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清朝末代格格街头叫卖烟卷，毛泽东赞：有志气，我来安排！

1954年，北京街头，章士钊、爱新觉罗·载涛和一位挎着木匣子的孩子擦肩而过。木匣里装着香烟，孩子不停吆喝，旁边的中年妇女也在帮着招揽生意。载涛认出了她，章士钊却愣了许久：这就是清朝末代格格爱新觉罗·韫颖。

眼前的人，早已没有旧照片中的绸缎衣裳和贵族气派。她穿着普通布衣，站在街边，和小贩一样讨生活。更让章士钊意外的是，韫颖并没有躲躲闪闪，叫卖时声音清楚，收钱、理货也十分麻利。

这一幕，源于章士钊偶然买到的一本旧书。

那是在北京古玩市场，他购得《满宫残照记》，书中收有韫颖写给溥仪的书信。信中文字秀雅，笔迹工整，还夹着几张旧照片。照片上的姑娘眉目清秀，举止端庄，看得出受过良好教育。

章士钊对清代历史颇有研究，便顺着线索打听韫颖的下落。经过查找，他找到载涛。载涛是光绪皇帝的同父异母弟弟，也是溥仪的七叔，对清末皇族的情况十分熟悉。

载涛没有直接谈宫廷旧事，而是先说起韫颖的童年。她出生于1913年，是载沣的女儿、溥仪的亲妹妹。按宫中称呼，她被称作“三格格”。虽然清朝已经在1912年结束，但皇室成员仍依照《清室优待条件》生活，韫颖幼年依旧被视为家中的掌上明珠。

溥仪比她年长许多，却很疼爱这个妹妹。韫颖小时候衣食无忧，身边有奶妈和佣人照料，还接受了读书、写字和礼仪教育。她后来回忆，童年时甚至不知道钱是什么样子，想要什么，只要开口就有人送来。

这样的生活没有持续太久。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第二年，溥仪迁往天津，韫颖也随家人前往。她从深宫走进租界，又从贵族家庭卷入军阀混战和日本势力扩张的大环境，命运开始急转直下。

1932年，溥仪在日本扶植下前往东北，建立伪满洲国。韫颖与丈夫润麒一同前往，此后长期生活在复杂而危险的政治环境中。她未必能够决定家族的方向，却无法摆脱“溥仪妹妹”这一身份带来的影响。

1945年日本投降，东北局势骤变。溥仪在逃往日本途中被苏军截获，后来被关押在苏联。韫颖则与丈夫失散，带着孩子辗转躲避，最后在东北通化一带生活。过去不会做饭、洗衣的格格，只能一点点学着料理家务，靠自己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这段经历改变了她。

新中国成立后，韫颖回到北京。父亲载沣于1951年去世，家中子女众多，她得到的财产并不多，只分到几间旧房。丈夫润麒仍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家里只剩她和老人、孩子相互照应，日子过得相当拮据。

载涛自己也早已不是王爷生活。没有旧日俸禄，他曾在北京德胜门外摆摊，售卖瓜果蔬菜和日用品。街坊认出他后，常有人打趣：“王爷也出来摆摊了？”载涛只是笑笑。对他而言，养活一家人比身份体面更要紧。

由于熟悉皇族旧事，载涛后来受到政府方面的重视，参加政协活动，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与马政、骑兵有关的职务。章士钊正是通过这层关系，见到了韫颖。

章士钊没有把她当成一段旧王朝的标本，而是把她当成一个有文化、有生活能力、又确实遇到困难的人。他向韫颖说明，愿意将她的经历和文章转交毛泽东，请她写一份自述。

韫颖起初有些迟疑：“我这样的身份，也能写吗？”

章士钊回答：“把自己的经历写清楚，交给组织看。”

1955年元旦前后，章士钊将韫颖的自述、旧照片和近照一并送到毛泽东处。据相关记载，毛泽东读完材料后，在信后写下：“走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有志气的人。”

这句话的分量，不在于她曾经是格格，而在于她已经从旧式家庭中走出来，靠劳动养活自己，也愿意接受新的社会身份。毛泽东随后让周恩来阅看材料，韫颖不久被安排参加北京东城区政协方面的工作。

对韫颖而言，这并不是重新获得贵族待遇，而是获得了作为普通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她曾经拥有过皇族称号，也经历过流亡、贫困和家庭离散，真正改变生活的，反倒是这份踏实的工作。

1956年，在有关方面关照下，载涛带着韫颖等亲属前往抚顺，看望正在接受改造的溥仪。临行前，大家商量见面该如何称呼，载涛说：“叫他大哥吧。”

多年未见，溥仪听到妹妹喊“大哥”，情绪十分激动。韫颖把家中的情况告诉他，也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对他们的关心。溥仪后来逐渐认识到，自己必须正视过去，靠实际行动重新做人。

1957年，润麒获释，夫妻和孩子重新团聚。1959年，溥仪获得特赦。1960年除夕，周恩来邀请韫颖一家吃饭，见面时还笑着说：“你在区政协工作，我在全国政协工作，我们是同事。”

从街头叫卖烟卷，到参加政协工作，韫颖的人生没有回到旧日宫廷，却走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她保留下来的，不是格格的排场，而是书信中的文字、摆摊时的自立，以及在困顿日子里没有放弃一家人的那股劲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