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2年3月6日凌晨，延安杨家岭附近，林育英在病榻上停止了呼吸，终年45岁。这个名字，后来常被“张浩”这个化名遮住，但在中共早期革命史上，他曾承担过极为关键的任务。
消息传出后，延安沉浸在悲痛之中。几天后举行公祭，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亲自为林育英抬棺。毛泽东一生中亲自抬棺的情况极为少见，这个细节，足以说明林育英在党内的分量，也说明战友们对他的敬重。
林育英出生于1897年，湖北黄冈人，家境并不宽裕。十三岁时，他才有机会进入私塾读书，可没过多久，家里便无力继续供养，只得辍学，跟随父亲学习染织手艺。
读书时间不长，却没有限制他的眼界。林育英的堂弟林育南较早接触新思想，后来在家乡组织宣讲活动，向青年和工人传播革命道理。林育英经常听堂弟谈论时局，也接触到一些进步书刊，原本沉默的生活由此出现了新的方向。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潮传到湖北。22岁的林育英加入通俗讲演社，开始参加进步活动。对一个早早辍学、靠手艺谋生的青年而言，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社团加入，而是人生道路的转折。他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国家的命运并非与普通人无关。
1921年，林育英等人在家乡组织工村社，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1922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把个人前途放在革命事业之中，先后参与工人运动，曾到长沙组织人力车夫开展斗争，也在复杂环境下从事地下工作。
1924年，林育英赴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回国后，他投入上海工人运动。斗争中，他曾被敌人用刺刀刺伤头部，又遭枪托击打。伤口虽然愈合，后遗症却伴随终生，反复发作的头痛和眩晕，后来成为损害他身体的重要原因。
伤势没有让他退缩。
1930年，林育英被派往东北开展秘密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遭受日军拘押和折磨。获救后，他没有离开危险的工作岗位，反而继续承担联络、组织和宣传任务。那时的地下工作，往往没有固定住所，也没有安全保障，能活着完成任务，本身就是一场考验。
真正改变他政治影响力的，是1935年前后的那次特殊使命。当时红军正在长征途中，外部联络困难，党和共产国际之间的沟通一度受阻。林育英从苏联返回后，化名“张浩”，设法穿越重重封锁，抵达陕北瓦窑堡，将共产国际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带回中央。
这份文件和这些信息，来得十分关键。民族危机加深，党内也面临团结问题。张国焘当时掌握较大兵力，红军内部存在分裂危险。林育英曾与张国焘有过共事经历，毛泽东便请他出面沟通。
两人见面时，林育英没有摆出训诫姿态，只是反复说明大局。他对张国焘说：“红军不能分，党的队伍更不能散。”这句话是否为原话，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林育英所承担的工作方向是明确的：劝说张国焘顾全全党和抗日大局。
有意思的是，林育英并非只擅长联络和政治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改编为三个师，他担任第129师政治委员，军事主官为刘伯承。林育英在部队中重视政治动员，也重视基层组织建设，努力把分散的力量凝聚起来。
遗憾的是，严重的头部旧伤很快限制了他的工作。1938年后，他的病情不断加重，时常晕厥，只能返回延安休养。毛泽东等人曾考虑安排他赴苏联治疗，但抗战时期交通和航空资源极其紧张，林育英不愿因为自己占用专机，最终放弃了这次机会。
1940年4月30日，延安青年文化沟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林育英参加会议时突发脑溢血，经抢救保住性命，却从此失去行走能力，只能坐在轮椅上。一个长期奔走在前线、习惯亲自处理复杂事务的人，忽然连站立都变得困难，这种打击可想而知。
1942年2月，林育英病情恶化。他托人给林彪捎信，希望堂兄弟能够见上一面。林彪赶到延安时，林育英已经十分虚弱。林育南、林育英、林彪三人，曾因共同的家庭和革命经历被称为“林氏三兄弟”，但林育南早在1931年便牺牲于南京。
临终前，林育英对身边人表达了一个愿望：死后葬在杨家岭对面的桃花岭，希望能够“望着党中央”。这不是修辞性的安排，而是一个长期离开家庭、把组织视为归宿的革命者，对身后之地的最后选择。
3月6日，他带着未能亲眼看到革命胜利的遗憾离世。公祭之后，万余名群众为他送行。按照遗愿，林育英安葬于桃花岭，墓碑上刻着“张浩同志之墓”。毛泽东为其题写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一位22岁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最终把45年的人生，留在了延安的山岭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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