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和伊朗想给上合组织“升级”，注定适得其反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在中亚举行的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

中国领导人出席了此次会议，而俄罗斯和伊朗的领导人则提出一个引人关注的议题：要建立一个“上合联合议会”。

什么是联合议会？简单来说，就是类似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那样的跨国家、超国家性质的组织。

我们知道，欧洲从最初的煤钢共同体起步，逐步发展为欧洲共同体，再演变为今天的欧盟。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政治和社会层面也逐渐整合，各成员国逐步将部分主权让渡给超国家机构，比如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法院。这些机构作出的裁决，对所有成员国都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欧盟本质上是一个具有高度制度化特征的跨国邦联。

那么，为什么俄罗斯和伊朗现在也想在上合框架下推动类似的机制？其实，俄罗斯早在2015年、2016年就曾提出过建立上合议会的设想。当时正值2014年第一次俄乌冲突之后，俄方希望借此统一和协调上合成员国的行动，避免因内部意见分歧导致组织陷入空转。

如今，在第二次俄乌战争持续胶着的背景下，俄罗斯再次重提这一倡议，而伊朗领导人也公开附和，呼吁建立一个具有超国家属性的上合机构。

这很难不让人猜测：两国是否在峰会前就已达成某种默契？考虑到当前国际处境，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说到底，俄罗斯和伊朗在国际社会中正面临孤立，难以找到强有力的外部支持，于是试图将上合组织转化为自身对外战争的战略后盾，无论是俄乌战争还是美伊对抗。他们希望通过强化上合的凝聚力与捆绑性，推动成员国采取集体行动，从而为自己争取更多回旋空间。

我们能够理解这两个国家的动机，但必须指出，这种设想并不符合大多数上合成员国的实际利益。对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而言，上合组织不应成为个别成员对外冒险行为的“保险箱”。

试问：俄罗斯在发动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前，是否与其他上合成员充分沟通？伊朗在2023年支持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绑架以色列人质时，又是否征询过其他成员国的意见？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既然如此，又怎能要求其他国家为未经协商的行为承担后果，甚至被迫加入一个可能约束本国主权的超国家机制？

事实上，上合组织自诞生之初就有明确的定位。早在1996年“上海五国”时期，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就以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为核心目标，聚焦边境安全与地区稳定。2001年正式成立上合组织后，其基本原则始终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强调互信、互利、平等、协商。

换句话说，上合从来不是一个“谁闯祸、谁兜底”的责任共担体。相反，它更像一个安全协调与对话平台。即便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上合的作用也仅限于劝谈促和、提供沟通渠道，而非替成员国承担战略风险。

这一点在经济合作领域同样明显。中国曾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初期，积极推动将上合组织升级为自贸区，深化能源与经贸合作。但当时俄罗斯明确反对。原因何在？因为俄罗斯担心，一旦上合转向经济一体化，其在组织内本已因综合国力衰退而减弱的话语权将进一步被稀释。更重要的是，俄方忧虑中国借经济合作之名，加大对中亚的影响力。

这种结构性矛盾，加上印巴之间的长期对立、伊朗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俄罗斯深陷战争泥潭，使得上合在非安全领域的共识极为有限。即便是最基础的经贸合作，也因各国利益差异而举步维艰。印度加入后，情况更加复杂，成员国间的政治互信并未同步提升。

因此，与其幻想一步到位建立“上合议会”，不如回归务实路径。欧盟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从煤钢共同体这样具体、可操作的经济项目起步，历经数十年才逐步扩展至政治领域。上合组织面对的现实更为复杂：成员国涵盖东正教国家（俄罗斯）、无神论主导国家（中国）、伊斯兰国家（伊朗、巴基斯坦）、印度教国家（印度），甚至还有佛教为主的观察员国如尼泊尔、缅甸等。宗教、文化、制度、意识形态差异巨大，强行推进政治或主权让渡机制，只会适得其反。

正确的方向，应是坚定推进以经贸合作为基础的渐进式融合。只有在经济互信逐步建立、共同利益不断扩大的前提下，更深层次的安全乃至制度协作才有可能水到渠成。否则，连最基本的贸易便利化都难以实现，又谈何构建约束各国行动的超国家议会？

最后必须重申：任何国家都不能一边单方面发动战争，一边指望多边组织为其背书。上合不是战时联盟，更不是责任转移的工具。唯有尊重组织初心、坚持协商一致、聚焦共同发展，上合才能真正行稳致远。