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昧军：中美金融分野，中国资产重估独立行情可期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姜昧军 大江洪流

　　引言

　　全球金融体系正处在历史性的周期转折关口。逆全球化持续演进，产业链区域化重构，新一轮科技革命红利分配不均衡，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陷入增长、财政、货币三者难以兼得的政策困境。G7国家疫情后大规模财政扩张与货币放水遗留巨大后遗症，债务高企、汇率剧烈波动、长债收益率飙升，政策回旋空间不断被压缩。与此同时，中美两大经济体宏观周期、政策取向、资产定价逻辑加速分野。中国坚持宏观政策独立自主，依托稳健的资产负债表、结构性财政发力、AI产业革命的产业红利，A股正在逐步摆脱过去“外围市场感冒，中国市场吃药”的被动局面，向着独立行情演进。本文从全球宏观困局出发，剖析G7政策的极限、中美周期错位、AI产业的异同，阐释中国资产重估的内在逻辑。

　　一、全球主要经济体财政、货币和经济增长陷入不可能三角，金融风险明显上升

　　全球经济正在遭遇经典的政策不可能三角：经济增长、财政可持续、物价稳定三者无法同时实现。想要刺激增长，就要扩大财政赤字、维持流动性宽松；扩张财政会推高政府债务，容易诱发通胀反弹；压制通胀就需要收紧利率，高利率又会抬升政府付息成本，压制实体经济，进一步加剧财政压力。多重矛盾交织之下，全球金融体系脆弱性显著抬升 。

　　（一）全球化解构与科技创新失衡，G7经济体内生动力不足

　　全球化红利消退，贸易壁垒抬升，技术交流受阻，发达经济体传统增长动能持续衰减。人口老龄化、产业空心化、贫富分化，共同压制G7国家内生增长潜力。新一轮科技创新虽不断突破，但成果转化不均衡，技术红利难以普惠全社会，不足以对冲传统产业衰退带来的增长缺口。

　　内生动力不足，各国只能依靠财政赤字与宽松流动性来托底经济。大规模举债、释放流动性的模式短期稳住了经济，但代价是国家债务规模飙升，通胀反复扰动，埋下长期金融隐患。

　　（二）疫情后G7债务货币大放水，宏观政策已逼近极限

　　疫情成为G7财政与货币扩张的催化剂。各国大规模财政纾困叠加央行量化宽松，政府债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时至今日，日元汇率剧烈贬值，美国、日本、欧洲长期国债收益率创出历史性新高，正是政策走到临界点的直观信号 。

　　高债务环境下，G7国家已经陷入两难：继续维持宽松，通胀风险卷土重来，货币信用遭受侵蚀；强行加息收紧，债务付息成本大幅抬升，极易触发债市动荡，冲击股市、汇市，引发系统性风险。政策工具箱已经明显收窄，过去依靠“发债+印钱”托底资产价格的模式，已经接近政策极限。

　　（三）全球财政‑货币‑经济均衡点面临破局

　　如果把全球经济视作一个整体，过去数十年支撑全球资本市场繁荣的底层逻辑正在松动。未来G7经济体面临两种路径：一种是硬着陆，爆发货币危机、主权债券违约，资产市场剧烈出清；另一种是软着陆，通过削减财政赤字、加税、压缩政府支出实现财政修复。无论选择哪一条路径，都意味着过去数十年支撑美日韩欧资本市场大牛市的核心推手——政府主动创造流动性，将迎来终结。

　　过去G7资本市场享受的繁荣，很大程度来自财政扩张与货币宽松的合力。表面上利率抬升，实际上货币总量仍在高速向经济体注入，这种“打左灯向后转”的政策模式，掩盖了债务与通胀的矛盾，维持股市、债市、楼市表面平稳。日元巨幅波动、美欧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都在预示这场流动性盛宴正在走向尾声。

　　（四）美韩的特殊处境：AI创新带来额外政策腾挪空间

　　美国、韩国与其余G7国家存在明显差异。两国宏观基本面同样深陷债务、通胀、增长的矛盾，财政货币政策同样面临约束，但AI革命性创新正在重塑产业结构与资本市场预期。AI产业带来的技术红利、资本开支扩张、企业盈利改善，为两国提供了宝贵的政策腾挪空间。但高企的政府债务和创记录的国债利率水平使得美国，韩国资本市场的未来确定性显著下降。

　　二、中国宏观政策自2021年起与G7国家分道扬镳

　　从2021年开始，中国宏观政策的取向，逐步和以美国为首的G7经济体走上不同路径。疫情冲击过后，国内积极财政与货币政策取得阶段性成效，但面对房地产泡沫化风险、中美贸易与科技博弈加剧，财政与货币政策转向收紧，防范资产泡沫、化解系统性风险成为重要目标。

　　随着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政策再次进行转向：财政政策转向以新质生产力为抓手的结构性积极，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尤其927新政之后，国内宏观经济仍处在对抗通缩、修复总需求的进程当中。

　　我国拥有低通胀的宏观环境，财政可以在历史低位利率水平开展融资；房地产市场可以依托极低的居民贷款利率进行修复；在中央财政支持下，地方政府债务通过化债机制、强化税收征管得到缓释。以上多重条件，共同构筑起中国进一步实施财政扩张、货币政策宽松的现实基础。

　　对比G7国家高债务、高通胀、政策进退两难的处境，中国宏观资产负债表整体健康，政策拥有独立的回旋余地，不需要被动跟随美联储的加息降息周期，为资本市场走出独立行情提供了宏观土壤。

　　三、产业维度：中美同处AI革命前沿，是引领未来全球经济增长核心动力

　　中美同样站在AI革命的最前沿。尽管AI对于宏观经济、就业的长期影响仍然存在争议，但AI技术革命带动我国出口高增长、提升制造业全球竞争能力，已是客观事实 。

　　但AI技术带来的K型增长是两国共同面临的挑战：技术红利集中于少数科技企业，传统产业、普通居民就业、收入分配受到冲击，贫富分化、就业结构失衡的风险上升。要化解K型增长带来的分配不均与总需求不足，需要财政政策主动发力，调节收入分配、扩大内需。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相对更加健康的宏观资产负债表，赋予我们更大的政策潜力。相比美国高政府债务、高居民杠杆的现状，我国拥有更大的政策操作空间，能够通过财政工具对冲AI革命带来的结构性副作用，实现技术进步与社会总需求的协同发展。

　　四、资产重估：从风险折价走向估值溢价，A股构筑独立行情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全球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定价，被两套旧叙事所绑架：一是G7经济体依靠债务驱动增长的可持续性；二是中国房地产下行带来的K型增长与长期需求不足。即便国内AI产业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动能，资本市场依旧承受外部叙事带来的风险折价，A股常常出现“外围市场感冒，中国市场吃药”的被动局面。

　　而在全球金融格局剧烈重构的当下，四大核心要素正在改变中国资产的定价逻辑：

　　第一，稳健的宏观资产负债表，叠加人民币中长期升值趋势。相比G7国家债务高企的困境，我国政府、居民、企业部门整体杠杆水平可控，财政风险总体可控，人民币汇率具备中长期韧性，能够抵御全球流动性剧烈冲击。

　　第二，AI创新带来外贸增长与微观企业竞争力提升。AI赋能高端制造，带动出口结构升级，一批实体企业实现业绩改善，产业基本面不再完全依附海外科技行情，拥有独立的成长逻辑。

　　第三，无风险利率处于历史低位，货币政策持续宽松。国内通胀温和，政策可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为权益市场提供稳定的资金环境。

　　第四，财政政策蓄力发力，新质生产力持续落地。财政不再走大水漫灌老路，而是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民生托底，推动实体经济盈利修复。

　　以上四点，将逐步扭转市场对中国资产的风险折价。中国股市的独立行情，不是完全隔绝全球市场波动，而是定价逻辑独立、基本面独立。全球流动性冲击、海外衰退、地缘冲突依然会通过北向资金、风险偏好渠道带来扰动，但市场的核心驱动力回归国内产业周期、企业盈利与国内政策。

　　过去全球资本把中国资产视作外围附属资产，未来中国资产将凭借自身宏观韧性、产业创新实力，实现估值重估，从折价走向溢价，真正走出属于自己的独立行情。

　　结语

　　全球金融周期正在迎来大转折。G7国家在债务、通胀、增长的不可能三角中苦苦挣扎，政府流动性扩张的时代走向尾声，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显著抬升。。

　　反观中国，宏观政策保持独立自主，拥有健康的资产负债表，AI产业快速发展，财政货币拥有充足的政策空间。A股独立行情的根基，根植于国内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当然，国内内需修复、地产风险化解仍有现实挑战，独立行情不会一蹴而就。

　　当全球资本市场越来越依赖政府流动性托底时，依靠真实产业升级、企业盈利改善驱动的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成为全球资产配置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风险提示：本文仅为宏观逻辑分析，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