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1983年腊月二十八半夜，县医院产房门口。
白炽灯管嗡嗡响，灯泡年久发黑。
我蹲在长椅边，头埋进膝盖。
产房里，杨婉如的声音越来越弱。
护士探出头：“难产，保大人还是保孩子？”我嗓子像砂纸磨过：“保大人。”院子里传来闷响，是我妈跪在腊月的砖地上求菩萨。
凌晨四点半，孩子哭了，哑哑的，像小猫叫。
杨婉如被推出来，脸色白得像纸。
她摸出一个信封塞进我手里，嘴唇动了动：“等没人的时候，再看。”信封薄薄的，轻飘飘的。
我攥着它，手指头捏得发白。
她躺在推车上，眼睛直直地望着我，里面有我说不清的东西。
01
腊月十四那天下午，我要是没出车间就好了。可我没出车间，人还是晕在了门口。
红星机械厂，机修车间。
我是主任，干了一辈子钳工活儿，手上有劲，腰板直，就是不招人待见。
三十岁没娶上媳妇，厂里有人背地里叫我“老光棍”，我听见了也当没听见。
车间门口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的，风卷着一层碎煤渣在地上打旋。
那天下了最后一班，我正弯腰收拾工具箱，听见外面有人扯着嗓子喊：“有人晕倒了！”
我扔了扳手跑出去。
一个女人歪在车间门口的水泥台阶上，蓝布棉袄，头发散着，脸蜡黄，嘴唇没有一丁点血色。
旁边围了五六个工友，谁也没伸手去扶。
我认出那是杨婉如。厂办原来的秘书，马厂长的秘书。
三个月前，她还是体面人。
穿的确良衬衫，头发扎得整整齐齐，见人就点头笑。
后来厂里传出风言风语，说她不要脸，勾引厂长想转正。
再后来，她就被调去仓库管账了，肚子也一天比一天大。
丁长贵从后面挤过来，拽住我袖子：“师傅，走。这事咱们沾不得。”
我没理他，蹲下去把人扶起来。她身上的棉袄薄的，搭在胳膊上能透风。她整个人比我想的轻太多，后背硌手，触到的全是骨头茬子。
我把她背起来，往厂医务室走。
丁长贵追了两步，还是跟了上来，在后面撑着她的腰。
医务室的周大夫戴上老花镜看了看，说是营养不良加上受了寒，得送县医院。
我摸遍口袋，掏出十四块三毛。不够。
自行车骑回家，柜底翻出存折。
里面是我攒了三年的钱，一百三十六块五毛，原本打算翻修屋顶的。
我妈坐在堂屋里纳鞋底，看我换了衣裳又要出门，停下手里的针，问了一句：“下班了还往外跑？”
我说：“送个人去医院。”
她没再问，低头继续纳鞋底，针在头皮上蹭了一下。
县医院在城东，骑车子要二十分钟。
挂号、办住院，护士催了三回，让先把钱交了。
我蹲在缴费窗口前面的水泥地上，打开存折看了看那串数字，又合上。
窗台上有层灰，手撑上去留下一个手印。
等我办完手续回到病房，杨婉如已经醒了。
她平躺在床上，眼睛睁着，直直地盯着天花板上一条裂缝。
我推门进去，她偏过头来看我，那一眼，说不清什么滋味。
“于主任。”她嗓子哑得厉害，像是喉咙里塞了砂纸。
我在床边凳子上坐下，想问她好点没，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那天晚上病房里住了四个人，两个是感冒发烧的，一个是工地上摔断腿的。杨婉如靠在枕头上一动不动，安安静静的，像一截枯了的树枝。
到了后半夜，我困得实在撑不住，趴在床边眯了一会儿。
迷迷糊糊中，觉得手指头被什么攥住了。
睁开眼，看见杨婉如半撑着身子，一只手死死拽着我的手指头，指甲掐进我的肉里。
她像是做了噩梦，眼睛睁得大大的，满是泪。
“你……救救我。”她说，嘴唇抖，声音很低，像是怕隔墙有耳。
我被她攥得发疼，没有抽手。
那天晚上我忽然想起我爹临终前说过的一句话。
他躺在炕上，咳得喘不上气，拉着我的手说：“刚毅，爹这辈子没别的本事，就记住一样，能拉人一把的时候，就拉一把。”
我爹于长河，在杨柳渡口撑了一辈子船。1978年，为了救一个落水的姑娘，大冬天的跳进河里，落下了一身病根，两年后就没熬过去。
我攥着杨婉如的手指头，回了一句：“你睡吧。钱我交了。”
她看着我，眼泪顺着眼角滚落到枕头上，湿了一块。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管这件事。
后来有人问我，我也说不明白。
大概是因为她抓住我手的时候，跟当年我爹从水里捞出来的那个姑娘看我的眼神一模一样。
都是那种，把所有的指望都压在你身上的眼神。
我没法不管。
02
杨婉如住到第三天，才断断续续把肚子里的东西倒给我听。
她说1982年春天，她被调到厂办当秘书。
马保是厂长，五十多岁，一双眼睛看人的时候带着钩子。
起初她以为是自己年轻能干，领导赏识。
后来才发现，马保每次让她去办公室汇报工作，总是把门关上。
她躲过，推过，也想过换个岗位。
但马保用一句话拿住了她：“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你进厂的档案我翻过，杨柳渡口那事，要是传出去，你在这厂里待得住？”
她说那句话的时候，眼睛直直地望着墙上那盏白炽灯，声音平静得像是说别人的事。
我问她：“杨柳渡口，什么事？”
她没有回答，就那么沉默了很久，才说：“我年轻的时候被人救过一次。”
我没有再追问。
后来她向我坦白了一切。
马保自称是当年救她的人。杨婉如感激他，心里纵然有百般不愿，也因为这份“救命之恩”而忍气吞声。马保说会离婚娶她。她信了。
然后她怀孕了，马保翻脸不认账。
三个月前，她去找马保，当着推开门，看见马保办公桌上摆着和妻子的全家福。
她刚要说话，马保的秘书把她拦住了，说她“思想作风有问题”，要调出厂办。
她说完了，把脸转向窗户，窗外的天灰蒙蒙的。
“于主任，我知道厂里的人都怎么说我，”她声音很轻，“他们说是我勾引了厂长。我解释不清的。你的钱，我会想办法还你。”
我坐在她床边，脚边是产房暖气片发出咕噜咕噜的水声。我沉默了半天，问她：“孩子，你想不想留？”
她愣住了。眼泪一下涌上来，她使劲点了点头。
“我娶你。”我说。
话一出口，我自己也愣了一下。
像是有人把我心里那扇门给踹开了，话就自己蹦出来了。
杨婉如睁大了眼睛，半天没有缓过神来。
她张着嘴，嘴唇抖了半天，才挤出一句：“于主任，你别跟我开玩笑。”
我说：“我没开玩笑。”
她低下头，眼泪啪嗒啪嗒砸在被子上，压着声哭，肩膀一抖一抖。
我没有碰她。
就在旁边坐着，等她哭够了，才说：“你安心养着，出院以后的事我来办。”
当天下午，我回厂里递了结婚申请。
消息传得比风还快。
才一个钟头，全厂都知道了。
食堂打饭的时候，有人敲着搪瓷碗边，阴阳怪气地喊：“于主任，好福气啊！”周围一片哄笑，笑得前仰后合。
我没回头。端着饭盆找了一张桌子坐下，低头扒饭。那天的包菜炒得齁咸，我一口一口全吃完了。
丁长贵端着饭盆挤过来，压低嗓门：“师傅，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全厂的人都在看你笑话！”
我扒着饭，没吭声。
他急了：“你娶她，你图啥？她肚子里的孩子是马厂长的！你这一辈子都要被戳脊梁骨！”
我把最后一口饭扒干净，放下筷子：“吃完了没？吃完了干活去。”
他气得跺了一下脚，走了。
晚上回到家，我妈听说了，碗都没端稳，哗啦一声摔在地上，碎成几瓣。
她指着我的鼻子，声音发抖：“于刚毅！你疯了！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蹲在地上收拾碎瓷片，手被划了一道口子，血渗出来，我没有停手。
“她不容易。”我说。
“谁容易！”我妈的声音高了八度。
我捡起最后一片碎瓷，扔进簸箕里，站起来看了她一眼：“爹当年跳进河里救人的时候，也没想过容易不容易。我跟他学的。”
赵丽琼没有说话。她站在那里，嘴唇抿成一条线，眼眶通红的。过了很久，她转身进了厨房，锅碗瓢盆响得厉害。
那晚我坐在院门口抽烟，抽到第三根的时候，看见杨婉如住院的费用单搁在窗台上。
我已经垫进去一百多块钱了，那是我攒了三年准备修屋顶的钱。
我妈没说错，我是疯了。
可我爹那句话，我记得清清楚楚——“能拉一把就拉一把”。
03
腊月二十三，小年。
婚礼没有鞭炮，没有喜糖。
老槐树下站了几个老工友，每人手里拎着一点东西：一包花生、两瓶白酒、一条用报纸包着的肥皂。
他们都没进门，放下东西就走，拍拍我的肩膀，什么都没说。
杨婉如穿着一件从旧货市场淘来的红棉袄，收拾得干干净净。
进门的时候在门槛上绊了一下，我伸手扶住她胳膊，她的肚子轻轻顶了我一下。
八个多月的身孕，走路已经费劲了。
我妈坐在堂屋正中央，手里捏着一把瓜子，没有起身，也没有说话。杨婉如走到她面前，腿一弯，跪了下去。
我伸手去拉她，她挡开了。
她跪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磕了三个头。额头磕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第三个头磕完，她抬起头来，额头上青了一小块，眼圈泛红。
我妈看着她，手捏着瓜子，捏得咯嘣响。
过了好一阵子，她把瓜子放下，起身进了厨房。
灶台上传来“咕嘟咕嘟”的声音，她在烧水。
过了一会儿，她端出一碗红糖水，搁在杨婉如面前的地上。
没说话，扭头回了里屋。
杨婉如端起那碗红糖水，手微微抖着，低头喝了一口。她喝得很慢，像是要把那个碗上的温度全部吞进肚子里去。
晚上，没有亲友闹洞房，只有墙角那盏白炽灯亮着，照得整个屋子一片惨白。杨婉如坐在床沿上，低着头发呆。我站在门口，不知道说什么。
墙外突然响起一阵鞭炮声，噼里啪啦的，毫无预兆。
我心头一紧，还没来得及细想，只见杨婉如整个人猛地缩了一下，肩头微微发颤，像是被那声音吓住了，又像是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怕。
我走过去，在黑暗里攥住她的手腕。她冰凉的手指反过来抓住了我的指头，抓得死紧，指甲都嵌了进去。那个力道，像是攥着一根救命稻草一样。
墙外的鞭炮响完了，有人喊了一声：“于主任好福气！”声音拖得长长的，带着笑。是嘲讽的笑。我没有应声。
过了很久，杨婉如的手才慢慢松开。她低声说了一句：“对不起。我吓得你连个安生觉都睡不成。”
我在她旁边坐了下来。“这话，以后不要再说了。”
婚后第三天，丁长贵来找我，吞吞吐吐地告诉我：马保托人捎了句话，说“于刚毅真是个好同志，替组织解决了难题”。
我在车间里站了十分钟，拿起扳手，拧了一下午的螺丝。那天的活儿干得特别快，车间的钳台被我擦得锃亮，像新的。
杨婉如开始一天一天好起来，脸上有了肉，走路也稳当了。她手脚麻利，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妈嘴上不说，但饭桌上开始多一双筷子。
那段时间家里的气氛怪怪的，谁也不多说话，但锅里的饭总归是热的。
腊月二十六，杨婉如从外面回来，手里多了一卷棉布条。
她坐在灯下，一针一线地缝着孩子的衣裳。
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她偏过头来朝我笑了一下，说：“也不知道是小子还是丫头。”
我说：“都成。”
她低下头继续缝，针脚密密的，匀匀的。
那是我这辈子头一回觉得，家里有个女人坐着，屋里就像是有了点人气。
04
腊月二十八这天早上，厂里放假了，我闲着没事，收拾了一下柜子。
杨婉如去院门口的水井边洗衣服。我翻腾到柜子最里面一层，摸到枕头底下压着一个硬硬的东西，抽出来一看，是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个小姑娘，五六岁的模样，穿着一件碎花小褂子，站在一条河边。
河水宽宽的，岸边种着柳树。
她咧着嘴，正笑，脸圆圆的。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钢笔写的，字迹已经有点洇了：“1978年6月17日，杨柳渡。”
我拿着那张照片，愣在原地，脑子里嗡嗡响。
1978年6月17日。杨柳渡。我爹最后一次下水救人的日子。那天是傍晚时候，太阳快落山了，我下工去渡口接我爹。
我刚走到河堤上，就听见有人喊：“有人落水了！”
水中央有一团黑影在扑腾。
我连棉袄都没脱就跳了下去，水冰凉，扎骨的凉。
我爹也从摆渡船上跳了下来，他水性比我好，先游到跟前，托住那人的头。
两个人费了半条命，才把人拖上岸。
是个年轻姑娘，十七八岁的样子，落水时间太长，已经不省人事了。
我跪在她旁边，给她按压胸口。
一下，两下，按了很久。
她“哇”地吐出一口水，咳醒了过来。
我爹站在旁边，浑身湿透了，嘴唇冻得发紫，哆嗦着说：“人没事就好。”
我当时想细看那姑娘长什么样，但她披头散发，脸上都是泥沙，又被晾着一层傍晚的暮色，看不真切。
我爹咳得厉害，我赶紧扶住他，两个人一步三抖地往回走。
那姑娘被人扶到岸边的大石头上坐着，有人围着照顾。
我没回头。
回去的路上，我爹一个劲地咳嗽，咳得腰都直不起来。
那一年他已经快六十了，那晚回去就开始发烧，烧了好几天。
后来，他落下了哮喘的毛病，一到冬天就犯，一咳就是一整夜。
1980年秋天，他躺在炕上，拉着我的手，说了那句“能拉一把就拉一把”的话。
第二天早上，他就走了。
我捏着那张照片，指尖发凉。
照片上的小姑娘，是杨婉如吗？如果她真的是那个落水的姑娘，为什么从来没提过？
门口传来脚步声。
杨婉如端着洗衣盆回来了，头发梢上带着水珠。
看见我手里的照片，她的脚步顿了一下。
我把照片放回枕头底下，装作若无其事地整理柜子。
“听你妈说，你年轻时候在杨柳渡待过？”她开口，声调平静。
“我爹在那撑过船。”我说，“我小时候常去。”
她没有接话。片刻后，她说了一句：“那个渡口，我也去过一次。”
我看着她，想追问，她已经转身去了灶间，点起火来做饭，柴火嗤嗤地烧着，火光照着她的侧脸，看不清表情。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枕边杨婉如均匀的呼吸声传来，又轻又浅。
我想要翻身再想想，翻了一夜，没想出个名堂。
我想问，但我知道，问她，她肯定也不会说实话。
我们俩之间，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谁也不敢捅破。
腊月二十八，她的预产期其实还有二十多天。但那天夜里，她忽然从床上坐起来，攥着我的手，脸色发白，声音抖得厉害：“我……肚子疼。”
床单上洇出一片暗红色。
她的手紧紧攥着我的胳膊，指节泛白。屋外风刮得呜呜的，窗棂子晃得厉害。
我披上棉袄往外跑，发动了自行车。
腊月的风冷得割脸，我蹬着车子，她坐在后座，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抓着我的棉袄后摆，指甲透过布料掐到我肉里，一声不吭。
到了县医院，急诊室的灯亮了。医生看了看，说胎位不正，早产加难产。要家属签字。
走廊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墙上的钟“滴答”响着，走一下，扎一下心口。
05
产房的门关得紧紧的，门楣上一盏红灯亮着。
护士拿了张单子出来：“家属，胎位不正，难产，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我不知道自己蹲了多久，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下。我看着那张单子，说：“保大人。”
护士看了我一眼，拿着单子进去了。门又关上。
过了不知道多久，院子里传来一阵声响。
我跑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往下看，我妈跪在院子中间，正对着产房的方向，腊月的砖地冻得梆硬，她直挺挺跪在那里，双手合十，嘴里念叨着什么。
风把她灰白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她一动不动。
我跑下去拉她：“妈，你起来，地上凉。”
她不理我，只是念叨：“观音菩萨，保佑大人孩子都平安。保佑大人孩子都平安。”
我说不起她，只好站在她旁边，风刮得脸生疼。过了好久，她才扶着我的胳膊站起来，膝盖已经跪得发青了，走路一瘸一拐的。
丁长贵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两个大暖水瓶。他满头是汗，棉袄领子都湿透了。
“师傅！我去找了三户人家！”他喘着粗气说话，从怀里掏出两个血袋子，“都是O型血，跟嫂子验过配得上！”
我看着那两个血袋子，嗓子一阵发堵。拍了拍他的肩膀，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产房里的声音断断续续的。
杨婉如的叫声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像是整个人在跟什么东西拧着劲。
我在门外站着，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单子，指甲掐进掌心里。
凌晨四点半，产房里传来一声哭，哑哑的，细细的，像是小猫叫。
护士推开门，抱着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包袱：“生了。儿子。五斤二两。”
我点了点头，却绕过护士，直接进了产房。
杨婉如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汗把头发全打湿了，粘在额头上。脸色白得没有一丝血色，嘴唇干裂，眼皮半睁半合。
她看见我进来，嘴唇动了动，像是想笑，却没有力气笑出来。
她抬起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信皮是牛皮纸的，没有封口，薄薄的。
她的嘴唇动着，我凑近了才听见：“等没人的时候……再看。”
我接过那个信封，手指头捏着纸皮，指节发白。
她把头偏过去，闭上眼睛，像是卸下了什么东西。
我站在床边，手里捏着那个信封。孩子在我身后的护士怀里哭着，我妈在门口望着，谁也没有动。
我深深地看了她一眼，将信封塞进怀里，在床沿坐下。
晨光从窗外透进来，灰蒙蒙的，照着她苍白的侧脸。她睡着了，呼吸浅浅的。
我伸手替她把被子掖好，那封牛皮纸信封贴着胸口，像一块烧红的烙铁。
06
天亮以后，我妈在病房里守着孩子，丁长贵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打盹。我揣着那个信封，下了楼，走到医院后面的杂物间。
杂物间里堆着旧担架、输液架和几捆泛黄的棉纱。我从口袋里摸出那封信，坐在一只倒扣的汽油桶上。手有点抖，拆了好几次才把封口撕开。
里面有两样东西，没有信纸。一张折叠的纸条，一个纸包。
我把纸条展开，杨婉如的字迹，整整齐齐，一笔一划，抬头写着：“刚毅，我写的这封信搁在这儿，你要是看了，我就什么都不瞒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