拉过椅子在她对面坐下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一声响。她听见声音抬起头来看我，那双黑眼睛里有一层薄薄的水光，没掉下来，悬在眼眶边缘，亮得像一颗快要融化的冰糖。

“阿秀，”我说，“你才二十岁。我三十二了，离过婚，有一个闺女跟了她妈。我什么都没——这间亭子间十二个平方，连个像样的灶台都没有，楼下的厕所还是公用的。你跟我过日子，你能过什么好日子？”

她眨了一下眼睛，那层水光晃了晃，没有掉下来。她看着我，声音忽然变得很稳，稳得像她叠的那床棉被的角：“我从来没想过过好日子。我就想跟一个好人一起过。”

我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十二平米的亭子间里，煤炉上的菜凉了，白菜粉丝结了一层薄薄的油皮，贴在锅沿上。我伸过手去，握住她放在膝盖上的那只手。手凉凉的，指节很细，指甲剪得短短的，干净得让我舍不得用力。

她被我握住手的时候整个人轻轻一颤，像被风扫了一下的芦苇。然后她把另一只手也伸过来，盖在我的手背上，两只手叠在一起，暖着她手背上那层微凉的皮肤。

我说：“行。那就一起过。”

她笑了。那个笑和之前所有的都不一样，眼睛弯起来的时候泪珠子终于掉下来了，一颗接一颗砸在蓝布褂子的前襟上，洇开一小片深色。她抬起没被我握住的那只手，用袖子胡乱擦了一把脸，擦得鼻头更红了。她吸了吸鼻子，声音从被袖子捂着的嘴唇底下闷闷地传出来：“菜凉了，我给你热热。”

她站起来走到煤炉边把铁锅端起来晃了晃，锅里的白菜粉丝重新咕嘟开了。热气又腾腾地冒起来，把整个十二平米的亭子间填得满满当当。

我坐在桌边看着她蹲在煤炉前的背影，蓝布褂子被热气包裹着，煤炉的火光映在她侧脸上，把她耳廓那一圈照得透亮。楼下张家姆妈又开始做饭了，油锅滋啦一声，旁边那户人家的广播重新响起来，放的是邓丽君，甜腻腻的嗓音在弄堂里飘得晃晃悠悠。

我把桌上那个装着她三个月工钱的信封拿起来，翻了个面，在背面用手指把那道被我捏出的折痕抚平了，搁在桌角上。她看见我那个动作，没说话，只是在煤炉前面背对着我轻轻地笑了一下，耳尖那圈红光更深了。

窗外的风从窗缝里钻进来一丝凉意，裹着锅里的白菜汤的热气，两股气流在屋里碰了一下，搅成一团温温吞吞的温度，贴着我的脸和手背。我靠在椅背上，看着她盛饭、摆筷子、把铁锅端到桌上来。碗筷磕在桌面上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在十二平米的屋子里回荡了一圈又一圈。

第五章 同住的日子

阿秀第二天没去纱厂。她起了个大早，把我那间亭子间从里到外彻底收拾了一遍。她把煤炉搬到了门口过道里，腾出来的位置摆了张家姆妈支援的一张旧方桌；她把窗户擦得透亮，窗台上搁了一只搪瓷缸子当花瓶，里面插了两根从楼下花坛边剪的冬青枝；她把自己的花布包袱打开，把里面的几件衣裳挂进了我那只旧木箱里，箱子打开来的时候里面一半是她的蓝布褂子灰裤子，一半是我的工装和线裤，挨着挤着，混在一起。

我那天是下午班，中午起来的时候看见屋里变了个样，站在门口愣了好几秒钟。她从过道里的煤炉边探出头来，手里攥着锅铲，冲我笑：“陈师傅，你看这样行不行？桌子靠窗了，你吃饭的时候能看见天井里的树。”

我走过去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桌上放着一碗热腾腾的菜泡饭，碗边搁着一只剥好的煮鸡蛋，蛋壳整齐地码在一张草纸上。天井里那棵老榆树的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色的天空，麻雀站在树枝上歪着脑袋看我。

“行。太行了。”我说。

她笑了一下缩回煤炉边去了，锅铲碰着铁锅当当响。

那天晚上下了班回来，我路过弄堂口的小卖部，看见柜台里摆着一台红梅牌的半导体收音机，收音机顶上的天线竖得直直的，像一根手指指着天。我摸了摸了口袋里剩的那几块钱，小卖部的老周说这机器三十六块，你零存整取先付二十块拿回去听，剩下的月底再付。我把口袋里所有的钱掏出来数了数，二十块五毛，刚好够。我把五毛零钱放回口袋，把二十块拍在柜台上，抱着那台收音机回去了。

阿秀看见我把收音机抱进屋里来的时候，她正蹲在地上削莴笋皮，抬头看见那个红壳子的小机器，莴笋皮从她手里滑到了地上。她站起来在衣服上擦了擦手，小心翼翼地走过来，伸手摸了摸收音机的天线，像摸一件她只在别人家窗户里见过的东西。

“你买的？”

“嗯。”

“你哪来的钱？”

“小卖部老周说先付一半拿回来听，剩下的月底给。”我把收音机放在窗台上，调了半天频道，最后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面正在播评书，讲的是《岳飞传》。岳云抡着两柄锤子正在金兀术的军营里冲杀，说书人的嗓门洪亮，从收音机的小喇叭里喷出来，整个屋子都跟着嗡嗡震。

阿秀蹲在收音机前面听了一会儿，听得入了神，手里的莴笋皮攥成一团也没松。后来评书完了开始放歌，她又跟着轻轻哼了两句，哼到一半发现我在看她，脸一红，把莴笋皮扔进垃圾桶里，转身去煤炉边干活了。

收音机就这么成了我们亭子间里的第三个人。每天下午评书节目开始的时候，阿秀一定把煤炉的火封住，坐在窗边的凳子上听半个小时。她听得认真，脸上跟着说书人的语气变化，打胜仗的时候嘴角翘起来，打败仗的时候眉头拧着，有一次听到岳云中箭那一回她“哎呀”一声喊了出来，把我吓了一跳。她从凳子上跳下来，拍着胸口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然后又重新坐回去接着听，眼睛一眨不眨的。

同居的日子比我想象中自然得多。像往一杯温水里放了半勺糖，搅一搅就化了，喝下去没有哪儿不舒服。她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在我枕边放一把零钱让我买早点，每天晚上回来在煤炉上煨着一锅热乎的等我。我有时候下班早，路过菜场就买两块豆腐或者一把菠菜带回去，她在屋里听见我的脚步声从楼梯口传过来，推开门先探出头来看一眼我手里提了什么，然后笑起来说“今天正好缺这个”。

到了腊月中旬，有一件事让我们的日子微微晃了一下。那天阿秀回来得比平时晚了一个多钟头，进门的时候脸色不太对，手里攥着一张信纸，纸边被汗攥得潮呼呼的。她把信纸递给我看，上面是她弟弟写的，字迹潦草，大意是学校要交下学期的学杂费和书本费，一共四十七块，限期十五天内交齐，否则不予注册。

阿秀站在煤炉边，把信纸铺在桌面上抹平了，手指在“四十七块”那几个字上面来回蹭了几遍。我站在她旁边，低头看着那张纸。炉子上的水烧开了，壶盖跳着响，她没去提，我伸手把壶拎下来灌进了热水瓶里。

“还差多少？”我问。

她从抽屉里拿出那个牛皮纸信封，把里面的钱全部倒出来数了一遍。加上第三个月剩下的工钱和这十几天她做零工攒的几块，一共三十一块五。还差十五块五。

她把钱重新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第三遍数的时候手指有点抖，抖得几张毛票从桌上飘落下来，她弯腰去捡，额头差点磕在桌沿上。

我蹲下来帮她把毛票捡起来，叠好放在她手心里，然后我站起来走到衣柜前面，从最底下那层翻出一双没穿过的新解放鞋，是厂里年底发的劳保。鞋盒子外面的纸还崭新，我揭开盖子看了一眼里面的鞋，墨绿色的帆布面，白塑料底，码子正好是我的号。我把鞋盒子盖好，又从另一个抽屉里摸出一块崭新的上海牌手表——是我攒了半年买了准备春节回家看闺女时显摆一下的，戴了没几天。

“这双鞋你去门口鞋摊上卖了，新的，能卖七八块。这块表你拿去当铺当了吧，能当十几块。”我把鞋盒子和手表并排放在桌上，推到阿秀面前。

阿秀看着桌上那两样东西，看了很久。她没有伸手去碰手表，也没有去碰鞋盒子。她只是看着，嘴唇抿成了一条线，抿得发白。然后她慢慢蹲了下去，蹲在桌边，把脸埋进了自己的胳膊里。

屋里安静得很，只有煤炉上的水壶座子还留着余温，嘶嘶地响着细小的声音。我站在她旁边，手垂在身侧，不知道该怎么放。后来我慢慢蹲下来，和她并肩蹲在桌边，两个人像两棵被风雪压弯了靠在一起的草。

“手表我不要。”她的声音从胳膊里闷闷地传出来，带着鼻音，“鞋子可以卖。我自己再想想办法，去码头那边看看有没有人日结活儿。你不要把手表当了，那是你攒了大半年要回去看闺女的。”

我侧头看着她埋在胳膊里的后脑勺。她的头发又黑又密，在煤炉的余温里泛着一点暖融融的光。我伸手按了按她的后脑勺，掌心里满是她头发微凉的触感。

“闺女以后还能看，”我说，“你弟弟的学不上了不行。”

她从胳膊里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眶红了，鼻尖也红了，和上次说“我可以和你同居不”的时候一模一样。她吸了一下鼻子，伸手把桌上的手表推回到我面前：“鞋卖了就够了。手表你留着。你答应我手表别当。”

我看着她眼睛里的那层水光，点了头。她这才站起来，把鞋盒子抱在怀里，声音还有点哑：“我明天一早去鞋摊卖了就去码头问活儿。你先吃饭，我去热菜。”

她抱着鞋盒子走到过道煤炉那边去了。我站在窗边看着她弯腰把炉门打开往里面添煤，火光映在她侧脸上，把她鼻尖上那点没擦干的水痕照得亮晶晶的。窗台上那台红梅牌收音机还开着，邓丽君的声音软绵绵地淌出来，唱的是《小城故事》。

第二天傍晚我下班回来的时候，鞋盒子已经不见了。桌上放着一摞零钱，用橡皮筋捆着，旁边压着一张字条：“鞋卖了八块五，码头卸货找了一天零工挣了四块。加上之前的，够了。手表你收好了。阿秀。”

我站在桌边拿起那摞钱，橡皮筋勒得紧紧的，每一张钞票都是新的，没有折痕。她大概是把鞋卖了的钱和在码头挣的那四块散票全换成了整张的，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桌角放着一只搪瓷杯，杯子里泡着茶，还是热的。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苦的，但茶水滑进喉咙里的时候胃里暖得很。窗台上的收音机放着评书，今天讲到岳飞在朱仙镇大破金兵，说书人的声音亢奋，拍了一下醒木，“啪”的一声脆响在十二平米的屋里回荡。

我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把茶杯搁在膝盖上，听着评书，等着阿秀从码头回来。天井里的老榆树上又飞来几只麻雀，在光秃秃的枝丫上跳来跳去。

外面的风小了一些，弄堂里开始有人生炉子，青烟一缕一缕地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冒出来，汇成一层薄薄的雾气浮在屋顶上方。煤炉上的铁锅盖被顶得咔嗒响，楼下张家姆妈又在喊她家先生吃饭了，粗门大嗓的，整条弄堂都听得见。

第六章 码头的夜班

阿秀在码头卸货的活儿干了五天，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回来的时候棉袄后背上沾着灰白的面粉印子，有时候是煤渣的黑屑，拍都拍不掉。她回来之后先把手泡在热水盆里洗一洗，指甲缝里嵌着的脏东西要拿牙刷柄刮半天才能刮干净。我问她码头给多少钱一天，她说装卸队按件算，她力气小，干不过那些壮劳力，一天挣一块五到两块，但日结，不缺现钱。

“累不累？”我问她。

她把手从热水盆里提起来甩了甩，水珠溅在地面上，“不累。比抱孩子轻省多了，那些麻袋好歹不哭。”

我笑了。她也跟着笑，眼睛弯起来。她把洗完的手在棉袄上擦了擦，转身去煤炉边盛饭。那个转身的动作很快，但我注意到她左边肩膀抬起来的时候比右边慢了半拍，像是那块肌肉在发酸。我没说什么，接过她递来的饭碗低头吃饭，碗里的米粒被热气熏得软乎乎的，一口下去暖到了胃里。

第五天晚上她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包用旧报纸裹着的东西，打开来是一副线手套，手套掌心那面已经磨出了毛球，但品相还算完整。她说她在码头边上一个筐里捡的，洗干净了，留着冬天戴。她把手套举在煤炉的灯光下照了照，用手指把毛球一颗一颗捻掉，捻得很仔细，像在侍弄一件贵重东西。

“明天别去了。”我放下筷子，“码头太冷了，风口上站一天，手都要裂。”

她捻毛球的手指没停：“还有两天，弟弟的学费就攒够了。够了我就换活儿。”

“我后天发工资，四十块五，你弟弟的学费差多少我给你补上。你别去了。”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抿着嘴笑了一下，没接话。那天晚上她在煤炉边坐了很久，把那双线手套的每一个线头都捋了一遍，才整整齐齐地叠好压在她地铺的枕头底下。

腊月二十那天，码头下了雨夹雪。我下午班三点多从厂里出来的时候天灰得厉害，雨丝里裹着碎冰碴子，打在脸上生疼。我加快了步子往弄堂方向赶，走到榆林路拐角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蹲在路边一家铺子的屋檐底下。

阿秀缩在屋檐最里面，整个人团成一小团，双手拢在嘴边哈着气取暖。她面前摆着一个搪瓷缸，缸子里装着她早上出门带的馒头，大概已经冷透了，硬邦邦地躺在缸底。她旁边还靠着一个麻袋，麻袋口扎得很紧，上面沾了一层白灰。

我走过去在她面前站定的时候她才抬起头，雨夹雪落在她额前的刘海上，化成水珠顺着她脸颊往下滑。她看见是我，先愣了一下，然后咧嘴笑了，笑得露出白白的牙：“陈师傅你怎么来了？”

“我问你怎么蹲在这儿？”

“今天船来得晚，要等货到了卸完才算工。船上说还有半个时辰才靠岸，我在等。”她搓了搓手，呵出来的白汽在冷空气里翻了个滚就散了，“你下班啦？赶紧回去，外面冷。”

我没有走。我在她身边蹲了下来，和她并排蹲在屋檐底下。雨夹雪从檐角滴下来，砸在我俩中间的地面上，啪嗒啪嗒的，节奏细密。她侧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只是把身子往我这边挪了挪，两人之间的缝隙窄了一线。

“手套戴了没有？”我问。

她从口袋里抽出那双线手套，套在手上给我看：“戴了，暖和得很。”

线手套被码头上的麻袋已经磨出了好几个线头，她手指尖那一块都快透了。我伸过手去握住她戴着手套的指头，线手套的布料薄薄的，隔着那一层我能感觉到她指尖的凉意。她没缩回去，手指在我掌心里微微动了动，像一只刚被捉住的小鸟试探着扑了一下翅膀。

我们蹲在屋檐底下等了大约半个时辰。雨夹雪渐渐小了一些，码头上传来汽笛声，长长的，在灰白的天空下面拖了好几口气。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船到了，我去干活了。你先回去，把煤炉的火捅旺了，我回来下面条。”

我站起来看着她扛起那只沾了白灰的麻袋往码头方向走，步子比五天前快了一些，大概是干出了力气。她的背影在雨雾里越来越小，棉袄后背上的灰印子渐渐融成一片模糊的色块。我站在屋檐底下一直看到她的影子被码头上的货堆挡住了，才转身往回走。

那天晚上她回来得很晚。进门的时候身上湿了大半，头发贴在额头上，嘴唇冻得发紫。但她一进屋就把手从线手套里抽出来，从棉袄内袋里掏出一叠用油纸包着的东西递给我——是一摞钞票，每张都平平整整，用橡皮筋扎了三道。

“弟弟的学费够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牙齿打着颤，但嘴角翘起来的弧度很高，“剩下的这几块给你，你月底给小卖部付那台收音机的尾款。”

我把那叠钞票接过来放在桌上，转身把煤炉上的热水瓶提起来倒了半盆热水，把搪瓷脚盆端到她面前。她蹲下来把脚泡进热水里的时候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整个人像被热水蒸着舒展开了。我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看着她低头搓脚背的样子，水面上浮着热气，把她的脸熏得红扑扑的。

“阿秀，”我叫了她一声。

她抬头看我，眼睛被热水汽蒙了一层亮晶晶的水膜。

“以后别去码头了。”

她点了点头，低头继续搓脚背：“嗯，不去了。学费够了，我明天去找个轻松点的活。”

“也不用急着找。”我说，“快过年了，厂里过年发两斤猪肉和一袋白面。咱们就在亭子间里过个年，歇几天。”

她搓脚背的手停了一下，然后她抬起头来，那个笑从嘴角慢慢漾开，一点一点地、像水在纸上洇开一样漫到了整张脸上：“好。咱们一起过年。”

第七章 腊月二十八的面

腊月二十八那天厂里放假了。我提着一斤多猪肉和一袋白面回来，在楼梯口碰见张家姆妈正在贴春联，她看见我手里的东西，嗓门亮得像敲锣：“哟小陈今年过年舍得吃好的了？家里有人等你吃年夜饭吧？”

我笑着应了一声“姆妈新年好”快步上楼了。推开亭子间的门，阿秀正在窗台边坐着给收音机调台，听见我进门的声音转头过来，目光落在我手里那挂猪肉上，跳起来接过猪肉翻来覆去看了看：“五花肉，肥瘦相间！陈师傅你们厂里发这么好的肉？”

“厂里今年效益好。”我把白面放在桌上，“今天包饺子？”

“包！”她把猪肉拎到过道煤炉边上，刷刷刷就切了起来。刀落案板的声音欢快得像在敲小鼓，切到一半她回头冲我喊：“陈师傅你去和面，面和软一点，我包饺子喜欢皮薄。”

我在桌上把面粉倒进盆里，兑了温水开始揉面。揉面的活儿我在厂里食堂帮过厨，手上有准头，揉出来的面团光溜有劲儿。阿秀那边肉剁好了，拌了葱姜末和盐，又往里打了半个鸡蛋，筷子搅得飞快，香气从过道里一阵一阵往屋里飘。

两个人围着那张旧方桌包饺子。她擀皮我包，皮擀得又薄又圆，我手里的馅总放得多，她就拿筷子拨掉一半说“你这样包出来要破，吃的时候一锅粥”。我笑着把馅减了，捏出来的饺子歪歪扭扭像小船，她包的那些整整齐齐排成一列，摆满了一整张搪瓷盘子。

天暗下来的时候外面开始放鞭炮了，稀稀拉拉的，从弄堂这头传到那头，中间夹杂着小孩子的喊叫声。煤炉上的铁锅水开了，她把饺子一个一个下进去，锅铲顺着锅沿推了一圈防止粘底。饺子在滚水里翻上来的时候皮子变得透亮，能看见里面粉色的肉馅，一个一个鼓着肚子在锅里打转。

那顿饺子我们吃了很久。她蘸着醋和辣椒油吃得鼻尖冒汗，一个接一个往嘴里送，腮帮子鼓得像松鼠。我吃了个半饱就停了筷子，靠在椅背上看她吃。收音机里放着春晚的戏曲节目，咿咿呀呀的唱腔在屋里绕来绕去，外面的鞭炮声越来越密了，玻璃窗被远处的烟花映得一闪一闪的。

她吃完最后一颗饺子，放下筷子，用手背擦了一下嘴，抬头看着我说：“陈师傅，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饺子。”

“肉是我剁的，馅是我调的，面是你和的。”她认真地分，“每一道工序都有你的手在里面。”

我低头看着桌上那盘空了底儿的醋碟子，碟底还汪着一小圈酱油色的醋，上面浮着两粒辣椒籽。我伸出手指把碟子推到她面前：“碟子你洗，我出去放串炮仗。”

我在弄堂里放完一挂一百响的小鞭炮回来的时候，阿秀已经把桌子收拾干净了，碗筷摞在铁锅里等明早洗。她坐在窗边的椅子上，腿上盖着一块旧毯子，正歪着头听收音机里的新年钟声倒计时。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她转过脸来，窗外的烟花光在她脸上闪了一下又灭了，她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很软的、很安静的东西，像一捧被捂热了的雪水。

“陈师傅，”她说，“过年好。”

“过年好。”

那一夜我们守岁守到很晚。收音机里的节目播完了，变成了一片沙沙的白噪音，我们谁也没去关。她坐在椅子上靠着墙，我坐在床沿靠着窗，两个人隔着一张方桌，隔着桌上那盏裹着红纸的煤油灯，灯芯噼啪地炸了一朵灯花。她的头一点一点往下垂，垂到肩膀的位置又猛地抬起来，迷迷糊糊地说了句“没困”，然后头又垂下去了。

我站起来拿了一件旧棉袄走过去披在她肩上。她半梦半醒之间往上拢了拢棉袄的领口，嘴里含混地嘟囔了一句什么，听着像“陈师傅你也睡”，然后整个人歪向一边靠着墙彻底睡着了。

我站在她旁边看着她歪着脑袋睡着的模样。灯芯的火光在她脸上跳，把她睫毛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颧骨上，一晃一晃的。那件旧棉袄从她肩膀上滑了一截，我轻轻往上拉了拉，指背碰到了她耳垂边的一小片皮肤，暖的。

外面的鞭炮声渐渐稀了，远处偶尔还有一两声闷响，像是从很远的街上传过来的。我把煤炉的火封好，把脚盆的水倒了，把地上的瓜子壳扫了，然后坐到床沿上，把棉被拉到胸口。隔着那张方桌和那盏煤油灯，她安安静静地靠在椅背上睡着了，呼吸声轻得像风扫过麦穗。

我关了灯。亭子间里陷入一种温暖的黑暗，只有窗外远远的零星烟花光在天花板上滑过一道又一道弧线。她的呼吸声在黑暗里清晰而均匀，一下一下，像潮水拍着岸边的石头。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那间亭子间变得很大很大，屋顶高得像天穹，墙壁往外退到了看不见的地方，但屋子里的煤炉、方桌、搪瓷缸、收音机全在原位。她坐在窗边的椅子上，腿上盖着毯子，歪着头在听收音机。我在梦里走过去蹲在她椅子旁边，她低头看了我一眼，冲我笑了一下，笑容和白天包饺子的时候一样，嘴角左边比右边高了那么一点点。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窗玻璃上糊着一层水汽。她不在椅子上，棉袄叠好了搁在椅背上。厨房那边传来锅铲碰铁锅的响声，然后是她唱歌的声音，调子跑得七拐八弯的，唱的是《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唱到“满枝桠”的时候尾音扬上去破了，她自己“哎哟”了一声又从头再来。

我躺在床上听着她一边炒菜一边跑调，外面的阳光透过水汽蒙蒙的窗玻璃照进来，在地板上铺了一小块暖融融的光。十二平米的亭子间里，煤炉上的油锅滋啦滋啦地响，收音机在放拜年的曲子，她在过道里喊我“陈师傅起来吃饭了，煮了汤圆”，声音隔着门板传进来，裹着热气和甜糯的香味。

我坐起来套上棉袄，脚伸进鞋里的时候觉得脚底板踩着的这块水泥地，忽然暖了不少。

第八章 正月里的消息

初五那天中午，我正在屋里劈柴，楼下有人喊我，嗓门粗得很，一听就是邮递员老姜。我放下斧子跑下去，老姜跨在自行车上，车后座挂着一只帆布袋，他从袋子里抽出一封信递给我：“陈师傅，挂号信，你签个字。”

信是厂里的。我拆开来一看，心沉了一下——厂里下个月开始裁员，机修车间要减两个人，名单初稿已经出来了，我名字在上面。信里说这是初稿，正式通知待定，让我下周一去车间主任办公室谈。我攥着信纸在楼梯口站了一会儿，寒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吹得信纸哗啦啦响。

上楼的时候我把信折好塞进了棉袄口袋里。阿秀在屋里剥花生，看见我进来抬头问：“谁的信？”

“厂里的，说年后上班时间调了一下。”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低头继续剥花生。我坐在窗边把那封信又掏出来看了一遍，信纸上的油墨字印得不太清楚，“辞退”两个字旁边有一团模糊的黑，像是印刷时漏了墨，那两个字看不太清，但意思清清楚楚。

裁员的事我没有跟阿秀说。初七那天我去厂里见了车间主任，主任是个秃顶的老好人，说话的时候两只手搓来搓去：“小陈啊，你这个情况，我也是没办法。厂里订单少了三分之二，机修这摊子养不活这么多人。你放心，该补的钱一分不少，还能给你写封推荐信，去别的厂子找活也方便。”

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看着桌上那半杯凉茶，茶水面上浮着一层灰。我说：“主任，我干了六年了。”

主任搓手的动作停了一下，叹了口气：“我知道。但你看——”他指了指窗外车间里那几台停着的机床，“机器都转不动了，要那么多机修工干什么。”

我从厂里出来的时候天是阴的，铅灰色的云压在头顶，一丝阳光都透不过。我站在厂门口的花坛边把那封信折了又展开、展开了又折，最后塞进口袋里，往弄堂的方向走。走到半路我拐进一家面馆吃了一碗阳春面，面汤寡淡，我放了半碟子醋才喝完。放醋的时候我想起阿秀包饺子的蘸料里也放了很多醋，她吃什么都喜欢搁醋。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阿秀不在屋里，桌上有张字条压在搪瓷缸下面：“陈师傅，我去布店看料子，晚上回来。饭在锅里热的。”字条底下画了一朵小花，五个花瓣，歪歪扭扭的。

我坐在椅子上把锅里的饭盛出来吃了。那天下午我哪儿都没去，把木箱子翻出来收拾了一遍，把几件破了的工作服叠好放在一边准备当抹布，又把那台红梅牌收音机擦了擦天线上的灰。屋子收拾完之后我坐在窗边，看着天井里那棵老榆树，麻雀在枝丫上跳来跳去，风一吹它就晃一晃。

傍晚阿秀回来了，手里提着一块藏蓝色的布料，进门就把布料展开在桌上给我看：“陈师傅你看，我买了块布，想给你做件新褂子过年穿。结果年过完了才买着，现在做也能穿，开春了就不冷了。”她比着布料在我肩膀后面比了比，手顺着我的后背往下抚了一下，“你这件棉袄都洗薄了，透风。”

我坐在椅子上让她比划布料，她弯着腰绕到我前面去量肩宽的时候，我忽然伸出手，轻轻握住了她拿布的那只手。

“阿秀。”

她停住了，低头看着被我握住的手，抬眼看我：“怎么了？”

“厂里可能要裁员。”我说，“机修车间减两个人，我在名单上。”

她手里的布料从指间滑落下来，垂在桌沿边上，蓝色的布面像一挂小瀑布。她看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把手翻转过来反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掌心干燥而温暖，比我的手小了一圈，但握得很紧。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出去找活。机修的手艺在哪儿都能干，街口的修车铺、码头的机械队，总能找到饭吃。”

她点了点头，又点了点头。然后她把那块蓝布从桌上捞起来重新叠好，声音稳稳的：“那咱们就找。你先去问，问不到我跟你一起想办法。一块布总能做成衣裳，一条路总能走到头。”

我把她的手攥紧了一下，指腹碰到了她中指上一个小茧——是在码头卸货那几天磨出来的，后来一直没消。那层薄薄的茧扎着我的皮肤，粗粝而真实。窗外天井里的老榆树在晚风里摇了一下，几片枯叶子悠悠地飘落下来。

“好。”我说。

第九章 缝在布里的春天

阿秀那块藏蓝色的布料当晚就裁了。她把布铺在方桌上，拿着我的工装比了又比，用一块碎粉笔在布面上画出领口和肩线的形状。她裁布的动作很慢，剪刀沿着粉笔线走的时候屏着呼吸，生怕多剪了一分。裁完前片裁后片，裁完后片裁袖子，桌上堆满了蓝色的布块和碎屑。

“你以前做过衣裳？”我坐在旁边看她裁布。

“在老家的时候给弟弟做过。”她头也没抬，正对着袖笼的弧形犹豫要不要再修一修，“我们家那台缝纫机还是我爹在的时候买的，蝴蝶牌，踩起来嗡嗡响。我娘教我的，她说女人家总要会做几样针线活。”

那块蓝布在她手里一点点变成了一件褂子的形状。她白天出门去找活，晚上回来就坐在煤油灯下缝，一针一线走得密密的，针脚匀称得像用尺子量过。有时候缝到一半线没了，她就对着灯光穿针，穿了好几次才把线头塞进针眼里，低头咬断线头的时候刘海垂下来遮住了半张脸，灯光把她侧脸的轮廓描了一圈毛茸茸的边。

那几天我也在找活。街口的修车铺子说人手够了，不添人；码头机械队要的是能搬能扛的壮劳力，机修工的证他们不看；我又跑了两家小厂，一家说年后再看看，另一家直接关了门，铁锁挂在锈迹斑斑的门环上，门口贴着一张招租的牛皮纸。

正月十四那天晚上我回来得晚，推门进屋的时候阿秀已经把褂子缝好了，正拿着在煤炉上方烘一烘定型。她听见门响转过身来，把那件新蓝褂子抖开举在身前：“陈师傅，你试试。”

我接过来穿上。藏蓝色的布料贴着里头的旧棉袄，袖长刚好到手背，肩宽不大不小，领口服帖地贴着脖颈。她绕着我转了一圈，伸手把后肩的布料拉了拉，又绕到前面整了整前襟，退后两步看了看，点了点头：“正合适。你这件工装旧了，干活的时候穿旧的，出门穿新的。”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这件新褂子，布面有一种新布料特有的挺括感，褶痕还没压开，穿在身上像裹了一面刚糊好的墙。她站在两步之外看着我，嘴角抿着一点笑，眼睛在煤油灯底下亮晶晶的。我忽然觉得这件新褂子比什么都重，重得像穿了一整块春天在身上。

“阿秀，”我说，“明天我去浦东那边看看。那边新建了几个厂子，可能有缺。”

“我跟你一起去。”她说。

“你跟着去干什么？”

“我帮你认路。浦东我不熟，你也不熟，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门了。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那圈磨白的边，我从侧面看过去的时候心里动了一下。我们坐轮渡过了黄浦江，在浦东的工业区转了一整天，问了三家正在招工的厂子。第一家要电焊工，第二家要车工，第三家是个刚开工的纺织配件厂，正在招机修师傅，管事的出来看了一眼我的证件和推荐信，让我填了张表，说过两天等通知。

从厂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江边的风比城里大，吹得人站不稳。阿秀跟在我后面走了几步，忽然伸手拉了拉我新褂子的衣角。我回头看她，她的刘海被风吹得散在脸上，她用手拢了拢，仰着脸说：“陈师傅，这家肯定要你。”

“你怎么知道？”

“我刚才看见管事的看你那张推荐信的时候点了三次头。我数着呢。”

我被她这句话逗笑了。她见了我笑，自己也笑起来，两个人站在江边的风里对着笑了一阵，笑得脸都冻红了才停下来。我们沿着江堤慢慢往回走，轮渡的汽笛声从远处传来，一声接一声，拖得长长的。

那天晚上回到家，她把剩下的蓝布碎角收进了一个针线盒里，盒子里已经攒了好几片不同颜色的碎布，叠得整整齐齐。她把针线盒放进木箱最下面的时候，手在箱子底摸到了什么东西，拿出来看了看——是我那块上海牌手表，用一块旧绒布包着，我一直没当。

她把手表举在灯下看了看，表盘上“上海”两个字下面那根秒针还在走，咔嗒咔嗒的，一圈又一圈。她把手表重新用绒布包好放回箱子底，然后把箱子盖上了。

“手表你以后留着，”她侧过身来看着我，“等你闺女大了，给她。她爹的手表。”

我蹲在箱子旁边，看着那口合上的木箱盖板，木板上的漆已经磨得斑斑驳驳的，露出底下浅黄色的木纹。我伸手在盖板上拍了一下，木板发出闷闷的一声响。她挨着我蹲下来，把下巴搁在膝盖上，侧着头看我的侧脸。

“你闺女多大了？”她问。

“七岁。上二年级了。”

“她还记得你吗？”

“……不知道。她妈带着她走的时候她刚四岁。我每年春节去看她，她妈不让进门，就在巷子口站一会儿，隔着马路看她跳皮筋。她跳皮筋跳得很好，辫子甩来甩去的。”

她安静了一会儿，然后轻轻说：“明年春节我跟你一起去。我不进去，就在巷子口站着陪你。”

我转头看着她。她把下巴搁在膝盖上的姿势让她的脸显得更小了，像一只缩在壳里的螺。她说完那句话之后耳朵尖又红了起来，在煤油灯的黄光里像两瓣半透明的花瓣。

我说：“好。”

那天晚上我躺下之后很久没睡着。窗外的风小了一些，弄堂里有猫在叫，一声长一声短的。她在地铺上已经睡着了，呼吸均匀，偶尔翻一个身，棉被窸窸窣窣地响。我听着那些声音，觉得它们像一首听了很多遍的老歌，每一个音符都熟悉，但没有一个听腻了。

正月二十那天，浦东那家纺织配件厂来了信，让我正月二十五去报到上班。工资比原来低了一点，但稳当，活儿也干净。我把信给阿秀看的时候，她正蹲在地上搓洗我的工装裤，满手的肥皂泡，她凑过来看了一眼信纸，泡沫沾到了信纸边角上，她赶紧缩回去在衣服上擦干了手才接过来。

“成了！”她拿着信纸站起来，没擦干的手在信纸边上留下一道水痕。她把信纸举高了对着窗外的光看了又看，像在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字。然后她转过身来看着我，笑得嘴合不拢，那颗没来得及掉的肥皂泡在她耳垂边上啪地破了。

那天晚上她多炒了一个菜——她攒了几天的菜钱买了半斤猪肝，和青椒一起爆炒了，猪肝嫩滑，青椒脆生生的，就着热米饭我吃了满满两大碗。她吃得少，端着碗坐在对面看我吃，筷子里夹着一片猪肝在碗沿上搁了半天也没送进嘴里，光顾着笑了。

“你笑什么？”我夹了一块猪肝放进她碗里。

“我高兴。”她把那块猪肝塞进嘴里嚼了嚼，腮帮子鼓鼓地说，“过了年你就没愁事了。咱们好好干一年，攒点钱，明年……”

她没往下说，但嘴角弯着的那个弧度已经替她把话说完了。我把碗里的饭刨干净，把碗往桌上一搁，靠在椅背上看着她收拾碗筷的背影。她把碗摞在一起端到过道里去洗，水声哗哗的，和收音机里的评书唱腔混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充满了这间十二平米的亭子间。

第十章 春天的晚风

正月二十五我去浦东上了班。新厂子的机修车间比老厂小一半，但设备新，活儿不重。管事的姓刘，是个山东人，说话嗓门大脾气直，头一天就带我转了一圈车间，把每台机器的脾性都讲了讲。下班的时候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干，咱们这厂子刚起步，往后缺不了你”。

上班第三天我就开始习惯新的路线了。早上六点半出门，坐轮渡过江，走二十分钟到厂里；下午五点半下班，天还亮着，轮渡上能看见江面上金红色的落日把水照得一片一片的亮。每次上岸往回走的时候，我都走得比平时快一些，步子像装了弹簧。

阿秀也在找工作。她后来去了街口一家裁缝铺做帮工，老板娘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裁缝，手艺好但眼睛花了，穿针的活儿干不了，阿秀去帮她穿针、熨布、锁边，一天一块钱。活儿不重，她干得开心，回来跟我讲老板娘教她裁新式的衣裳样子，讲得眉飞色舞的，手里比划着领子怎么做翻驳、袖子怎么收口。

“陈师傅你下次的衣裳我就能做带翻领的了，比那件蓝褂子洋气。”她说这话的时候正蹲在地上给我熨裤子，熨斗是那种老式铁熨斗，在煤炉上烧热了拿布垫着烫。

春天的脚步来得慢，但确实在来。弄堂里的老榆树开始冒新芽了，从光秃秃的枝丫上钻出一粒一粒浅绿色的苞，风一吹就轻轻抖。天井里的那棵泡桐也开了花，紫色的花一串一串垂下来，香气淡淡的，从窗户飘进来，和煤炉上的饭菜香搅在一起。

三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下班回来的时候天还没黑透，榆林路两边的梧桐已经长出了一掌大的新叶子，嫩黄嫩黄的，夕阳从叶子之间筛下来，在人行道上投出一片碎碎的光斑。我路过弄堂口的花摊时停了一下，花摊上摆着几把水养的石竹，红的粉的紫的挤在铁皮桶里，花瓣边缘卷着浅浅的波浪。我问了价，一毛五一把。我掏了两毛钱买了一把红色的，卖花的老太太用旧报纸卷了递给我，又找了我五分钱。

我拿着那把石竹上楼的时候心跳得比平时快了几拍。到了三楼门口，我深吸了一口气才推门进去。

阿秀在屋里，正背对着门蹲在木箱前面翻找什么东西。她听见门响回头，看见我手里的花，愣住了。那把石竹在我手里举着，花瓣被晚风微微吹动，红得像刚从颜料瓶里倒出来的。

“路上看见的，”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干，“顺手买的。”

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低头看着那把花。她伸出手来碰了碰石竹的花瓣，指腹轻轻摩挲了一下，然后抬眼看着我。她的眼睛里映着晚霞的光，暖融融的，瞳孔里那两朵小小的红色花影在微微晃动。

“我找东西瓶子插。”她转身在木箱里翻了翻，翻出一只空了的玻璃罐头瓶，洗了洗灌上水，把石竹一枝一枝插进去。她插得很仔细，高的在后矮的在前，像在插一盆正经的花。插完她把瓶子端到窗台上，搁在那台红梅牌收音机旁边。晚霞的光透过玻璃瓶和花茎之间折射出一小片淡淡的粉色，投在收音机的外壳上。

她站在窗台边看着那瓶花，手扶着瓶子边沿。然后她转过身来，隔着那张方桌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她只是冲我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和以前不一样，比以前多了一层我形容不出的东西——像那瓶插在水里的石竹，根须会慢慢长出来，一点一点地扎进水底。

“陈师傅，”她终于开口了，声音轻轻的，“你过来。”

我走过方桌到她面前。她伸手把我新褂子前襟上沾的一根线头捻掉了，然后把手掌贴在我胸前，隔着那层藏蓝色的布料，她的掌心的温度透过来，暖而稳。

“今天裁缝铺老板娘说了一句话，”她低着头看着自己贴在我胸口的那只手，“她说阿秀啊，你最近气色好多了，是不是有什么好事。”

“你怎么说的？”

“我说没有什么好事，”她抬起头来看着我，“就是日子好过了一点。”

晚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得窗台上那瓶石竹轻轻晃了晃。收音机里放着轻音乐，曲调缓缓的，像一条慢慢流的小河。她把另一只手也贴了上来，两只手叠在我胸口，隔着布料，隔着那一层薄薄的春天的暖。

我低下头，把额头轻轻抵在了她的额头上。她的鼻尖碰着我的鼻尖，凉凉的。她的呼吸扫在我嘴唇上，带着一点点石竹花的清甜气。我们就这样额头抵着额头站了一会儿，谁也没有说话。煤炉上的水烧开了，壶盖噗噗地跳，她轻轻笑了一声。

“水开了，”她说，“我去灌热水瓶。”

她转身朝过道走去，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目光落在我身上那件藏蓝色新褂子上，嘴角弯了一下，然后转身去提水壶了。我站在原地，胸口那两块她手贴过的地方还留着一点余温，正被春天傍晚的风慢慢地、慢慢地吹凉。

窗台上的收音机换了一首曲子，还是那样缓缓的。天井里的泡桐花在晚风里一朵一朵地往下落，紫色的花瓣飘在青灰色的地砖上，安静得像一场正在下的雨。

第十一章 石竹花根

日子像煤炉上那壶慢慢烧开的水，不知不觉就到了滚烫的地步。阿秀在裁缝铺干得顺手，老板娘渐渐把一些简单的活儿交给她自己做——锁边、钉扣、改裤脚。她回来的时候常常带着一兜碎布头，在灯下摆弄着琢磨新样子，有时候做出一只巴掌大的布口袋，口袋上绣两片叶子；有时候缝一个杯垫，四角挽成花瓣形。她把那些小东西收在窗台边，越攒越多，窗台上除了收音机和那瓶石竹，又多了几件花花绿绿的玩意儿，热闹得像一小片园子。

三月底的一个晚上，她从铺子里回来，进门的时候脸色有些不一样。我没看出来哪儿不一样，但她放下包袱之后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手指不像往常那样绞来绞去，而是一动不动的，像是心里有事。

“阿秀？”我叫了她一声。

她抬头看我，嘴唇抿了一下：“陈师傅，今天老板娘跟我说了一件事。”

“什么事？”

“她说她年纪大了，眼睛越来越不中用，想把铺子盘出去。”她说着，目光落在我胸前那件蓝褂子上，又挪开了，“她问我有没有意思接下来。”

煤炉上的火苗舔着锅底，噼啪响了一下。我放下手里的扳手——今天修了厂里一台冲床，手上还沾着机油，在裤子上擦了擦。

“你咋想的？”

“我想接。”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干脆利落，没有犹豫，“铺子不大，但位置好，街口那一片就她一家裁缝。她说了，盘铺子的钱不用一次给清，我每月挣了工钱还她一部分，还完为止。她教我手艺，免学费。”

她在说这些的时候眼睛里的光一点点亮起来，像那瓶石竹花在窗台上蓄了一整个春天的光，此刻全聚到了她瞳孔里。我看着她那双发亮的眼睛，忽然觉得这间十二平米的亭子间太小了，小得装不下她说话时眼底那一片明亮。

“钱的事……”我开口。

“钱的事我自己想办法。”她抢在我前面说，嘴角动了动，“我算过了，头几个月紧一点，慢慢就能还上。我就想问问你——你支不支持我。”

我站起来走到她面前，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我身上机油的气味飘过去，她吸了吸鼻子，没有躲。我把手伸过去，握住她放在膝盖上的手。她的手心因为紧张攥出了一层薄汗，但指尖还是凉的。

“支持。”我说，“铺子盘下来需要帮手，我下班了过去帮你收拾。”

她握紧了我的手，那层薄汗在她掌心和我掌心之间化开了，温温润润的。她低头看着我们握在一起的手，忽然歪了一下脑袋靠在了我的肩膀上。她的脑袋很轻，头发蹭着我的脖子，带着裁缝铺里布料和熨斗蒸汽混在一起的气味。

“陈师傅，”她靠着我肩膀说话，声音闷闷的，带着笑，“等我铺子盘下来了，做衣裳就方便了。我想给你再做一件深灰的，春秋天穿。还想给你做一件厚棉袄，新的，不拿旧工装改了。”

“你给自己先做一身。”我说，“你那件蓝布褂子袖口都磨破了。”

“我的不急。”她把额头往我肩窝里又拱了拱，“你的先做。”

窗台上的收音机放着晚间节目，一个男声在朗读散文，语调缓缓的，念的是朱自清的《春》，念到“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声音像流水一样淌过屋子。天井里的泡桐花已经落了大半，满地紫色的花瓣被夜风扫成一小堆一小堆。

四月初，阿秀盘下了那家裁缝铺。铺子不大，一开间门面，里面靠墙摆着两台缝纫机，一台蝴蝶牌的旧机子归阿秀用，另一台老式手摇的归老板娘偶尔来坐坐时用。铺面后头隔出来一间小仓库，堆布料和线轴，窗台上阿秀放了一小把野花，是从弄堂口摘的二月兰，蓝色的花穗挤在玻璃瓶里，和那瓶石竹花做伴。

盘铺子的钱她说按季度还，头一季少一些，往后多还。她跟我算这笔账的时候把铅笔头叼在嘴里，在本子上画来画去，画了半天抬起头来说：“陈师傅，你那份钱我单独记着，等我还完了铺子的钱，就还你的。”

“我的不要你还。”我说。

“那我用新衣裳抵。”她笑了，低下头继续在纸上画，铅笔尖沙沙地走。

四月中旬裁缝铺正式开张了。开张那天张家姆妈送来一盆自己养的吊兰，挂在了铺子门口的铁钩上；隔壁卖烟纸的老孙提了半斤糖炒栗子来贺喜；刘老太也难得下楼溜达了一趟，背着手在铺子里转了一圈，点了点头说了句“姑娘能干”。阿秀站在铺子门口的台阶上，身上穿着一件新做的碎花布褂子——是她用铺子里剩的布头拼的，袖口和领口滚了一圈深蓝的边，头发用一根深蓝色布条扎在脑后，整个人像一棵刚移栽好的小树，挺括精神。

那天晚上收工之后她把铺子的门板一块一块上好了，锁好锁回头看了一眼“阿秀裁缝”那块木牌——是张家姆妈家张伯伯用旧木板锯了刨光给写的，字歪歪扭扭，但端端正正地挂在那里。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身朝弄堂里走，步子轻快得像踩着风。

我那天下班早，在煤炉上煨了一锅黄豆猪脚汤等她。她推门进来的时候汤还在咕嘟，香气弥漫了整个亭子间。她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黄豆猪脚！”

“今天开张，庆祝一下。”我把汤盛进碗里端上桌，又切了一盘酱牛肉，牛肉是街口卤味摊上切的，切得薄薄的，码在碟子里叠成了一朵花。

她坐到桌边先喝了一口汤，烫得直哈气，但舍不得吐出来，鼓着腮帮子含含糊糊地说“好喝”。我坐在对面看着她喝汤的样子，她低头的时候后脖颈露出一小截，碎花布褂子的领子软软地贴着皮肤，刚洗过的头发散发着一股肥皂的清香味。

吃到一半的时候，她忽然放下筷子。正在用勺子舀汤的我愣了一下，抬眼看见了她的眼睛里有亮晶晶的东西，像被她面前汤碗里的热气熏的，又不像。

“陈师傅，”她说，“我今天站在铺子里抬头看那块招牌的时候，心里想着，要是没有你，我现在还在码头扛麻袋。”

“你自己能干。”我说。

“能干的人多了。”她把筷子搁在碗沿上，两只手捧着汤碗，碗里的热气扑在她脸上，“但我住进了你这间亭子间。你收留我的时候，你连我姓什么都不太清楚吧？”

我想了想，好像那时候确实只知道她叫阿秀。张家姆妈说她姓什么来着——我忽然意识到，三个月过去了，我居然一直没问过她的全名。她大概也看出我脸上的表情变化了，嘴角弯了一下：“我姓宋。宋秀兰。”

“宋秀兰。”我在嘴里念了一遍，三个字，平平常常的，念出来却有一种陌生又亲近的感觉，“好名字。”

“我爹起的。”她把汤碗端起来仰头喝了一大口，然后用手背擦了一下嘴，“我娘说生我的时候院子里那棵秀兰开了一树白花，我爹就起了这个名字。后来他走了，那棵树也枯了。”

她说完这句话低下头去夹牛肉，夹了一块放进嘴里慢慢嚼。我也低头喝汤，黄豆炖得酥烂，一口下去满嘴的荤香。屋外的弄堂里有人在拉二胡，拉的曲子我没听出来，调子有点悲，但拉的人技术不好，断断续续的，悲着悲着就悲不下去了。

“阿秀，”我放下碗，“你弟弟现在怎么样？”

她嚼牛肉的动作慢下来：“上次来信说考试考了班里第六名，想考中专。他说等他毕业了就来上海看我。”她说到这里声音里有一点柔软的骄傲，像一片叶子从树梢上落下来，打了几个旋才落地，“到时候咱们亭子间怕是住不下了。”

窗台上的收音机里在放一首老歌，邓丽君的《小城故事》，旋律淌出来的时候整个屋子都好像被一层暖洋洋的东西裹住了。我看着她坐在桌对面，碎花布褂子的肩膀在煤油灯光下微微起伏，她在笑，笑得很轻很浅，嘴角左边比右边高了那么一点点。

我把她面前的空碗拿过来又盛了一碗汤，推回她面前：“住不下就换大一点的。咱们好好干几年，换一间有灶台有窗户的房间。”

她接过汤碗的时候手指碰了碰我的指尖，指尖是热的，被汤碗捂热了。她把汤碗端起来凑到嘴边吹了吹，低头喝了一口，抬起头来的时候嘴角沾了一圈油光，她用袖子擦了一下，笑出了声。

窗台上的二月兰和石竹在夜风里轻轻摇晃，收音机的歌声不紧不慢地淌着。煤炉上还剩半锅汤，咕嘟咕嘟地自己冒着泡，像是在替我们俩把那些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一句一句地熬进去。

第十二章 十六铺码头的来信

五月初的时候，上海的天开始热了。弄堂里的梧桐叶子从嫩黄长成了巴掌大的深绿，密密地遮住了半条巷子，午后的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在地上印出一圈一圈晃动的小光斑。阿秀的裁缝铺开张满了一个月，生意比她预想的要好一些。街坊邻居知道她手艺细，裤脚改短、袖口换新、破洞补花，零零碎碎的活不断。一个月下来她算了算，除去还铺子的钱，手里还剩下二十多块。

她说这话的时候坐在窗台边数钱，一张一张码在膝盖上，数完了抬头冲我笑了一下，像考了满分的小学生。我正蹲在煤炉边刮土豆皮，隔着过道看了她一眼，她数钱的样子认真得很，嘴里念念有词的，每数一张还用手指捻一下确认不是假票。

“你这个月存了多少？”我问她。

“二十一块三。”她把钱重新装回牛皮纸信封里，“下个月还完铺子钱还能剩更多，我算了，秋天之前能把头一期的本金还清。”

“别太累。”我把刮好的土豆丢进盆里，“铺子慢慢来。”

“不累。”她从窗台上跳下来，走到过道里接过我手里的土豆，“你上班累，休息会儿，饭我来做。”她把我推到桌边坐下，自己在煤炉前忙开了，锅铲碰铁锅的声音叮叮当当的，像是有人在敲一套不成调的打击乐。

五月中的一天，下班回来的时候阿秀正在铺子里忙，我路过门口时她探出头来喊了我一声：“陈师傅，有你一封信，我放桌上了。”

我上楼的步子快了几步。推开门看见方桌上确实平放着一只牛皮纸信封，信封左上角印着红色的收件单位名，地址栏的笔迹陌生，但右下角的寄件人一栏写着两个字——是我前妻的姓。我站在桌边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好一会儿才伸手把信封拿起来。封口已经拆过了，是阿秀拆的，但信封里的信纸还折得好好的，没有展开的痕迹，她大概只看了寄信人的名字就放在桌上等我自己回来看。

我抽出信纸展开。信是前妻写的，字迹她一贯的大，笔划粗壮，说闺女下学期要转到虹口区的一所小学读书，离家近一些。新学校要收转学籍的证明材料和住宿费，她一个人忙不过来，问我有没有空去街道办帮忙把闺女的户籍证明开出来，顺便见她一面。信的最后写了一句：“孩子有时候会问起爸爸，我说爸爸在上班，忙。你有空来一趟。”

我把信纸来回看了两遍，折好塞回信封里，坐在椅子上发了一会儿呆。楼下的收音机不知谁家开得很响，唱的是越剧，女声的唱腔又柔又长，在弄堂里飘来飘去。

阿秀收工回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小捆新到的布样，进门就看见我坐在桌边手里捏着那个信封。她没吭声，把布样放在木箱上，在盆里洗了手，擦干之后走过来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信看了？”她问。

“看了。”

“咋样？”

“孩子要转学，她妈让我去街道办开个户籍证明。顺便……让我去看看她。”

阿秀安静了一会儿。她的目光落在我手里的信封上，又移到我脸上，那双黑眼睛安安静静的，像两湾没有风的水面。然后她伸手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那就去。去街道办之前我帮你把那件新褂子熨一熨，穿整齐了去见闺女。”

她说完站起来就去翻熨斗了，蹲在木箱前面找布垫的时候背影和往常一样利落。我看着她的后背，蓝布褂子上有一块新沾的灰印子，大概是铺子里搬布样蹭的。我想说点什么，但喉咙里像堵着一团棉花，张了张嘴，没出声。

去虹口区那天是五月二十号，星期天。阿秀一大早就起来了，用铁熨斗把我那件藏蓝色新褂子熨得板板正正，又帮我刮了胡子，把我那双解放鞋的鞋面擦了又擦。她站在楼梯口送我下楼的时候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倚着门框冲我摆了摆手：“去吧，不急，晚上回来吃饭。”

我点了点头往下走，走到二楼拐弯的时候听见她在上面喊了一句：“陈师傅，闺女要是想跟你吃饭，你就带她吃一顿好的，不用赶回来。”我隔着楼梯间的木板应了一声“知道了”，声音有点哑。

虹口区那所小学在一条安静的马路上，门口种着两排行道树，树荫把校门遮了一大半。我站在马路对面等了一会儿，看见下课铃响之后孩子们从校门口涌出来，叽叽喳喳的像一窝刚出笼的麻雀。我在人群里找那个扎辫子的小身影，找了好一会儿，直到一个背着花书包的姑娘跑到校门口的小卖部门口停下来买话梅糖，我才认出了她。

她长高了，比我去年春节在巷子口远远看到的那个跳皮筋的小姑娘高了小半个头。辫子还是扎着，但头发长了，垂到腰下面，跑起来辫梢一甩一甩的。她买完糖一转身，目光漫无目的地扫过马路对面，然后停住了。她看见了我。

她手里的话梅糖没拆，攥在掌心里。她隔着马路看了我几秒钟，然后朝这边跑过来，步子迈得急，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她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刹住了脚，仰起头来看着我，那双眼睛和她妈长得很像，又圆又亮，但看人的时候那种认认真真的神情，我不知道像谁。

“爸。”她叫了一声，不大不小，像在课堂上答到。

我蹲下来和她平齐，喉咙里那股堵着的东西忽然涌了上来，在嗓子眼那儿拧成了一根细细的线。我伸出手摸了摸她的头顶，辫子的发梢扫过我的手背：“长高了。”

“我上三年级了。”她说。然后她把那只攥着话梅糖的手伸过来张开，掌心里躺着一颗透明的糖，包裹纸上印着红色的话梅图案，“给你吃。”

我接过那颗糖剥开塞进嘴里，酸得牙根一抽。她看着我被酸到的表情，咧嘴笑了，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我蹲在马路牙子上含着那颗话梅糖，酸味在嘴里散开之后慢慢透出一丝甜，像泡了太久的茶水，苦涩后面藏着一点点回甘。

那天下午我带她去街口的饮食店吃了一碗小馄饨。她吃得很慢，用勺子舀了一个吹半天才送进嘴里，吃完了把汤也喝干净了，碗底朝天搁在桌上。我坐在对面看她，她放下碗用手背擦了擦嘴，那个动作和阿秀擦嘴的样子重叠了一下，让我的胸口发了一下紧。

“爸，”她趴在桌沿上看着我说，“你下次什么时候来？”

“你想让我什么时候来？”

她低头想了想，用指头在桌面上画圈：“下个月，期末考试完了，你来接我去公园划船行不行？我妈说只要有人带我去就行。”

“行。”我说。

她笑了，缺了一颗门牙的笑在灯光下亮亮的。

回去的轮渡上我站在船尾看着江面上的夕阳，水波被落日染成了一片一片的金红色，风吹着我的脸，暖和和的。我把那颗话梅糖的包装纸从口袋里掏出来看了一眼，红色的图案已经揉皱了，我把它又折好放回去。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推门进亭子间，阿秀正蹲在煤炉边往锅里下挂面，听见动静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她的目光从我的脸上慢慢移到我手里——我手里空空的，没带什么东西回来。她又看了看我的眼睛，然后笑了一下，转回去继续往锅里放面条：“饿了吧？面马上好。”

我走过去蹲在她旁边，从口袋里掏出那颗话梅糖的包装纸展开来给她看：“闺女给的。她说下个月让我去接她划船。”

阿秀低头看了看那张皱巴巴的糖纸，伸手接过去仔细抚平了，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台边，把糖纸夹在了那本记账的本子里，夹在“陈师傅说过的话”那一页后面。她转过身来的时候煤炉的光把她映得暖融融的：“那你下个月一定要去。划船的时候注意安全。”

我蹲在煤炉边看着她夹好那张糖纸走回来蹲下继续往锅里下面条，她低头的时候刘海垂下来遮住了半张脸，她用手背拢了一下，侧脸被煤炉的火光描得柔柔亮亮。

锅里的挂面在沸水里翻滚着，她往面碗里搁了一勺猪油，撒了一把葱花，端到我手里的时候热气扑了我一脸。我低头吃了一口，面是香的，葱花是绿的，汤是烫的。

第十三章 秋天的事

夏天过得快。阿秀的裁缝铺生意一天比一天稳当，街口那片居民区里渐渐有了名气，有些老阿姨专门绕路来找她改衣裳。她每天在缝纫机上踩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候晚饭我都吃过了，她还在铺子里赶一件活，回来的时候手指都是僵的，要用热水泡好一会儿才能弯过来。

我给她做了一副小棉垫子绑在缝纫机的脚踏板上，她踩上去的时候脚底板不那么硬了。她试了试新垫子，抬头冲我笑了一下说“陈师傅你这个手真巧”，我说“我是机修工，什么机器都修”。她笑着又把脚踏板踩了两下，满意的样子像换了一台新机器。

八月底的一天，我下班回来在弄堂口碰见了张家姆妈。她手里提着菜篮子在跟人讲话，看见我招手让我过去。我走过去她从篮子底抽出一封信递给我：“小陈，上午邮递员送来的，你不在我就先收了。”信封上印着邮戳，是南通来的。

我捏着那封信上楼的时候心跳快了几分。推门进去阿秀还没回来，我坐在桌边拆开信，是阿秀弟弟写的。字比上次工整了一些，说暑假在乡里帮人做零工攒了钱，新学期学费自己凑了大半，让姐姐少寄一点。信的末尾写了一句：“姐，你上次来信说你在上海有个人照顾你，你放心我在这儿很好，你也照顾好自己。”

我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压在桌角上。阿秀回来的时候我还没提信的事，她自己一眼就看见了桌角上的信封，拿起来拆开看了。她读信的时候先是眉头皱着，读着读着眉头慢慢松开了，嘴角往上弯了一点弧度，最后把信纸贴在胸口站了一会儿。

“弟弟懂事了。”她说，“他说自己攒了学费。”

“那他可以不用你每个月寄那么多了。”

“嗯，少寄一点。”她把信纸重新折好放进花布包袱里，“攒的钱给你买件新衣裳。”

我还没开口说不要，她已经转身去煤炉边烧水了，嘴里哼着歌，调子还是那样跑。我坐在桌边看着她的背影，夏天傍晚的风从窗口吹进来，把煤炉上的热气搅得四散开来，屋里浮着一层暖融融的烟火气。

九月上旬的一个下午，厂里管事的刘师傅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厂里要扩一条新的冲压线，要提一个机修组长，问我愿不愿意干。组长多管几个人，工钱也涨了五块钱。我应了下来，回来跟阿秀说的时候她正在缝纫机上走线，听见这话脚下一停，机器“嗡”了一声才重新走起来。

“组长了？”她抬起头，眼里的光亮得像刚磨过的刀。

“管三四个人，活儿多一点。”

“工钱多了就行。”她低下头继续走线，针脚走得比刚才更密更快了，缝纫机的声音嗒嗒嗒嗒地响着，像有人在欢快地敲门。

日子就这么往前走着。秋天来的时候弄堂里的梧桐叶子变黄了，先是叶尖上染了一层浅金色，然后整片叶子都黄透了，风一吹哗啦啦往下掉，铺了满地。阿秀用竹扫帚把门前的落叶扫成一堆，扫完了站在门口看了看那棵光秃了一半的树，忽然说：“陈师傅，我来上海一年了。”

我正蹲在门口修自行车链条，油污糊了一手：“一年了？这么快。”

“去年秋天来的。”她握着竹扫帚的柄站在台阶上，风把她的发梢吹起来又放下，“来的时候什么都不认识，现在有了铺子，有了你。”

她说完这句话停顿了一下，竹扫帚在地上轻轻点了点。然后她把扫帚靠在墙边走进屋去了，背影被午后的阳光拉得很长，斜斜地铺在门槛上。

那天晚上我下班回来的时候推开门，屋里有一股淡淡的甜香气。窗台上那瓶石竹早就谢了，换上了秋天开的菊花，黄色的小朵挤在一起，花盆底下垫着一块新的蓝布垫。方桌上多了一样东西——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深灰色外套，面料是那种厚实的斜纹布，领口是翻驳的，扣子用同色布包了一层。

我站在桌边拿起那件外套展开来。肩宽正好，袖长合适，前襟的扣子缝得结结实实，每颗扣子后面还加了一针加固线。我把外套披在身上试了试，布面贴着里面的旧衬衫，有一层新布料特有的微凉，但很快就暖起来了。

阿秀从过道里探出头来，手里还攥着锅铲，看着我身上的外套，歪了歪脑袋：“怎么样？翻领我第一次做，不知道贴不贴脖子。”

“正合适。”我摸了一下领口的弧度，布料在她手里变得服服帖帖的，每一道线都走得又直又匀。

她笑了一下，缩回过道里继续炒菜，油锅滋啦滋啦地响，葱花的香气从过道一路蔓延进来，钻进外套的面料里，钻进秋天的晚风里，钻进这间十二平米的亭子间的每一个缝隙里。

我穿着那件新外套坐在桌边等她端菜上桌。窗台上的收音机在放评书，今天的段子讲到好汉们聚义，说书人的声音鼓荡昂扬，把深秋的凉意都赶出了窗外。弄堂里的梧桐叶还在落，一片一片的，打着旋儿，像在替这间亭子间的两个人数着日子。

日子不算多，也不算少。够把一个秋天从头到尾过完，够把一件外套的扣子缝得结结实实，够把一碗热汤从煤炉端到桌上，够把一个从南通来的姑娘变成这间屋子里的另一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