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初，吉林临江一带山河封冻，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正处在最艰难的阶段。国民党军把进攻重点放在南满，企图先解决临江，再转身北上。战场上，真正决定胜负的，不只是兵力多少，还有谁在关键时刻作出判断。
南满部队当时并不占优势。辽东军区下辖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及若干独立师，部队被压缩在临江、辑安一带，补给困难，兵员疲惫。有人主张暂时撤出南满，以保存实力；陈云、萧劲光等人在七道江会议上却坚持留下。
这个决定看似冒险，实际却抓住了国民党军的弱点。南满部队只要继续存在，敌人就不能放心北上，东北民主联军便能利用南北两地相互策应。于是，北满部队发动“三下江南”，南满部队则展开“四保临江”，双方把敌军牵制在长春、吉林和临江之间。
一保临江时，敌军由西向东推进，投入六个师。萧劲光没有让第四纵队死守临江，而是命其转到外线，攻击敌军后方。第三纵队所属第七师、第八师、第九师，则分别在四平、六道沟、凉水河子等地牵制敌人。
战斗并非由一个指挥员从头到尾统一推动。三个师各有任务，各自面对不同方向的敌军，最后合计歼敌四千余人。这样的部署，既减轻了临江正面的压力，也让敌人无法判断主攻方向。
春节前后，南满部队获得短暂喘息。休整十天后，敌军再次集结，调集五个师压向临江。第二次作战中，第四纵队继续向外线机动，第三纵队三个师成为战场主要力量，目标集中在敌第195师及其增援部队。
第七师、第八师担负主要攻击，第九师负责警戒和堵截。敌军援兵赶到后，也被纳入包围圈。随后，第三纵队又在战斗中歼灭敌第207师第三团一部。此战歼敌四千余人，临江方向的防线再次稳住。
有意思的是，第三次保卫临江时，萧劲光仍然直接参与部署。敌军名义上投入八个师，实际用于主要进攻的兵力约三个师另一个团。第三纵队与第四纵队一部协同作战，第七师、第九师负责北线，第八师和第十师分别阻击中、南两路。
欢喜岭一战，敌第21师一个团遭到打击，增援部队被第七师挡住，未能及时靠拢。随后，第七师、第九师转去支援第八师，对敌第91师实施攻击。三保临江的特点很明显：部队分路阻击，纵深穿插，军区首长直接掌握战役节奏。
这也解释了第九师师长徐国夫回忆中的一个疑问。按照他的叙述，一保临江时，三个师主要是分别执行任务；二保、三保期间，萧劲光多次到第三纵队部署，并亲临前线。换句话说，第三纵队虽然是主要作战力量，但纵队司令员并没有在前三次战斗中独立主持全局。
当时的第三纵队司令员是曾克林。1946年10月，他接替了原任职务，先后经历本溪保卫战和临江作战。曾克林并非没有作战能力，但在四保临江之前，军区对战役的直接指导较多，具体指挥权也就出现了上收的情况。
四保临江的指挥关系更耐人寻味。第三纵队与第四纵队一个师共同作战，曾克林名义上担任正职，韩先楚任副职。两人对攻击目标意见不同。曾克林倾向于选择较弱目标，韩先楚则主张集中兵力打击敌军主力。
据相关回忆，军区首长最终支持了韩先楚的方案。战斗重点由“打弱”转为“打强”，部队以相对较小代价歼灭敌军一个师另一个团，成为四次保卫临江中战果最大的一次。那一仗，也让韩先楚在战场指挥上的特点更加突出。
徐国夫后来认为，曾克林在四次保卫战中的实际作用有限，原因并不单纯是能力问题，而是指挥体系和战场分工造成的。前三次有萧劲光直接主持，第四次又出现曾克林与韩先楚意见不一的情况，纵队司令自然难以完全施展。
“这一仗究竟打哪里？”曾克林与韩先楚的分歧，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不能只盯着弱敌，得抓住主力打。”韩先楚的判断，最终被战役结果证明更具攻击性。
四保临江结束后，南满部队完成了由防御到反击的关键转折。夏季攻势随即展开，东北战局开始发生变化。曾克林此后没有继续担任野战纵队司令，1947年9月前后被调任辽南军区司令员。对一名经历过本溪保卫战、临江作战和夏季攻势的将领而言，这次调动既是职务变化，也反映出东北战场指挥格局正在重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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