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1年，北京，68岁的王泉媛在家人陪同下走进一处会客厅。等候她的，是多年未见的老战友，也是她年轻时的丈夫王首道。两位老人四目相对，谁都没有立即说话。47年过去，王首道已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而王泉媛经历苦难后，仍穿着朴素的衣服。
这次见面，并不是一次普通的老战友重逢。它牵连着西路军的失败、被俘女红军的悲惨遭遇，也牵连着一段长期没有得到说明的婚姻。
王泉媛1913年出生于江西吉安一个贫苦家庭，幼年曾被送到王姓人家做童养媳，因此改姓王。1930年，革命运动在赣西南发展，她参加红军，先后从事妇女工作。她没有读过多少书，却办事干练，敢于承担，后来成为红军中的女干部。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王泉媛随部队转战，曾与邓颖超等女同志一起工作。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她转入红四方面军系统，担任过川西地区的妇女工作。那时的她，既能组织群众，也能上战场，枪法尤其出色。
王泉媛与王首道结为夫妻后，两人很快又因部队任务分开。王首道送给她一把手枪，她则准备为丈夫缝制一双远行穿的布鞋。鞋还没有做完，队伍已经出发。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持续了半个世纪。
西路军西征，是王泉媛人生中最沉重的一段经历。1936年10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作战，部队长期缺粮少弹，又要面对马家军骑兵的连续追击。红军战士可以凭意志坚持，妇女部队却还要承担伤员转运、通信和后勤等任务，处境更加危险。
王泉媛担任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这个团并非没有战斗力，许多女战士同样拿枪作战，曾在突围中抵抗敌军。但在兵力、装备和补给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部队最终被冲散，大批女战士牺牲或被俘。王泉媛负伤落入敌手，遭到长期拘禁和虐待。
有关她被迫嫁给马家军军官的记载，细节各有不同，但她被敌人强行控制、受尽折磨这一点，是西路军女战士共同的苦难。她始终没有接受对方安排，甚至把刀藏在身边，以防遭遇更严重的侮辱。那不是传奇故事里的豪言壮语，而是一个被困在敌营中的女红军，为保住尊严所作的孤注一掷。
后来，王泉媛设法逃脱，与几名女战友一路乞讨，辗转抵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她们说明身份，讲述遭遇，希望重新回到组织。可是，西路军失散人员情况复杂，许多人无法提供证明，组织当时也难以立即核实每个人的经历。办事处给予路费，让她们返回原籍。
这道门没有向她们完全打开。王泉媛心里当然难受，却没有因此否定组织。她明白，战争年代的审查有其特殊原因，也明白自己只能先活下去。回乡途中，她曾与一名云南籍司机万玲结婚，后来因丈夫长期外出运输，1942年前后回到江西。
故乡并没有给她安稳日子。地方势力以她是“赤匪”为由侵扰家人，家中土地和牲畜也被夺走。为避免牵连亲属，她再次嫁给有红军经历的刘高华。两人都曾经历战乱，日子虽然清苦，却彼此扶持。1949年后，刘高华又因被举报而遭受审查，最终病逝，王泉媛也被关押，后来得到平反。
真正改变她晚年命运的人，是康克清。1962年，朱德、康克清重访井冈山，途经吉安时，康克清想起了长征中的战友王泉媛。经过寻找，两人终于见面。康克清看到昔日战友已骨瘦如柴，行动困难，内心十分震动，随即帮助核实情况。
王泉媛的党员身份和历史问题由此逐步得到纠正。她担任过吉安县政协委员，后来在泰和县敬老院工作，并担任院长。没有子女，她便收养、抚养了六个孤儿，把自己的生活重新交给了工作和孩子。
1981年全国妇联会议期间，王泉媛赴京。王首道得知消息后专程前来探望。此时的王首道已是副国级领导，王泉媛却只是一个饱经风霜的农村老人。身份不同了，岁月也改变了容貌，但两人握手很久没有松开。
王泉媛问：“你当年是不是不要我了？”
王首道回答：“不是，我在延安等过你。后来听说你已经牺牲，才重新成家。”
这句话迟到了47年，却终于让那段没有结尾的婚姻有了交代。王首道得知她长期蒙受的委屈后，曾为她奔走说明。此后，王泉媛的党籍、党龄和工龄问题得到进一步落实。她后来亲手缝了一双布鞋，送到病重的王首道身边，补上了年轻时没有完成的承诺。
2006年，王泉媛因病去世，享年96岁。她的一生没有留下显赫职位，却经历了长征、西路军失利、敌营囚禁、长期误解和晚年平反。档案中的姓名，曾被尘封多年；但那个在河西走廊突围、在苦难中守住信念的女团长，始终没有真正离开那支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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