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3年10月，上海长宁区一幢普通居民楼内，邻居发现71岁的蒋梅英多日没有出门。她平时独居，和街坊相处融洽，即便临时外出，也常会打声招呼。这次异常沉默，让邻居们感到不安，随后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民警赶到现场时，屋内没有明显凌乱痕迹，家具摆放如常，床上还罩着床罩。掀开床罩后，一名老人平躺在床上，脸部盖着枕巾。现场人员很快确认，死者正是蒋梅英。
她的名字，普通人或许陌生，但在旧上海的广告画和香烟包装上，却曾有相当高的辨识度。蒋梅英出生于1913年浙江镇海一个家境殷实的家庭，受过较好的教育，还学习过英语。年轻时，她因外貌出众成为广告模特，曾被认为是旧上海颇有名气的美女之一。
“美丽牌”香烟的广告，让她的形象广泛流传。那是一个商业广告刚刚兴盛的年代，女性形象常被印在香烟盒、月份牌和橱窗画上。蒋梅英并非靠演艺谋生，做模特对她而言更多是人生体验，而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道路。
成名之后，追求者接踵而来。军统负责人戴笠也曾在到上海时邀请她参加舞会。不过，蒋梅英并未因此攀附权势。她后来选择与家境普通、性情稳重的周君武结婚，退出了外界瞩目的生活，和丈夫养育一儿一女。
新中国成立后，她继续在上海生活。由于早年社会关系，她曾受到有关方面的了解和审查，但没有证据表明她参加过反革命活动，因此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丈夫于1971年去世后，子女在外地发展，她不愿离开与丈夫共同生活多年的住处，便留在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独居。
真正改变她晚年生活的，是一名年轻民警。
1974年，长宁区公安分局江苏路派出所民警周荣鹤刚从部队转业不久。一次外出工作时，他从同事口中得知蒋梅英的身份和经历。后来，他利用工作便利了解她的住址与家庭情况，并以走访为名登门。
蒋梅英把穿制服的周荣鹤当作来了解情况的民警，便让他进屋。交谈中，周荣鹤不断追问她年轻时的收入、家庭财产以及与戴笠的关系。临走时，他突然抱住蒋梅英并亲吻她。老人受惊后将他推开，周荣鹤只留下一句：“这件事不要说出去。”
这不是普通的冒犯。对一名独居老人而言，侵犯者又恰恰是掌握治安权力的民警，恐惧很难随着客人离开而消失。蒋梅英把经过告诉了儿子，也向周荣鹤的师傅孙发仪反映。孙发仪安慰她，表示会留意徒弟的行为。
四年后，也就是1978年，蒋梅英仍决定向长宁公安分局写信反映。她在信中没有提出严厉惩处，只希望组织加强教育，并请求对事情保密。信中还写道，如果周荣鹤已经改正，也可以不再追究。遗憾的是，这封举报信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周荣鹤没有受到实质处分。
此后，他的职务不断变化，先后在派出所、分局信访部门工作，后来担任江苏路派出所副所长，1983年已任公安局团委书记。随着地位上升，他过去对多名女性的侵害行为也被压了下去。权力没有约束，反而成了他遮掩问题的工具。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全国严打行动展开。周荣鹤担心旧事被揭发，开始寻找曾受其侵害的人，试图劝阻她们作证。蒋梅英那封多年前的举报信，也成了他心中的隐患。
同年10月，他骑车来到蒋梅英家中，声称专程道歉，希望老人不要把当年的事情说出去。蒋梅英已经很久不愿再提旧事，只让他离开。邻居开门的声音传来后，周荣鹤更加慌乱。争执中，他将蒋梅英按倒，用手捂住她的嘴并掐住她的喉咙，直到老人失去呼吸。
他随后整理现场，将遗体放到床上，盖好毯子，关窗锁门后离开。现场看似平静，实际上隐藏着致命罪行。
专案组最初从蒋梅英的社会关系查起，却没有发现明显仇家。直到子女提到那封举报信，调查方向才转向周荣鹤。警方进一步取证后，周荣鹤的谎言无法维持，最终交代了杀害蒋梅英的经过。
案件经法院审理，周荣鹤被判处死刑。1985年7月，他被押赴刑场执行刑罚。那封被搁置多年的信，直到悲剧发生后，才重新进入案件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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